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物权法》与共同富裕
相比“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宪政英国，人治中国是另外一个局面：一边是《物权法》在共和国的“两会”上神秘兮兮地获得通过，一边是共和国的法院违法宣布公民的权利可以随时受到侵犯，重庆的钉子户夫妇在自己眼看就要在人间消失的房子上插上了庄严的五星红旗。
这面五星红旗，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统。这个道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曾经的工人农民通过抛头颅洒热血、土地革命、“三大改造”而争得的。历经了“大跃进”和十年的“文革”，历经了国企改革和下岗运动，历经了世纪之初教育、住房、医疗“三座大山”的相继崛起，这五星红旗还在。换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道统依然存在。这个道统的本身，与市场经济无关，与改革开放无关，也与城市化进程无关。仅仅与人权的落实相关，没有人的权利，也就没有这个道统的合法性。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的一个公众演讲中说，“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署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然而，今天美国显然对她的有色公民拖欠着这张期票。美国没有承兑这笔神圣的债务，而是开始给黑人一张空头支票——一张盖着‘资金不足’的印戳被退回的支票。但是，我们决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我们决不相信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宝库会资金不足。”
中国的这个道统也曾经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里的中国人民，是相对谁站起来的呢？仅仅是那日本、美国、苏联的列强吗？不，它在国内还有两大敌人，一个是官僚资本主义，一个是封建地主阶级。站起来？仅仅是在宪法的条款里写上“人民当家作主”“工农联盟”这几个字就可以的吗？仅仅是一张张的永远不可能兑现的空白的支票吗？
不，它是一张需要马上得到兑现的支票：从经济到政治、从教育到医疗，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一个公民，无论他的经济条件如何，也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也无论这个社会本身有多大的变化，不管是公众利益，还是其他的私人利益，他本身的基本人权不能得到侵犯，或者说，一个公民，无论如何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
重庆的吴女士夫妇把庄严的五星红旗的插到了自己的也许很快就会消失的房子之上，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人们对于自己的传统的珍视。这个传统告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工人、农民和无数普通的民众为自己的基础。吴女士夫妇所作所为，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奠基者向这个国家的代理人递交了一张支票，这张支票上同样庄严写着一个执政党对他的人民的承诺。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承诺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
这是维权，是公民权利的维护。所谓维护，就是说让公民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吴女士夫妇夫妇所为，其象征意义决不亚于马丁·路德·金的维权运动。吴女士有权在自己的房子里平平静静地生活一辈子，正如美国的黑人根据《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有权取得和白人一样的社会尊重。
由于中国社会司法长期不能独立、司法公正不能得到维护，神秘兮兮获得通过的《物权法》有着种种不是。可是，这部法律对土地征收制度有明确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等费用，并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居民房屋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不要小看了这个规定。单单这个规定，就向国内层出不穷的野蛮拆迁事件宣布了它们的非法性。物权法的聊胜于无，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吴女士将五星红旗插在了自家的房子上，还意味着中国大陆社会风起云涌的体制内非暴力维权运动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体制之上，昭示着这个国家的民众虽然身受贫困与恐惧，并没有对这个体制以及这个体制所能带给人们的社会正义完全丧失信心。
一个道统的维护，最终还需要法统的真正落实，以及这个法统下司法公正的真正落实。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法学家梁慧星说：“《物权法》将终结圈地运动和强制拆迁，使其成为历史名词。”毫无意义，梁先生的这一说法奠立于这个国家的法治落实之上，最终奠立于这个国家的有限政府的权力规范之上，以及这个权力秩序下对于资本与官商勾结的严厉限制之上。
趁着人民的这个信心没有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尽快允现它的政治承诺了。反之，没有民主宪政下有限政府的建立，基本人权和共同富裕的愿望终将转变为梁山聚义式的熊熊烈火。
2007-3-22写于重庆的孤岛可能即将沦落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