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敌人的屠刀而立下的革命誓言。诗中的“主义”就是鼓舞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主义。为什么夏明翰能够大义禀然，慷慨赴死？就是因为他心中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终身，不惜为之牺牲的坚定信念。他坚信会有更多的“后来人”继承自己的遗志，坚信崇高的理想一定会变成现实。正是这种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鼓舞着他们前赴后继，一往无前。作为一种理想，一种信念，共产主义的感召里和凝聚力是被历史所确证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呢？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把握它的内涵及精神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可以说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所以，简单地说，共产主义就是被剥削被奴役的人类历史的终结和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开端。“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个阶段：人类获得了彻底解放，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了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真正把握。

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虽然美好，但却如水中月、镜中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看法的产生是对共产主义片面化理解的结果。其实，只要我们用过程的、全面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的共产理论，就会发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所谓的“终极目标”。有人把共产主义理解成现成的关于美好世界的图景，认为这一图景已又马克思设计好，我们只要等待有人把它变成现实，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其实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恰恰是人通过自身意识的觉醒、觉悟的提高现实自身完善和丰富性的过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被理解到的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它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被主体理解到和认识到的过程，因而不能由任何人设定，每一个个体都是在探索和认识的过程中接近它。正因如此，共产主义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正因此，共产主义才真正体现了“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阶段的本质特征。

共产主义不仅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更重要的在与精神方面的发展。有些人在理解共产主义时，过分地注重了“物质极大丰富”这样的字眼，而忽视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关键所在。生产里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归根到底不过是“基础”，人要实现全面发展，更主要的是从精神层次来实现。如果人没有提高自身修养的自觉意识，那么即使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又谈何发展？劳动怎么可能成为一种需要？也就不可能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谈到：“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囿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事物形式，而只有作为事物的抽象的存在；事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饮食与动物的饮食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马克思的这段话说明了物质作为基础固然是重要的，但主体自身的修养如审美的修养，道德的修养等，才是决定人的本质丰富程度及发展程度的关键所在。

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理想境界，又是一种发展现实。前者就贯穿与后者之中，并通过后者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一个个的社会进步所逐渐积累起来的过程。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文化上的没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因此，我们反对把共产主主义抽象化和空想化，不能因为它暂时以至将来很长时间内不能实现就视其为“乌托邦”，也不能因为现实状况与理想化模式的疏离而对现实生活一味批评指责。应该看到，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朝着共产主义这个大方向前进的，只不过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针对现阶段的发展要求，制定出一个个阶段性目标，循序渐进地走向共产主义。这正如登泰山，“岱宗坊起步，齐鲁青未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泰山的美好景致是要登到顶才能看到的。而欲登玉皇顶，必须拾阶而上，循序攀登。从岱宗坊起步，沿着6000多石阶，一级一级向上走，经过红门到达中天门，再艰难跋涉十八盘，跨入南天门，最后才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历程，也犹如攀登泰山，通过实现一个个阶段的目标，最后实现自己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正是根据共产主义这一特点，我们党制定了最高纲领与最底纲领。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党的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底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底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实现共产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同时，在每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党又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形成阶段性的行动纲领，这就是最底纲领。最高纲领为最底纲领的制定指明前进方向；最底纲领为最高纲领的实现准备必要条件。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每个人都很难活到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的那一天，但我们每个人如果都能实现这一目标努力着、奋斗着、一步一个脚印，先实现进期目标，并不断享受着这些成果与快乐，这种过程不是更丰富与精彩吗?。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

---人性与人的本质

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主体是人。作为亘古不变的永恒主题，人性及其核心——人的本质是哲学历史观无可回避的重大探讨问题之一，或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古今中外的思想史上，在人的本质属性这一问题上的探讨和争论，充分显示出人类对自身本质的高度关注。“人性论”是旧哲学探索人的共同本质属性的一种学说。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就有性善说、性恶说、性有善有恶说、性无善无恶说等。其中以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最具代表性。

在战国时期，孟子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的理论。性善论是孟子这个学说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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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的照顾要表现是人性和禽兽之性不同，人的生活高于禽兽的生活，因为人有自觉的道德观念，他指出，人的本性和禽兽本来是不同的，但由于有的人不知道保持自己的本心、本性，而把本心放了，善性丢了，结果变得和禽兽差不多了。因此，孟子十分强调“立心”、“养心”、“养性”，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善人、大人。

那么心、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孟子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也就是说人要不断地膨胀自己的心，才能认识自己的本性，人的本心、本性都是上天赋予的，人能够认识这些东西是上天给予的，就是侍奉上天了。

孟子认为，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特征。孟子是从人见小孩落井而自然产生不忍人之心而推出他的性善论的。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看见别人痛苦的心或“恻隐之心”。一个小孩行将落井，一个人看见必然立即前去搭救。这个人去救小孩一不是为了讨好小孩的父母，二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好名声传扬乡里，也不是厌恶孩子的啼哭，而是出于不忍人之心。孟子从这件事上就引出他的善性论，并进而导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萌芽（四端）如同四肢一样，是人生而应有的，而不是外力加给每个人的。

既然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为什么人们有善恶的不同呢？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四端”与生俱来，人人相同。有的人能成为善人是由于他努力培养与扩充这些“善端”。他认为圣人就是把这“四端”发展到完全程度的人。人都有“四端”，如果都能扩而充之，就都可以成为圣人。但有的人不去培养和扩充这些“善端”，所以不能成为善人。

孟子一方面把仁、义、礼、智说成人的本性，同时也承认人的感官欲望也属于人的本性。但孟子认为感性欲望是“小体”、“小性”，仁、义、礼、智是“大体”、“大性”，小体要服从大体，小性要服从大性。

孟子的性善论是其仁政学说的思想基础。孟子讲的仁政，就是把仁义等道德原则推广到全体社会成员身上。他说；亲亲是仁，敬长是义，“人人亲其亲，敬其长，而天下平”。每个社会成员都亲亲敬长，自觉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社会就会和谐一致，实现天下太平的局面。

但是，孟子的性善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错误的理论。这是因为：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先天道德论，把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说成先天就有的。而且其推论方法也是错误的。如果说见孺子入井而生恻隐之心是人生而应有的自救本能的话，而亲亲、敬长、忠君等道德观念则完全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决不是生而应有的。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推出仁、义、礼、智人皆有之，这在逻辑上是以偏概全、无类演绎的错误；孟子把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观念说成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性，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

孟子的性善论归根到底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

荀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人定胜天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并对后世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影响。荀子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性恶论”的人性理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是荀子的“性恶论”开宗明义的宗旨，也是其最终的结论。荀子认为，人之性是好利多欲的，凡是人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欲望追求，这是性中自有，无待学而有者，这种物质利欲的追求，就决定了人的性恶。由于后天的礼仪教化，而使人有恶变善，着就是“化性起伪”。（伪，即人为的意思，具有后天教化改造的意义）为了论证“人性恶”，荀子自设问答展开了论证。

首先，人生来好利，有嫉恶，好声色。如果顺从人的这种性情发展，就必然发生争夺，产生各种矛盾，最终造成暴乱，证明人性恶。

其次，人之行善，是师法教化而成，用不着圣王制礼义而理正。事实上，人们都要有圣王法师和礼义教化。

再次，礼义不在人性中，不出自人性，性是不学而能，不事而成。因为君子和小人的性同样都是恶的，君子所以为君子，在于积伪礼义，小人则不知道积伪，礼义之善是人为之伪，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在于能不能积习礼义，而其性是一样似的。

最后，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禹一样的圣人，然而在事实上却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圣人。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自己努力修养的结果。因此。只要努力积习，就可以成为圣人。

在荀子看来，孟子的性善论和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说，是不知性伪之分，是不知人之性，荀子认为，性为恶，通过人为之伪可以为善，这如同木材经过加工可以制成器具一样。“性”和“伪”是不同的，性是天然的禀赋，不待教化而有的；伪是待后天教化而成的。但是“伪”能化“性”。礼义为伪，查以矫正人性之恶，引导人性向善，这个矫正人性之恶而化为善，如同木材不直，经过外力矫枉为直一样。而且礼义不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但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

综上所述，荀子的性恶论的宗旨是后天的人为之伪，强调社会环境教育对人性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孟子主心，荀子主伪。荀子的性恶论及礼义理论比孟子的性善论有一定进步，但同时也有着严重错误。这是因为：

第一，生而有欲望要求，这此欲望要求是天然的、合理的，它本身根本不是什么恶，它上人类能生存下来以展下去的最根本的、最原始的动力。它们发展下去有可能使人趋向恶，也可能使人趋向善。人的欲望要求使人趋向善还是向恶，那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实现的，是后天影响和教育的结果，而不是人的本性使人趋向恶。

第二，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一样，归根到底是为君主专制主义作论证的。荀子在对待人性的看法上与孟子截然相反，然而其归宿却完全相同。孟子的性善论实质是主张人天生就是君主专制主义的顺民；而荀子的性恶论则是要人们通过对人性的控制和改造来适应君主专制主义。

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因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人性相对于人的本质而言，涵义较广，指人的各种属性，人的本质则是人的诸种属性中带有综合性的根本属性。概括地说，人的属性可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大类。自然本能不是人类独有的，亦不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它正是人类起源于动物的佐证。人身上的自然属性，是深深的打上了社会烙印、经过扬弃和“人化”了自然属性。它恰是人的本质定性、未完成性在后天活动中变化衍生的方向与可能的具体体现：人的饮食，不但能满足生存的需要，还有满足发展和完善的需要，有保持健康、发展体力和智力的需要乃至社会交往的需要；人的性欲满足，大都通过文明方式，合乎法律和道德的准则，两性双方都有选择，现代两性结合，更需以爱情为基础、自主自愿。可见，人的食色之性，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人过的是社会生活，在人的自然属性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形成了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区别于动物、使人成为人的东西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社会属性，如劳动、语言、思维、理性、主体性等，都是人的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属性。作为在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人的社会属性表现为人类共处关系中的依存性、人际关系中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交往性、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性和生产活动中懂得合作性。把握人的本质，关键是把握人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是社会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社会关系规定现实的人的本质，人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又在不断创造完善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本质是由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创造的，人的本质是自然历史的发展与人自觉活动的统一。人的本质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人的价值观体现和发挥作用的过程。

不要陶醉在对自然界的胜利当中

——环境、人口、社会协调发展

100多年前,恩格斯就在《自然辨证法》一书中指出，有两种不同的人类改变自然界、支配自然界的观点和生产活动，一种是不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观点和生产活动，另一种是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观点和生产活动。

不能够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观点，是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在古代奴隶制社会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直到17世纪末，在《圣经》创世纪篇思想的影响下，西方民族还相信，人在世界上享有上帝赋予的至高无上的特权，通过耕作和其他途径改变大地，是人的神圣职责，人类作用于环境引起的一切结果，都是无可非议的。

不能够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生产活动，是要遭到自然界报复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的第一步都能够取得对自然界的胜利，即都确实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出乎预料，常常把第一步结果又取消了。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储存水份的地方。还有，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砍光了长在山南坡上的森林做高山牧场，他们也没有预料到，这样竟把他们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推毁了，结果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泄到平原上。

恩格斯据此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那种不能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要认真吸取遭到自然界报复的教训；并预言，特别是从19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人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人类和自然界才会协调一致地得到发展。

今天，当人口急剧增长、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的巨大危机降临到人类头上，可持续发展问题为世界各国所关注时，我们更加感到了恩格斯告诫和预言的深刻意义和高瞻远瞩。

据资料统计表明，全球人口急剧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公元前400年世界人口约1亿，公元元年约为1.7亿，直到公元1650年世界人口始有5亿，1830年达到了10亿。此后人口增长速度加快，1930年达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达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每增加10亿人口所用去的时间从前到后分别是：450万年、100年、30年、15年、12年。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主要发生在18世纪中叶产生革命以后，是工业化的结果。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了“婴儿高潮”，使世界人口出现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急剧增长，人口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7%～2.1%的水平。

为了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人类付出了毁林开荒、变牧为农，使森林和草场遭到严重破坏的代价。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19世纪初，世界有耕地4.5亿公顷，到1987年扩大到13.7亿公顷，在1992-1994年间，耕地面积达到14.7公顷,比1982-1984年间增加了2%,而同期森林面积却减少了2.2%。1981-1985年，被砍伐的森林每年达到1139万公顷。毁林开荒、变牧为林，使气候变得干燥恶劣，加剧了土壤退化、沙化。据统计，全球每年有600万公顷土地变成沙漠，另有2400万公顷肥沃土地丧失经济价值。联合国1990年的调研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几乎1/6的植被面积遭受不同程度的土质降级，其中3/4甚至更多是起因于农牧业生产或毁林造田。同时，有大批动植物在森林、草场破坏中死亡，有的已经灭种。

还有，人类向环境排放大量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污染物，导致环境退化的事实更是人人有目共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普遍存在着“三废一噪”问题，大量的工业废渣、废液和生活垃圾，或直接污染表土，或流入江河湖海造成污染；大量废气的排放，造成了“温室效应”和“臭氧空洞”，恶化着全球气候。各种环境污染造成了大量鸟类、鱼类、草木等动植物死亡，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

中国的人口和环境问题更不容乐观。从1950—2000年，全国人口由5.5亿增加到了12.78亿，增长了129.9%，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虽然近年来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人口问题仍很严重。更荒谬的是，现在社会上的“贵族”阶层显摆自己，不再是比名车，比豪宅，而是比谁家生的孩子多。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由来已久，特别是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展以来，治理不力，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主要是森林和草原退化严重，水土流失与荒漠化呈不断扩张之势；水质污染和水源短缺严重，而有限水资源的浪费问题又十分突出；大气污染严重，汽车尾气、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的排放逐年增加；还有大量的工业废渣和城市垃圾的任意排放，成为大气、地下地表水的巨大污染源等等。最典型的近年在北方肆虐的“沙尘暴”已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去年4月北京有一场沙尘暴，当天“下沙”量有30万吨，每个北京市民当天“收获”40斤沙，可谓“满城尽带黄金甲”。人口与环境已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为此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制定了一套总体规划配套的法律、法则、制度、政策等等，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管理制度，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管理决策机制和政府协调机构，把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落实科学发展观，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禄水青山。

二是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维持低生育水平。重点做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

三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研制自然资源补偿收费和环境税收政策，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污染谁付费”、谁治理谁收费“的原则，明确责任。

四是推广清洁技术和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与循环经济。这方面潜力很大，应积极倡导。

五是将可持续发展法制化，实行强化管理监督。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发展战略，要有效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协调全球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现代生态环境问题已超越区域界限、国家界限而成为全球化的问题，各种生态危机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其发展方向与命运，与人类每个成员、每个区域、每个国家休戚相关，维系着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全世界克持续发展的实现，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共同责任。全人类自觉维持生态平衡，爱护万物滋生的环境，做到人类与自然界协同发展，世界的生态环境问题才有希望得到解决，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变成现实。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威力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列宁、毛泽东都非常重视科技的重要作用。列宁曾经要求党员干部“应该学会尊重科学”，并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的口号。毛泽东曾经号召人们要“向自然开战”、“向科学进军”，他把改良农具运动称为“技术革命的萌芽”，并称赞它“是个伟大的革命”。但是，对科学技术的革命性作用以及它给社会主义带来的严峻挑战作出敏锐反应的是邓小平。他认识到，“科学技术作用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不搞科研，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并言简意赅地高度概括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其中对精神和物质、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的哲学基本问题赋予了全新的内涵。

近数十年以来，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初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科技上进而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未来世界各国的竞争，将越来越首先表现为科技势力的竞争。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科学技术被亿万人民所掌握，就能更好地成为利用和开发自然、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力量。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地认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第一,科学进步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目前，要改变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的状况，加速市场经济体系的培育和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起了产业革命和劳动方式的变革，加速了产品的更新换代，引起了市场的商品结构的巨大变化；同时，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从体力型为主转向智力型为主，科技教育和科技人才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许多新技术、新方法，改变着资金市场和信息市场的面貌。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这些新变化，必须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方法，研究预测认识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达到经济运行的优化效果，形成科技进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互利互助良性循环。比如，近期讨论的大城市居民在银行办理货币业务排长队的问题，银行给出很多解决方案。增开窗口、增开网点、增加人手，这些也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根本途径我认为还应当是提高工作效率。而这需要科技水平进一步提高，比如让自动提款机更“自动化”功能更多，使银行信用系统进一步升级换代等等。

第二，科技进步决定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竞争。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与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成正比，经济部门中的科技含量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就越有竞争力。在工业发达国家，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科技进步的程度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因素和标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始终注要把先进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大量采用先进科技成呆武装各经济部门和生产单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经济实力极大增强，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要发展，也要采取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生产总值，起出一条经济腾飞的科技强国之路。

第三,科技进步影响着世界格局的演变，首先，从世界的经济格局上看，具有科技优势的国家，同时就是具有经济实力的国家，而科技落后的国，同时就是经济实力弱的国家。在科学技术竞争中，国家经济实力随着科技进步的快慢面升降，由此必然会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其次，从世界的政治格局上看，国际政治格局是以经济实力的对比为基础面形成的政治结构状态，科技以展的不平衡影响着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消长变化，即决定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再次，科技进步对大规模战争有重要的遏制作用，既然是科技实力决定着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科技竞争使武力战争手段成为了落后的或过时的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手段。

第四，科技进步决定着生间、产力社会形态的转变。人们预料，科技进步将导致人类社会向未来的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转变。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是高科技的两大核心技术，科技的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信息技术的革命，这将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即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转变的革命。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使世界成为网络化的“地球村”，届时，人类的活动范围人仅仅是在“地球村”里，还要直向太空。

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也有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产生了科技伦理问题。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运用于社会时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水体和空气的污染，大规模的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导致基因歧视，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企业经营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权的危险，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基因治疗、克隆技术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因特网可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大量有用的信自己是被歪曲的？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在21世纪，科技伦理问题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衽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重大问题。

小岗村的“包产到户”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

1978年以前，我国农村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大家都吃“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结果弄得广大农民“家无隔夜粮，人无三毛钱”，有的地区例如安徽省凤阳县的许多农民甚至开始过上了逃荒要饭的痛苦生活。凤阳当时的县委书记吴庭美回忆说：“从1956年到1978年，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农业县，一百万亩土地，几十万劳力，卖给国家粮食9亿6000万斤，但是吃了国家的回销粮食13亿4000万斤。就是这一百多万亩土地，几十万劳力，22年没给国家贡献一斤粮食，倒吃国家4亿斤粮食”象凤阳这样的贫困县，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少见。

穷则思变，1978年深秋，几乎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凤阳县的小岗村里，严俊昌、严宏昌和严立学领头召集18户农民，偷偷地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秘密会议”决定改变以往的生产方式，冒风险悄悄地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就是把农田、农具等由集体掌管的生产资料分给各农户，由各农户自己规划生产活动，村里规定一定的年终上缴产量，多余的粮食归自己，使责任落实到户。显然，这样做涉及到了生产关系调整的十分敏感问题。

当时，小岗村有20户人家，115人，其中两户是单身汉18户在家。由于“包产到户”那时被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倒退，所以小岗村的18户村民考虑，如果将“包产到户”公开干起来，肯定干不成，弄不好还要犯法坐牢。那个年月，人们的思想还被“一大二公”、“割私有制的尾巴”等一套极左的东西束缚着，大伙谈“包”色变，惟恐引火烧身。因此，18户村民订下契约，谁也不准把这件事说出去，要保住秘密，瞒上不瞒下。同时还安排好了后事，如果秘密暴露，上面来追查，就由几个领头的出面担责任；如果他们坐牢，家属就由其余人帮助照顾。那情那景，颇有一番“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味道。

“秘密会议”后，小岗村18户农民就开始不声不响地搞起了“包产到户”。第二年，难忘的1979年，这里的农民欢天喜地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大丰收。那一年，小岗村把他们的粮食产量有原来的3万斤，一下子提高到12万斤。那一年小岗人第一次向国家缴了公粮，家家户户的囤也装满了粮食。这一下子不仅小岗村激动了，整个凤阳县、安徽省也沸腾了。后来。“包产到户”虽然也遇到了不少的波折，但是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大力表彰与支持，不断完善与发展了起来。“包产到户”使小岗人扬眉吐气，摆脱了贫困，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真正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正是由于小岗村人的“创举”，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出了五个指导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在1984年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彻底废除，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统分结合的农业经济新体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温饱，这个长期困扰农民的社会难题，经过短短几年的改革，就得到了初步解决，其中，小岗村人功不可没。小岗村人“包产到户”的创举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实施所获得的巨大成果，生动地体现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是生产力作用用于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的性质，取决于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如果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能够促进其发展，反之，就会阻碍其发展。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决定社会根本性质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另一种是决定社会发展阶段性的经济体制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前者事关社会革命，后者则事关社会改革。无论是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革，首先都既是生产力作用于生产关系的过程，又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过程。

因此，就如毛主席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否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洗澡水脏了，不能把盆中的小孩也到掉
—————否定之否定规律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否定之否定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同时，恩格斯列举了植物界、动物界、地质学、数学、历史、哲学等大量事例来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普遍性。其中，恩格斯特别以大麦的生长过程为例，通俗地说明了大麦的生长一定要经过麦粒—植株—结实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恩格斯的科学论断遭遇到当时俄国资产阶级学者米海洛夫斯基的无理非难。米海洛夫斯基（1862—1904年），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人物，受孔德实证论和康德不可知论的影响，宣扬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张，攻击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事物的过程本可以划分为许多阶段，强行划分为三段是武断的。他说，从麦粒—植株—花—麦粒，至少是四个阶段，为什么非说成三个阶段呢？撇开其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立场、唯心主义观点之外，米海洛夫斯基他们错误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得否定之否定规律所说的事物发展必然经过的三个环节，即两度否定，三个阶段，只是指出任何事物发展过程都要经历一个从矛盾的潜在阶段到矛盾的展开阶段，再到矛盾的解决这样三个环节形成的一个完整过程。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内容从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共性，它与千差万别具体事物的具体发展过程中的标志各种质态、特点的自然阶段是不同的两回事。例如，恩格斯考察大麦生长过程经历了麦粒—植株—麦粒三个环节，这只是从规律性的层次上揭示了大麦的生长要经历麦粒（矛盾的潜在状态）—植株（生长，即矛盾的展开状态）—结实（矛盾的解决）这一否定之否定过程。恩格斯所举的例子并不否认大麦从麦粒到结实这一生长过程，可以根据其自然性状划分为多个自然阶段。如果从大麦生长的自然状态上看，还远远不止米海洛夫斯基所说的麦粒—植株—花—结实这四个自然生长阶段，甚至可以区分出麦粒—出芽—麦苗—麦秆—扬花—灌浆—结实等七、八个自然阶段之多。但是，这根本不能否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因为从出芽到灌浆中间的各个阶段，作为麦粒内在矛盾的展开阶段，本质上都是属于从麦种到结实的否定性的中介环节，从而其质又是同一的。而麦粒与所结出的果实从形式上看似一样，但以果实形式形成的麦粒则进入了一个更高级阶段。事物就是这样由低到高，曲折反复向前发展的。这因为花作为植物的器官是和植物一起构成，对麦粒的否定性环节，普列汉诺夫才机智地讽刺米海洛夫斯基，花是植物的器官，而作为植物的器官很少否定植物，正如米海洛夫斯基的头很少否定米海洛夫斯基一样。

其实，我们在考研过程中常见到一些人在工作多年以后又返回头来学习考研，也是这个道理。社会的快速发展，知识的不断更新要求新世纪人才欲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占有优势，就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掌握更多技能知识，学习—工作—学习，这是人生成长的必然轨迹，前后两次学习形成一致，但后一次显然比前一次级别更高，程度更深，考研正是我们实现更高层次学习的重要途径。在我读硕士的时候，我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还曾出现过父女同读我系研究生的奇闻。父亲是一位来自四川某校的老师，四十多岁了，他能经过严酷的考研磨炼，与女儿携手并进，考试成功。我们都为这父女俩报以佩服的目光。

否定之否定规律所以能够成为整个世界的普遍性法则，其根源首先在于任何事物内部，都内在地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唯物辩证法说的肯定，其本质含义是指事物保持自身的倾向；否定则是指事物自身促使其灭亡的倾向。肯定和否定作为对立的统一，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对此，黑格尔有一段形象的说明：“譬如说，财产与债务并不是特殊的独立自存的两种财产。只不过是在负债者为否定的财产，在债权者即为肯定的财产。同样的关系，又如一条往东的路同时即是同一条往西的路。”斯宾诺莎曾提出“一切规定都是否定”的论断。他说：“说任何一物是有限的，其实就是部分地否定它的某种性质和存在”。所谓“有限”，是指事物具有一定的规定性，具有某种性质和形状：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它不具有任何别的性质和形状，它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某一事物是有限的，具有一定的规定性，这是肯定：同时它不具有别的性质和形状，这是否定：所以，“规定就是否定”否定相对于肯定来说，具有更高、更为丰富的含义，深入地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和职能，必须对辩证的否定观作全面的把握。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曾经出现过一个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他们宣称，无产阶级应当创造出与以往文化毫无共同之点的自己更高类型的文化，要抛弃全部的“过去”。扬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技术以“革命的摧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的几何学、数学、天文学。他们的诗人写道：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将拉斐尔火葬，我们要把博物馆破坏，将艺术的花朵摧残。他们断言，革命前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面对这些貌似革命、左得出奇的叫嚣，列宁称之为“昏话”。斯大林对这些人嘲笑说，他们由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穴居野人”。在我们过的“文化大革命”中，也一度出现借口“革命大批判”，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把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律冠之以封、资、修的罪名，一概抹煞。这样做的结果是单纯的形而上学的否定，外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被抛弃了，“孔子被打，康德被毁掉”。这样建立起来的文化是专制的文化、粗暴的文化。其教训是深刻的。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辩证的否定首先是事物自身的一种否定。它不同于把一只昆虫踩死，把一粒麦磨碎，或者写一个“A”，然后又把它涂掉等等，这些否定是外在性的，形而上学的否定。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辩证的否定不是从事物外部任意强加给事物的，而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事物正是通过自我否定而实现“自己运动”的。例如，死亡对生命的否定。即是说，死亡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生命之外而对生命进行否定的，相反，死亡就包含在生命之中，是生命的自我否定。实际上，任何一种生命活动的存在，都是以自身构成要素的不断死亡即新陈代谢活动为条件的。其次，辩证的否定又是发展的环节，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辩证法看来，世界永远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的，它迟早要被否定。世界上已经发生的一切永无止境的发展变化过程，其实质就是不断发生的辩证否定的过程。所以，列宁把否定看做辩证法中最重要的因素。辩证的否定又是联系的环节。新旧事物是通过否定环节联系起来的。新事物产生于旧事物，是以吸取和改造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础。因此，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是有所保留的否定，从而把自己与先前的旧事物联结起来。氧化说对燃素说的否定，是近代化学理论发展中的一个典型例证。恩格斯指出，“在化学中，燃素说经过百年的实验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些材料，借助于这些材料，拉瓦锡才能在普利斯特列指出的氧中发现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物，因而推断了全部燃素说。但是燃素说者的实验结果并不因此而完全被排除。相反地，这些实验结果仍然存在，只是它们的公式被倒过来了，从燃素说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用的化学的语言，因此，他们还是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集发展性和联系性于一身的辩证否定也就是“扬弃”。黑格尔说，我们必须记取德文中aufbeben（扬弃）一字的双层意义，扬弃一词，即意谓保存、保持，有意谓取消舍弃。即扬弃既有克服，又有保留。它超出了单纯理智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方式。辩证的否定观同形而上学否定观的对立之一，即是表现为是否承认扬弃的问题上。形而上学者孤立地、绝对地看待肯定和否定，不承认任何联系。哲学史上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他只看到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荒唐，却看不到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简单地把他们一并抛弃。这如同看到洗澡水脏了，就把它连同盆中的小孩一起倒掉一样。恩格斯就此批评费尔巴哈：“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伟大的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清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辩证的否定就其完整性来说，不但是对肯定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对否定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辩证的否定知识到了否定之否定的阶段，才能展现出它的全部内涵来。如果对否定的理解，仅仅限于变革肯定性的事物，使一物变为他物，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事物辩证发展的完整过程，就会把发展仅仅看做一系列否定的无限过程，也就看不到一事物究竟如何自己发展自己，如何自己完善自己的辩证运动过程。否定之否定的三个环节表明，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必定要经历三个阶段两度否定实现的，并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和丰富的内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质在于揭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从矛盾潜在到矛盾展开再到解决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示，客观事物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表现为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的前进过程。

谁敢横刀立马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1892年,一个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初访恩格斯,他心情激动,难以抑制的感情涌了上来,对恩格斯百般称颂：“您是国际社会主义的领袖。看见您就像见到马克思还活者，啊，你是马克思的化身！”

恩格斯莞尔一笑，一个手势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噢…噢…噢…噢…年轻的同志！……够了！在我们社会主义者之间，干吗这样互相恭维？不能更热切些吗？”

1894年5月，普列汉诺夫首先给恩格斯写了信，信中称他为“导师”。5月21日，恩格斯复信，第一句话就是：“首先请你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叫恩格斯。”

反对个人崇拜，尊重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共同具有的品格。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基本的群众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内，“彭德怀同志改诗”也曾被传为佳话。彭德怀元帅战功卓著，声名远播，但从不居功自傲。他一生光明磊落，胸襟宽广，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说话办事处处自觉地以人民群众为重。1958年“八一”建军节，彭德怀偶然在一家部队报纸上，看到了登载的毛泽东过去写给他的一首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首诗是毛主席在30年代一方面军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写的。当时陕北的马家骑兵趁我军刚立足未稳，，大举进犯企图消灭我军。当时任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马上给毛主席拟发了一份电报，建议给马家骑兵一个沉重的打击，狠狠教训他们一下，以巩固陕北根据地。电文中讲到陕甘地形时，有“山高路远沟深”字句。电报发出后，彭德怀就去看地形，准备具体部署部队作战。回来时，他看到桌子上放者的毛主席同意打仗的回电，以及电文中的这首诗。诗的第一句，恰好是给毛主席去电中关于陕甘地形的字句，但其中的“沟深”，被毛主席改成了“坑深”。彭德怀说，由于当时情况紧急，也顾不上同毛主席商榷关于诗的事。后来有一次见到毛主席，曾当面对毛主席讲过，要求把后面的一句“惟我彭大将军”改成“惟我英勇红军”。他认真解释说，仗是战士们打的，指挥也不是我一个人。毛主席当时笑了笑，还表扬彭德怀谦虚呢！不知怎么回事，20多年过去了，报纸还是又将毛主席的这首诗原样照登出来了。彭德怀看着诗，心里很不安。他想起了牺牲的烈士们，没有他们，哪有我彭德怀的今天？他也想起了千千万万支持和拥护革命战争的老百姓，没有他们，哪有我们党和军队的今天？想到这里，彭德怀在大家面前，神情庄重地拿起笔，把最末一句诗改成“惟我英勇红军！”毛主席写诗赞扬彭德怀，彭德怀改诗歌颂红军，充分体现出在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著的领导功绩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关于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唯心史观同唯物史观的观点根本对立。唯心史观奉行的是夸大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贬低和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大作用的英雄史观。19世纪末。德国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家，极端的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先驱尼采是一个典型的英雄史观者，他鼓吹的是一种臭名昭著的“权立意识”理论和“超人”理论。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他认为，每个个人的活动，都是受权利意志支配的无一例外。而每个人所据有的权力意志又是不等同的，强者、上等人、贵族老爷们头脑里的权力意志生来质优量大，弱者、下等人、奴隶等级的人头脑里的权力意志生来质劣量小。他认为，前者创造了“主要道德”，是承认生来具有的的自然尊贵，并通过这种承认而变成尊贵，起行为和思想特征是献身、忠诚、尊严；后者产生的是“奴隶道德”，是有关功利、便宜、欲念的道德，其特征是无力的怜悯和对自由的本能渴望。前者是高尚的、忠诚的人；后者是愚蠢的“贱氓”，是只知道从垃圾堆拾取蝇头小利的“最佳食肉兽”。他认为，强者、上等人、贵族是天才。是“超人”，只有这些人“才能对人类的发展作出正面的贡献”，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由天才和超人创造的，“无天才即无历史”。他还鼓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把人类历史描绘为强者和弱者两个种族的永恒斗争。他预言形成统治欧洲的新种族等级，即国际性的统治种族不可避免地要建立“欧洲合众国”。他宣扬为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而进行大战的必要性，鼓吹欢迎欧洲各国的军国主义化，并把军国主义看做复兴人类的手段。可见他的“权力意志”理论和“超人”理论，这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后来事实也证明，尼采的理论确实是希特勒法西斯的理论基础，给欧洲给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所以人民群众就是指一切创造世界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人民群众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毛泽东的这些话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发展史同时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等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没有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社会就不能生存，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劳动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基石和源泉，例如，马克思指出，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毛泽东同志讲过，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他又概括地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即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

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是不可能推翻旧制度的，人民群众的同情、支持和参与是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又是新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的积极创造者，劳动人民的巨大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决定着整个运动的结局。尤其是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担负着推翻剥削制度、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

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承认杰出人物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杰出人物英雄人物是人民群众群体中的卓越成员，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同承认杰出人物的重大历史使用是一致的，并非是对立的。列宁指出：“群众是划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下，阶级通常是有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所以，杰出人物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人物，不能将其排除在人民群众之外，群众划分为阶级，阶级由政党和领袖来领导，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不然包含着杰出人物的重大历史作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就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因此，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也就是时势造英雄。

杰出人物发挥自己的重大历史作用，不能脱离实际，也不能脱离群众。人们不是凭幻想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社会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能有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只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么他们就会陷于唐·吉诃德式的到处碰壁、一事无成的境地。杰出人物密切联系群众，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有力量，斯大林结合希腊神话故事，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曾说，在古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叫安泰，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伊的儿子，他对这位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他是大家公认的无敌英雄。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无穷的力量。可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害怕别人用什么办法使他离开地面。后来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这个弱点，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叫海格立斯，在决斗时，把安泰举到空中，使他无法靠近地面，就这样在空中把安泰扼死了。斯大林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领导人物，不能像安泰那样脱离群众母亲，应同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承认的群众母亲保持密切联系，才能有力量有把握，始终不可战胜。

同样的道理，今年NBA季后赛中，我们看到了两个英雄的背影远去，一个麦迪，一个是科比。他们是火箭和湖人的英雄，但他们凭一己之力无法挽救球队的命运。篮球是一项集体运动，当姚麦联手砍下五十分而火箭替补竟一分未得时，当科比连续四场得分在五十分之上而湖人的“群众”们只能欣赏其球技而不能再输给他一丝真气时，这样的火箭“坠落”，湖人沉沦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在竞技场上，英雄创造不了奇迹，历史舞台上，英雄又能如何呢？

比萨斜塔试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2000多年里，人们一直相信物体坠落的速度和它的重量成正比。因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主要著作《物理学》中是这样告诉人们的。人人都看到凋落的枯叶缓缓下降，而成熟的果子却像石头一样迅速坠地。然而，人们也不只一次地看到另一种情形：两块从悬崖上落下的石头尽管大小悬殊，但是都同时落到了深谷的底部。可是，人们并没有去理会它，让发现真理的机会从眼皮底下溜走了。而近代物理学家伽利略，于1590年春天在意大利比萨市著名的比萨斜塔顶上，手里拿着一个铁球和一颗铅球（大小相等、重量不等）从塔顶同时向下拋去，结果同时着地。这个试验十分简单，不要求掌握精湛的技巧，也不需要使用专门的设备，只要从屋顶上拋下两个不同重量的重物就行了。显然，任何人都会做这个试验。可是，在19世纪漫长的岁月里，却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伽利略独具慧眼，看出了破绽；其他的人都因为把亚里士多德的力学奉若神明，2000年来一直没有识破这个错误的结论。

伽利略的比萨斜塔试验，用哲学的观点解释就叫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人类生活的漫长岁月里，人们常常是自发地运用这个实践标准去检验自己的认识。可是在许多哲学家那里，却偏偏不理解这个事实，或者故意不承认这个事实,主张"此亦---是非,彼亦---是非"的虚无主义.多数哲学家也肯定要有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是什么,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唯心主义都主张主观标准,有的以“圣人”意见为标准，汉代的杨雄说：“万物纷纭，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在我国，自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以孔子的言行为衡量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提出“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在欧洲。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圣经》作为鉴别是非的标准，凡是《圣经》上载了的，都捧为真理；凡是违背了《圣经》的，都被斥为邪说，例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真理，但它违背了《圣经》的“上帝创世说”，因而被打成异端邪说，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罗马教廷在审判伽利略时，就指控他“根据哥白尼的假定”，宣传了“包括反对圣经的真正精神和权威的各种原理”。

这种以圣人的意见或教条作为真理的标准是错误的。因为已有的意见或教条。不管它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能作为衡量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如果非要把圣人的意见或教条作为标准，那就一定会导致迷信。

还有一类实用主义者主张以“有用”或“效果”为标准。美国实用主义者詹姆斯说：“凡是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并使我们获得效果的东西就是真理，这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公然说，上帝的观念是真理，因为“上帝的观念至少能给人以安慰的效果”，“至少可以给我们以星期日休息的利益。”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真理对于指导人们的实践有用，这是真理对实践的功能性，是真理的价值性。但有用的不一定就是真理，暂时没有用的也不一定就不是真理。“有用即真理”，首先，把真理的由用性和客观性混为一谈，以有用代替客观；其次，抹煞了真理和谬误的原则界限；再次，“有用即真理”和：“人造真理”是联系一起的，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标准。

马克思主义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真理的客观标准问题。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真理标准的一个经典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实现了一个伟大的变革。

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后来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些外国地质学家认为我国是贫油国。说：“中国永远不能生产石油”，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全面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指出新华夏主要凹陷带，对储存石油有较好的条件，东北平原、渤海湾和两湖地区可以进行勘探。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究竟哪一种正确，光在理论上争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通过石油开发的实践，大庆、大港、胜利、任丘等大油田的相继发现，宣告了中国贫油论的破产，证明了李四光地质理论的正确。

19世纪德国作家歌德有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这就是说，一切理论，包括正确的理论，都是一定条件下具体实践的产物，而实践和理论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践发展了，理论也必须随之发展。因而，不管什么理论，不管什么人的著作，什么人说过的话，办过的事，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个观点立不起来，判断是非就没有客观标准，思想就不能真正解放，就会堵塞真理发展的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是说任何时候的实践都可以完全证明一切真理和驳倒一切谬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是一个过程，某一具体阶段的实践，总要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因而，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即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一个辨证的过程。

实践标准的绝对性是说实践所证实的理论都是客观真理，它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新的实践对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只能丰富它、发展它，而不是推翻它。例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近代物理学的创立，并没有否定牛顿力学在一定范围内是真理。事实上，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由实践证实了的理论都具有客观真理性，有绝对真理的颗粒。而且，就人类的认识按其本性，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每一个真理的获得都是对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的接近。其他星球是否有生命？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今天的实践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但随着宇宙航行、天体物理、现代生物学等科学技术和实践的发展，将来一定会作出正确的回答。

实践又是不断发展的，某一具体阶段的实践对认识的检验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发现放射性元素以前，人们根据当时物理、化学实践作出了元素不能相互转化的结论，这个结论得到了实践证明，是科学真理，它反映了化学元素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的相对稳定性。但是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原子核的放射现象和原子核的反应以后，又证明一些元素能自动地衰变为其他元素，而且也可以人工地使一些元素转化为另一些元素。在新的实践条件下，科学家作出了元素可以相互转化的科学结论。确定了“化学元素不能互相转化”的原理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才是真理，超出了它的应用范围，就是错误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其个别原理、个别结论也会被适合于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新原理、新结论所代替。所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要坚持二要发展。

居里夫人的“奢望”


——说说价值观



在科学史上，至今只有两个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其中一人为居里夫人。此外，她还获得8项其他科学奖金、16枚各国科学奖章、25个国家的107个荣誉头衔。但是，他心目中只有“忘我的事业”。没有名利。对于金钱，她说：“贫穷固然不大好受，但是富裕却也没有必要，甚至是很讨厌的。”在发现镭之后，居里夫人说：“镭是一种元素，它属于人民所有，任何人不能拿它来发家致富。”她没有为名誉所陶醉。当记者蜂拥而至的时候，她异常冷静地说：“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不应该注意人。”同时代的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在所有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惟一不为荣誉所颠倒的人。”居里夫人在《我的信念》一文中写道：“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最大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被一件忘我的事业的进展强烈吸引，没有闲暇，也无热情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的惟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

居里夫人的价值取向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科学事业发展而忘我工作，为国家，为社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的去做贡献。两获诺贝尔奖金，这是社会对她的回报与尊重。居里夫人的价值观正是我们所倡导的正确的价值观。人的价值包括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两个方面。社会价值是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个人价值是个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两者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价值是人的价值的主导方面，个人价值从属于社会价值，应将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因为个人的贡献是实现社会进步的源泉，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基础。居里夫人的青史留名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如德国诗人歌德所说：“你若喜欢自己的价值就先为社会创造价值。”

讲到这儿，想起了上个月在北大听的一场报告，这是现在我们政治教师学习的典范——方永刚教授作的一场报告，我自己一向自信的是在中国讲政治我应该是第一流的，确切的说，应该把后面的“流”删掉。听了方教授的课我更坚信了这一点，虽然他的课很有激情，但明显的是理论说教还是多了一些，如果不是他吼叫着讲，我会睡得很香的。比如他妙解“和谐”二字，和就是人人有粮吃，谐就是人人都能畅所欲言，早在两年前我就给学生这样解释过了没什么新意。然而当我得知坐在讲台上这位教授是一位癌症患者多次做过化疗的人，心灵还是会有深深的震撼，我讲课他讲课都可以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收入，但对他这样一个重症患者，挣钱是没多大意义的，这从一个侧面看他比我高尚多了，我猜今年他一定是“感动中国”的人物，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因为信仰，而我不是，我真的很难达到他对马克思主义那么痴迷的境界。但转念一想，又可以聊以自慰的是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不能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象居里夫人，方教授那样或为事业或为共产主义信仰献身。

在今天。只要我们多能考虑社会他人的利益，多做一点贡献，社会的确会给我们相应回报的，我非常认同这一点：我认真备课，努力帮考生考上研究生，他们会告诉自己的师弟师妹考研时听我的课，看我的书，我的名气大了，收入多了，就有了继续为考生们提供更好服务的基础，这样的“良性循环”不也很好吗？

雪化了是春天

------谈创新精神

每次到游乐园里,我都不敢尝试太过惊险的游乐项目,象坐过山车每次都有跳楼的感觉,坐完了总会再加速心跳二十分钟,不过有种空中单轨缆车我倒坐的乐此不疲,从地面看似很惊险,真正坐上去却感觉超稳定,我觉得发明这玩意的人的确是个人才,后来我查了轨车的发明者是法国工程师拉尔廷纽.

19世纪拉尔廷纽.在非洲阿尔利亚工作,那里的铁轨由于要穿越茫茫沙漠,铁轨常常被风沙湮埋,列车不是出轨,就是翻车,人们几乎不敢出门旅行.拉尔廷纽开始思考这一问题:搬走沙漠不可能,那段铁轨怎么样才能离开黄沙呢?一天,他的脑海里突然认出"沙漠之舟"----骆驼驮着重物先进在沙漠中,多么稳当.于是拉尔迁纽得到了启于,变双道铁轨道单道铁轨,然后架在空中,车厢横跨并悬挂在铁轨两边,这种情形就如同骆驼驮物一样.不久,这种被称为"跨坐式单轨电车"的新型电车出现了.他的这一发明突破了铁轨建在地面上的固有思路,充分体现了创造性思维的作用.因此,我们应积极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并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以便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年前的人就能大胆突破传统思想束缚,勇于创新敢于创新,创新的精神更应该是今天世纪人才必备的品质,遗憾的是中国人这方面做的并不好,在中国,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样一则笑话:小学语文老师考学生: “雪融化了是什么?”一个学生回答: “雪化了是春天.”老师说: “错.答案是泥水.”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整个世界的发展,就是新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的过程.因此我们看待和分析问题就要有创新精神,站在上升,前进,发展的立场上,去促进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成长和壮大,实现事物的发展.老师的答案虽然是 “标准”的,但他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违背了教育规律.作为教师,要破除思想僵化,墨守陈规和安于现状的旧观念,鼓励学生的创新思想,发散思维.创新思维的一个表现,就是敢于打破常规,进行逆向思维..学生勇于打破常规的做法,是应该鼓励的,因为只有学生们具有创新意训,我们的国家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后续力量.所以江泽民同志说: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保生机的源泉.

这里要特别提醒报考理工类研究生的同学,现在在理工类专业的研究生复试当中,导师师特别注重考查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创新精神,我们考研也不能眼高手低,光去死读书.在专业方面要注重提高自己的操作能力与创新水平.否则很有可能出现初试成绩排名第一,复试之后却榜上无名的悲惨结局.

推 敲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分为两个阶段的，一种是人在实践中通过感官对事物外部形态的直接的、具体的反映的感性认识，一种是人通过思维对事物内部联系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的理性认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提升，前者是认识的低级阶段，后者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只有将我们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个阶段，才能更清晰更深入地去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质。所以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有这样两则故事,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因为我们上中学时这都是教科书中的典范文章,一则故事叫做“扣盘扪烛”，说从前，有个生来就双目失明的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太阳。他很想知道太阳是什么样子，便去向明眼人打听。别人拿来一只铜盘，告诉他：“太阳的样子就像这个铜盘，是圆圆的”。瞎子接过铜盘敲了敲，听到发出响亮的声音，便满意地走了。过了几天，瞎子听到当当的钟声，以为这就是太阳了。旁人对他说：“不对，太阳是会发出亮光的，就像点燃的蜡烛一样。”于是瞎子又找到一根蜡烛摸了摸，记住了它的形状。有一天，他偶然碰到一根竹萧，不禁高兴地叫到：“啊哟！我摸到了太阳。”这则故事中，瞎子想从感性认识开始认识事物，这在方向上是对的。但他不了解感性认识的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味依赖于自己的感觉，而忽视大脑这个思维器官的作用，对听来的、摸到的片面感性材料一概不作分析，结果闹出把钟声、竹萧当作太阳的笑话。还有一则故事叫做“辩日远近”，讲孔子去东方讲学，遇到路旁两个小孩在激烈争论什么，便走上前去看过究竟。其中一个小孩说：“太阳早晨的时候离人近，中午的时候离人远。”另一个小孩接着说：“不对！应该是早上离人远，中午离人近。”前一个小孩反问道：“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足有伞那么大，到了中午，却变成茶盘那样小，这不是近大远小的缘故吗？”另一个小孩理直气壮地答道：“早上的时候，天气凉飕飕的，中午却热得像在汤锅里，这不正合乎近热远凉的道理吗？”对于两个小孩究竟谁是谁非，孔子也难于决断。于是，两个小孩嘲笑孔子说：“谁说你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圣人呢？”

在这则故事中，小儿辩日、孔子难断的原因，说明了要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能单凭直观的感性认识，应该重视理性认识，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必须充分发挥人脑这个“加工厂”的作用，深入思考，反复“推敲”没有那种“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的精神，是什么也　干不成的。

唐代著名诗人贾岛，作诗非常注意谴词造句。有一天，他骑着驴，一边走一边赋诗，忽然吟得两句道：“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贾岛认为这两句的意境不错，但又觉得下句“推”字不够好：既是月明鸟宿之夜，庙门早该关了，怎么推得开呢？不如该为“敲”字更为妥当。他当时这么想，手上也就随着比划起来，竟然冲撞了“京兆尹”韩愈也没有觉察，当即被差役们扭到韩愈马前。韩愈问明原委后，不但没有责备贾岛，反而在马背上同他一起研究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韩愈对贾岛说：“还是‘敲’字好。”

“推敲”的故事启示我们：做任何事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首先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观察大量的现象，尽可能地占有丰富而真实的感性材料。把现象作为入门的向导。其次，要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本质。得到比较正确的认识，制定相对准确的决策。

一部本草半世心

-----实践出真知

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而人的认识是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但只有那些被人的实践活动所指向的事物，才与人发生相互作用，才能成为人们的认识对象，而且人们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单凭直观，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认识事物，但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却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说的那样，“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任何知识都来源于实践，否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论者，正如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就是说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所撰写的《本草纲目》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出真知的原理。

一部本草半世心。打开《本草纲目》，王世贞撰写的序言会一下把人引入胜境：“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藏悉陈；实理性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医民之重宝，李君用心嘉惠何勤哉！……”

王世贞的评价并不过分，《本草纲目》浩浩52卷，是李时珍二十七年滴滴心血的结晶。

从李时珍1552年立志重修本草之日起，他就注意继承、总结前人的经验。在案头，他摆满了许多古代医药书，《黄帝素问》、《华佗方》、《张仲景伤寒论》、《神龙本草经》他都一一精读，加以校勘，写下札记。可是，困难和疑问不时迫使他停下笔来。古书上对某一种药物的记述，有时含糊不清，有时大相径庭，有时又讲的与实际不符。苦恼之中，他想起自己了解“白花蛇”的经过。

蕲州产的白花蛇有治风痹、惊搐之功效，为了写好这一条，他亲自到药贩子那里了解情况。可是，药贩子所收之蛇，并非全是真的，真白花蛇什么样，药贩子也说不清楚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多次登上龙峰山，亲自找蛇观察，弄清了白花蛇的特点，那些弄不清的药物为什么不可以到实践中去解决呢？从此，他的著述活动，从书房扩展到广阔的大自然，不仅搜古，而且探今，迈开双脚，登山仿药。

在登山问药的路途上，李时珍常常得到劳动人民的帮助，得以订正医药大师的谬误。他还专门和几个樵夫、猎人到山里观察穿山甲，亲自解剖，知道了穿山甲可以治疗惊啼、寒热风痹、通经脉、下乳汁，并在《本草纲目》中记下了“穿山甲，王不留，妇人食了乳长流”的民谣。

就这样，《本草纲目》的草稿在李时珍翻千重山、行万里路的过程中一卷卷加厚了。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为了写好《本草纲目》　，李时珍还刻苦地攻读了古今经史百家大量名著，以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据他自己开列的书目就有四百四十种。李时珍对某种药物的解释，有时就是一篇精美别致的短篇散文。如，在说明樱桃多食易得热病时，就引用了邵雍诗“爽口物多终作病”，又引用王维诗“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就是说，再吃点寒物，就可以把内热解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李时珍从小受到历代著名诗人的作品影响，具备了叙事状物的特殊才能，这对于增强《本草纲目》文字的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这对于今天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同志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一个人的知识面还是宽一些好，学文科的很有必要看看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学自然科学的也很有必要读一些文学、史学方面的著作。既要在实践中积累直接经验，也要学习前人的间接经验，才不至于使自己失之偏狭。

其实，同学们考研复习也要遵循这一哲理。大家要获取考研命题的信息，了解考研命题的重点，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达到，但那样就多费周折。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躬亲，而且理论知识本身就具有传承性。所以能够听听我们辅导教师的授课多获取一些间接经验，也是烤烟走向成功的必要途径。正如牛顿所言：“假若我能比别人暸望得略为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但间接经验归根到底也是来源于他人或前人的实践。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是我们取得认识的两种途径，但所有认识归根到底都来源于实践。

天气预报的由来

----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

1854年11月14日，欧洲东南部的黑海突然出现了暴风雨，当时英法正在与沙俄作战，英法联合舰队停泊在黑海上，顷刻之间便被大风暴吞没。后来英法虽然胜利了，但大风暴给其海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他们称大风暴为“布鲁克威夫”即“激烈的冲击波”。为了减少灾害性天气带来的损失，法皇拿破仑三世命令巴黎天文台调查风暴起因，天文台发现风暴是由一个低气压引起的，并弄清了“布鲁克威夫”风暴的来龙去脉，同时建议设立气象观测网，利用电报来传递气象情报，绘制天气图，这样便可以提前预报天气。于是，几年之后，英法开始了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的产生印证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它启示我们，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只要是实践的需要，人们总会去思索，去解答，从而推动着认识不断向前发展。在战争实践的需要下产生了天气预报，而天气预报又转过来服务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这又进一步证实了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我们知道，实践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它会不断产生新的需求，而这些需求推动着我们的认识不断的深化、扩展和向前推移。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它又提供了日益完备的物质手段，不断强化着主体的认识能力。

一百年前，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技术，实现了横跨英吉利海峡的无线电通信。与此同时，他还想让电波越过大西洋，把信息从欧洲带到美国。于是，年轻的马可尼来到德国，请教研究电磁波的权威。

但权威告诉他，这是在做梦。要让电磁波从欧洲到达美国，就必须首先在大西洋上空放一面大镜子，让电磁波先到达镜子，再让它反射到美国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直线传播的电磁波绕过地球的障碍。所以，先回去做镜子吧！

马可尼没有做镜子，他不断改进天线和收发报机，终于实现了越过大西洋的无线通信。因为天上的确有一面大镜子可以反射电磁波，这就是电离层，只是当时谁也不知道。

因此在科学领域，有两类人，一类是寻找真理的人，还有一类是掌握了真理而不再继续寻找的人。

“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王位”
———原因和结果

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杰出代表。他博学多才，著述浩繁，同时代人无与伦比。按公元一世纪的塞拉绪罗编排的、现在仅存的一个目录看，就有十五组七十部（篇），内容涉及到哲学、物理、数学、天文、地理、医学、历史、音乐、农耕、军事等各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马克思、恩格斯称他是：“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德谟克利特一生以探求事物之间的因果必然性为最大乐趣。他孜孜以求研究原因，寻求科学真理，对财富冷淡，淡泊名利。他有一句名言：“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据说在分割家庭财产时，他正欲外出考察求知，因而他只从其两位兄弟的手中得到一份最少的遗产——一百元现金，对此，他不仅欣然接受，而且将其全部用在外出考察上，德谟克利特不仅毕生献身于因果必然性的研究，而且也是第一个从哲学层面阐述因果必然性的古希腊哲学家。虽然他对因果必然性关系的理解是机械的、存在片面性的，但他的开拓性意义是永恒的。现在，原因和结果范畴已经成为唯物辨证法的重要基本范畴之一。

因果联系是先行现象与后继现象的一种关系。一般而言，因果关系的构成应具备两个条件：时间上的“在此之后”和关系上的“由此之故”。也就是说，原因在前，结果在后。引起现象的现象，称之原因，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现象，称之为结果。常言说：“钟不敲不响”。敲是原因，响是结果，不能倒过来。同时，二者之间存在必然性，敲钟必然引起钟响。单纯具有时间顺序的事物之间并非一定是因果关系。雷声常出现在闪电之后，但科学常识告诉我们，闪电不是雷声的原因，两者都是云层中正电与负电相互碰撞的结果。因果关系是客观世界本身固有的。唯心主义则否认因果的客观性：休谟认为，因果联系只是感觉和观念的一定顺序的联系，康德则将因果范畴看做头脑中先天就有的思维方式；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奥地利的物理学家马赫说的更彻底，自然界中因果律的一切形式都是从主观意向中产生的。人类的实践，确凿地证明了因果联系的客观性。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环境污染，与全球性的生态平衡的破坏是客观存在的因果性链条。现在没有人再怀疑，温室效应与人类对大气层的破坏、污染直接相关，人类已经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