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湖南人凭什么惊天动地？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湖南人心气特别高，喜欢冒尖出头：执政有毛泽东和胡耀邦，治国有刘少奇，打仗有彭德怀，抓经济有朱镕基，绘画有齐白石，编剧有田汉，作曲有谭盾，创作小说有丁玲、沈从文和韩少功，研究杂交水稻有袁隆平，唱民歌有李谷一和宋祖英，跳水有熊倪，体操有陆莉、刘璇和李小双，举重有占旭刚，打羽毛球有唐九红和龚智超……这些现、当代英雄的事迹可谓有口皆碑，家喻户晓。倘若我们飞跑的好奇心不肯就此止步，还要往历史的纵深处再仔细瞧一瞧，肯定会更加吃惊，因为赫然在目的是这样一行文字——
“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
以上的说法由来已久，其中容或有些水分，但它跟晚清盛传的那句“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一样绝非故意夸张。晚清七十年间(1840——1911)，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江、浙、粤三地必须集合全力方可抗衡。数百上千位卓然命世的雄杰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等多方面成为近代中国的“火车头”。他们同赴时艰，共纾国难，从未有过畏葸和退缩。蔡元培曾在《论湖南的人才》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诚然，在大批湖湘雄杰中，无论是守旧的“后卫”(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维新的“中场”(魏源、郭嵩焘、谭嗣同)，还是革命的“前锋”(黄兴、蔡锷、宋教仁)都是世间不可多得的顶尖高手。若将他们组成一支“全明星足球队”，由阿根廷的“疯子”教练贝尔萨统领，排出他最有心得的433阵型，真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还有一些说法也是耳熟能详的，比如：“湖南人流血不流泪，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又比如：“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浙江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而湖南人的影响似乎更深远些。”为赢得这些赞誉，湖南人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从整体上打量湖南人，我们有何观感？作为一个种群，一个长期在蛮荒地带拓展生存空间的内陆种群，由于气候潮湿、环境闭塞、资源匮乏和风俗蒙昧，湖南人并非得天独厚，从一开始他们就必须胼手胝足，筚路蓝缕，从艰苦贫穷之中找到乐趣。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湖南人既然无法在天时、地利两方面与外省人抗衡，便在人和方面狠下功夫，他们抱成一团，结为一体，特重家乡观念，视老乡为兄弟姐妹。以前，湖南的帮会组织特别发达，哥老会、三合会之类的江湖堂口比比皆是，常年在外谋生的人多半要加入帮会，寻求保护，革命party人也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湖南人袍哥习气较重，颇有点“义”字当头，虽万死而不辞的意思。湘军能征善战，敢扎硬寨，打死仗，与此不无关系。
清代之前，僻处蛮荒地带的湖南并不以出产人才著称，数得出的重量级人物仅有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怀素和南宋大思想家周敦颐等寥寥数位。清代以来，湖南地面好像是春天的向阳山坡长蘑菇，人才出了一茬又一茬，政坛和军界的人才就不必一一枚举了，光是文艺、学术方面所出的人才就可以排成长队，王夫之、何绍基、王?运、王先谦、欧阳中鹄、叶德辉、易培基、易顺鼎、齐白石、欧阳予倩、贺绿汀、沈从文、田汉和丁玲，哪一位不是大师和大匠？哪一位不是在其领域内执大旗、扛大鼎的人物？
湖南人吃辣椒号称“天下第一”，其“辣”字诀的极端表现是：办大事快刀斩乱麻，作风极为凌厉；对敌方心狠手辣，不留丝毫余地。湖南人刀刚火辣的性格特征十分鲜明，归纳起来，其特点至少有以下11个方面：
1.质朴，务实而不务虚；
2.倔犟，又谓“霸蛮”，头撞南墙而不回；
3.傲岸，不拘细行琐德；
4.吃苦耐劳，如同骡子负重行远；
5.坚韧执著，屡败屡战，不胜不归，打脱牙齿和血吞；
6.刚健，勇于任事，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
7.自信，天降大任，舍我其谁，当仁不让；
8.好学，虽武将亦能折节读书，求知欲旺盛；
9.任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锄强扶弱；
10.特立独行，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坚强不磨的志节，喜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
11.不怕死，不要命，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近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另一位湘籍名家章士钊则说得更为透彻：“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湖南人确实知行合一，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某条道路，就会持之不疑，行之不悔，“一意干将去”(左宗棠语)。湖南人“霸蛮”而又“灵动”，其不胜不归的心劲体现为一种比野山椒更辛辣，比牛皮筋更柔韧的硬汉精神。此外，湖南人有很强的地方观念、种族观念和国家观念，连闾巷细民也关心政治，先天下之忧而忧。湖南人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特别足，这也许是接受了屈原的精神遗产的缘故吧。
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翁同〖HTXL〗騄〖HT〗、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章炳麟这些“王牌”人物无不与湘地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劲敌，或是仇雠。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材鲜少”到后来“湖南人材半国中”，近现代百余年间，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晚清以迄民国，天漏日残，湖湘雄杰每每充当冒险建功的“补天者”和“追日者”，他们自然而然形成紧密坚固的人才链，屡次在节骨眼上挺身而出，起到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曾国藩一手缔造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左宗棠统领湖湘子弟，保住了西部边陲的金瓯完整；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了革命回声；陈天华蹈海而死，使同盟会空前凝聚；黄兴指挥广州起义，使中华民国有了明显的胎息；宋教仁组织政party内阁，使民主宪政射出第一缕晨曦；蔡锷打响护国战争，彻底铲断了封建帝制的根系……可是，星移斗转，岁月嬗替，这些湖湘雄杰的盖世功勋却差不多已变成一笔茫无头绪的糊涂账，至于他们非凡的人格魅力则更是鲜为大众所知。对此，作为湘籍后生，我能做些什么？清账与钩沉这两项工作都旷费时日，剧耗精神，非一人之心力所能承揽，我要做的只是像采珠者那样去打捞一颗颗久已沉落于岁月深处的雄心，我相信它们依然鲜活，并未丧失掉固有的光热。
从晚清到民国，政界、军界、文艺界的湘籍巨子普遍重视品德修养，胸襟开阔，器识弘远，为人行事光明磊落。比如两江总督陶澍就从不乱来，他在安徽巡抚(相当于省长)任上时，深感官场腐败，看出“子民”与“父母官”之间早已形成深刻的仇隙，那些威福自享的官吏“其于百姓则鱼肉也，百姓视之，亦虎狼也”(《陶文毅公年谱》)，他欲以一人之力澄清安徽一省的吏治。但由于贪官污吏十分*猾，彼此勾结，慎为掩护，不易彻查，体制上的漏洞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堵住，陶澍治来治去，功效甚微，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撰写一副自警联高挂于府堂之北：“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无人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他决意做宦海清流，这是传统知识分子内心最深处的自洁精神在起缓释作用。又比如“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他一生勤政好学，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无人能出其右。他终生以“血诚”二字待人处事，训弟教子，且主张持家勤俭，亲为家中妇女制订功课单，以使她们免于骄惰。又比如湘军大帅左宗棠，他自比为黄牛，乐于负重行远。年近古稀，他仍然统领湖湘子弟远赴天山之北，平定叛乱，收复疆土。他不顾高龄，坚持住在军营，与士卒同甘共苦。后来，他的大儿子左孝威去塞北省亲，随父亲入住军帐，受寒致疾，回家后一病不起。又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危急关头，他义薄云天，誓为变法而流血，却敦促梁启超赶紧逃出魔爪。他那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话也不是什么人都能由衷说出的。又比如民国元勋黄兴，他不争名位，延陵高揖，曾对胡汉民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无疑需要极大的雅量。又比如民国大将蔡锷，他不仅主张“军人不party主义”(即军人严守中立，不加入任何政party)，还特别关心民瘼，他任云南都督时，云、贵两省的商贾感戴其恩德，大家合计着要为他铸造一尊高大威武的铜像。蔡锷敬领大家的好意，却用这笔款子赈恤两省的饥民。事后，他对大家说：“君等铸我像，享受荣名，在百年千年之后，若辈哀鸿，食此涓滴之赐，当可活命无算。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这才是可以垂范千古的伟人之仁。正由于这些湘籍的雄奇之士品德高尚，湘人才能在近代史上唱主角，执牛耳，充当火车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