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日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各种问题与危机纷至沓来。而2005年更是中日关系的多事之秋。中日关系之间的紧张、对峙甚至敌意屡屡令中国政界与学界人士倍感揪心。如何破解中国外交迷局对中国决策层和外交智囊都是一场智慧与意志的考验。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之间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与中国相比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中国文化对日本具有很强的辐射力，以至于使之成为儒家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环。中日之间实际上是“先生”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和平共处的关系。只是到了近代，中强日弱的格局才被打破。日本以民治维新为契机，走上了富国强兵、脱亚入欧的道路，并逐渐挤进世界体系的中心；而积贫积弱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攻击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外围。而昔日的学生全没有感恩戴德之心，反倒落井下石打起曾经的先生来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日本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由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那惨痛的一幕永远也挥之不去。
如今，中国正依托持续快速增长的经济逐步向世界强国迈进；而日本不甘
于仅作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才是日本当下最重要的诉求。由此，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中日“双强”格局。然而，自两国建交以来，日本始终没有对侵略中国的历史进行彻底清算。20世纪70年代，出于联合反苏的战略需要，为减少外交阻力，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并没有展示强硬姿态。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表示“深刻反省”。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在中日联合宣言》中两国首次确认正确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尽管如此，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某些情况下，历史问题依然会浮出水面，成为两国争执的焦点。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日趋激进，而日本国内的极右势力日趋猖狂，两者相互作用导致历史问题已经成为两国停滞的政治关系的主要症结。
■ 外交努力屡屡受挫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不可谓不重视，对打破中日政治僵局不可谓不努力。显著的事例在于：2003年9月，以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为契机，本着进一步夯实新世纪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目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飞抵东京，展开为期七天的日本之行；2004年10月，具有丰富外交经验、在朝核六方会谈中有着上佳表现、被外界称为“知日派”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毅被任命为驻日大使，显示了中国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和决心；200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完亚非峰会后会见了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为中日关系确定了新的框架；2005年5月，中国副总理吴仪访问日本，吴仪历来被国际传媒誉为“东方铁娘子”，以解决棘手问题和复杂危机著称，这一外交举措被业内人士普遍解读为中国高层破解中日外交迷局的新一轮努力。然而事与愿违中国高层的诸多努力都付诸东流了：日本首相小泉公然推翻五点共识，一而再地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因其极为恶劣的言论使吴仪不得不提前结束访日日程，造成国际外交史上罕见的事例。
2003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以马立诚和时殷弘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曾进
言：中国政府应暂且搁置历史问题，以便急剧促成中日接近，发动一场对中国来说代价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这被称为中国学界的“对日新思维”。然而，经细心考究，会发现所谓的“对日新思维”仅仅是中国学者的一厢情愿，在日本政界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国单方面的努力如果得不到日本的积极回应，中日政治僵局仍无法打破。况且，一厢情愿的外交思维是极其危险的，到头来中国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无论是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输掉。
■中国静观其变
国家战略的制定必须首先对外部态势进行深邃地观察。就中日而言，当前以至于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最基本的态势在于中国正向世界一流强国迈进，而日本亦在通往政治军事大国的征途中，在东亚地区两者构成了“双强”格局。中日相互存在需求，形成互补关系：中日在经贸领域已经形成相互依存态势，但相对而言，中国更迫切地希望得到日本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以便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助力；在政治领域，日本对中国的需求超过中国对日本的需求。日本要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没有中国的支持将举步维艰。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绕不开中国这道“槛”。有趣的是，中日在“政冷”的情况下长期地维持着“经热”，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这也是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显然，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双边关系的受益者。只要中国政府继续秉持“政经分离”原则，尽可能不让中日政治僵局干扰两国经贸关系（依据以往的情况，这并不难实现），中国将继续从中日关系中获得崛起所需的资源。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目前的态势对日本是极为不利的，而且随着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愿望愈趋迫切，其负面影响将日趋增大。
由此，我们可以退出以下结论：在无法根本打破中日政治僵局的前提下，适当保持紧张关系对中国来说并不是坏事。中国至少可以获得两个方面的好处：其一，可以适当调动国内大众的民族情绪，这对面临意识形态危机、正设法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的中国政府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二，可以借历史问题联合东亚其他国家尤其是朝鲜和韩国，形成制衡日本的格局。由此在东亚整合的过程中，显著地发挥中国的主导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如不彻底解决历史问题，就有可能被边缘化。
因此，“以静制动”甚至“以逸待劳”将是破解中日外交迷局的一大良方。在没有其他更好的破解之法的情况下，这将是中国可采取的一个次优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