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茶舍』中国基督教的三个传统
作者：江登兴 提交日期：2006-8-2 21:21:00
1、1807至1949年的多样化传统
一般而言，在大陆称为基督徒的都是有新教传统的基督教新教信徒，这里所说的基督教传统是特指中国的新教传统。
2007年将是马礼逊来华200年，也就是基督教新教入华200周年。我们可以发现，比中国世俗层面主动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早半个世纪以上，中国就已经在信仰层面与西方相遇了。
由于新教内部本身的多样性，中国基督教的源流亦非常丰富多彩。据老一辈传道人于力工先生分析，中国基督教大抵有弟兄会、内地会等三大传统，在传播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有戴德生等人。
2、1949年后的独特传统
1949年中国大陆基督徒人数为70万人，1950年代起中国教会遭遇前所未有的艰难，外界一度认为基督教已从中国大陆消失。
然而，这一时期的艰难如熔炉烈火，极大地煅造了中国教会，并且催生出了崭新的传统。
1950年代，在北京有11个传道人拒绝加入由新政权所扶持的“三自会”并先后失去自由，其
中大部分被囚达二十年以上，一被囚达21年零8个月的长辈说：“我们当时到
北大荒，就是准备到那里去殉道的。”
这一时期有几个重要的场景值得历史记忆：
1950年代中期，在北京，上述11人中，有两个被囚的先辈，在上厕所的中途相遇，一个用眼望望天，另一个也用眼望望天。他们这样互相勉励要仰望上帝。这两人中有一人是王明道。
王明道在日占时期就曾拒绝加入日伪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据说他背上被褥去见日本当局，说自己是准备坐牢来的。日本人佩服他的勇气，反而没有与他为难，准他坚持独立办教会。而1950年后，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也曾软弱，承认自己犯了一大堆编造的罪名，并且答应与官方合作参与三自教会而得自由。但其后良心不安，于是重回监狱，忏悔之后推翻此前的所有善意谎言，决心将牢底坐穿或者殉道。他认为自己所受的苦是因为自己得罪了上帝，并引用圣经《弥迦书》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
他如愿以偿得以坐了二十余年牢，并且越坐越充满喜乐！文革之后，当局要求王先生出狱，王先生要求除非官方给出长期囚禁自己的理由，否则拒绝出狱。监狱当局无奈，只好将老人骗出监狱并将大门反锁。
看哪！这是中国基督徒光荣的传统，也是中国自由史上光荣的一页。如是，如果面对一场良心的拷问，我们可以回答，我们中国还是有人坚持了良知和独立。良心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
此一艰难时期，政府扶持“三自教会”，而王明道等数位长辈坚持“教会是属天的”，不愿意参与这一运动。在以他们为代表所坚持的信仰自由，教会独立于世俗政权的立场上，之后产生了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
此一教会一直未进入公共视野，相信对于中国公权力机关及一般知识分子都显得神秘。
其实，家庭教会传统可以用两点来概括：那就是信仰自由及纯正教义。
前者为政教分离的立场、坚持信仰对于政权的完全独立；后者为持守以圣经为本的教义，一般所谓“基要主义”（有人称为原教旨主义）尚不足以完全概括其特性。
3、一个被遗忘的传统
然而，中国教会还有一个被遗忘的传统，那就是以孙中山、许春草、张圣才、林昭为代表的信仰追求与自由追求同步进行的传统。此传统在1949年前当以许春草为典范，他在信仰的敬虔深度上可以位列历代最杰出圣徒之行列，而在为正义而抗争之实践上也可以成为中国20世纪的典范。（参张圣才著《圣徒与战士——许春草传》，http://www.cclw.net/book/xuchuncao/）
张圣才先生建国前是为一文化人而转为一流特工，建国后久在狱中，当时以对监狱管理人员“你有手枪吗？有手枪你毙了我！”“你关了我这么久，我更加信基督教了！你因为我信基督教要枪毙我，我很高兴！”数语，及80年代后的深深忏悔及1990年87高龄时对在对此前
重大政治事件的抗议而奠定其信仰与为人典范。
而相信林昭在狱中的归主，将成为新生代知识分子信仰基督教的一个前兆。林昭姊妹在给《人民日报》社的信中署下“主历”二字可以成为惊天地的一笔，使她足以位列中国追求自由与坚持信仰最优势人士的行列。
林昭在死时曾嘱故人：“请将我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此语划破东方古国之长夜，让后来者望见那黑暗牢房里被天光照亮的信仰者。当然，她也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
这个被忽略的第三个传统，其实刚好可以弥补中国基督徒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及政治伦理缺失。这一社会及政治伦理是中国基督教1949年以来在罕见的逼迫中，因为不得不退守地下而暂时放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