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炎授意而由陆行直著的《词旨》两卷,具体论述雅词的作法和句法。陆氏引述了以雅论词的主张,认为“凡观词须先识古今体制雅俗。”(注:均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301—302页。)他指出在评论或鉴赏词时,首先应分清雅词与俗词, 只有排除俗词才可能具有纯正的审美趣味。词体不同于诗,在对待雅与俗的关系方面是较难掌握的,如果要求绝对的典雅,则不易为受众欣赏。陆氏转述张炎之意说:“夫词亦难言矣,正取近雅,而又不远俗。”(同前注)他认为无论作词或评词,应提倡雅正,要避免深奥艰涩,词语明显晓畅,但不流于粗俗。姜夔、吴文英和张炎的作品基本上是做到雅而不远俗的,此是他们雅词的特色。陆行直在《词旨》里保存了张炎传授的作词要诀:
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长,去四家之所短。(同前注)
此为学词者指出了途径,以四家词为法,取其优长,即走上创作的坦途。典丽是取周词之法度与设色,骚雅是取姜词之意趣,句法是取史词之句意和谐,字面是取吴词之辞语华美浓艳。我们可将这看作南宋雅词的艺术特点,亦是学习雅词的秘诀。张炎关于周邦彦与吴文英在创作上的得失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对他们的批评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他总结的作词要诀是排除了个人的艺术偏见,概括了南宋雅词的艺术成就。《词旨》关于雅词概念的补充,关于作词途径的指示,这比张炎的词学理论更为圆融了。
南宋淳yòu@②三年(1243)吴文英向沈义父讲论作词之法,沈义父在宋亡后撰成《乐府指迷》一卷。这也是南宋雅词创作经验的总结。沈氏记述了吴文英讲授的词法:
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句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即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他指出的协律、雅致、含蕴、柔婉,在作词时有切实的指导意义,与张炎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为雅词的词法规范。沈氏发挥了吴文英以雅论词的观点,在词学批评中力图清除市井俗气对词坛的影响。他推崇周邦彦词“无一点市井气”,指责柳永、康与之、孙惟倍、施岳之失误在于有“鄙俗语”、“俗气”或“市井气”。他对于南宋末年教坊乐工及市井艺人在歌楼酒肆所歌之俗词表示深恶痛绝,甚至说“求其下字用语,全不可读”。为了词之雅正,沈义父提倡吴文英的词法之外,还指出一条简便易行的途径。他说:“吾辈只当以古雅为主,如有(市井)嘌唱之腔不必作,且必从清真及诸家目前好腔为先可也。”他劝告作者在作词时应选用周邦彦及诸名家流传之词调,择其古雅者,这样可使所作之词趋于雅正。
张炎、陆行直和沈义父论词以雅为最高美学标准,他们深知词的体性特点,讲述词法,指示创作途径,标示姜夔、吴文英和张炎为学习榜样。由此确立了以姜夔、吴文英和张炎为代表的雅词为南宋词的正宗地位。他们的复雅主张是一致的,努力维护雅词的传统,这反映了南宋许多精通音律的词人的共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