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一面在说人是平等的，“天赋人权”，另一面又确实是有区别的。这实际上是站立的角度的不同。
说人是平等的，是从主体这个角度来立论，但不能忽视的是，这里面有一个“二分”的原则，即，当我们说人人都是平等的时候，有一个对待，在西方，最早是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到了后来，又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但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财产面前人人平等”，也许每个人都有挣钱的权利，但挣得的多少却明显的有区别。但不管怎么区别，在上帝和法律面前，人仍然是平等的。如果有平等了，那也是因为所对待的对象不同了。
但人确实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却是以一个社会的标准来衡量的。也就是说，在这里，不是从主体出发来谈了，而是从集体出发来谈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社会处于健康时，人们用以评价人的标准是健康的，而当社会处于不健康时，人们用以评价人的标准是可怜的，如今中国人的评价标准就是“钱”、“权”。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看不到庄子的逍遥。如果有人要那么做，如宁肯逍遥于泥泞中，妻子死时鼓盆而歌，等等，那么那人肯定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主体性没了，人人平等的前提也就失去了，人成为社会的评价标准面前的可怜虫。
但事实是什么呢？法律依然存在，“上帝”（这个字我认为是“自然”更好，因为正是自然赋予了每一个人平等的生存权力）依然存在，但人类社会却悄悄地因为物质文明的发达，而以物质来评判一切，进而取代了法律、“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