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第二点言，我们须知沧浪之所谓悟，与其论禅一样，也应分别二义：一是
所谓透彻之悟，一是所谓第一义之悟，要之都不是江西诗人之所谓换骨之悟。透
彻之悟，由于以禅论诗，只是指出禅道与诗道有相通之处，所以与禅无关；第一
义之悟，由于以禅喻诗，乃是以学禅的方法去学诗；所以与禅有关。透彻之悟为
王渔洋所常言；而第一义之悟，则又明代前后七子所常言。看出此分别，然后可
以各别讨论。
沧浪之论透彻之悟，莫过于下面的一段话：
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
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
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公惟在兴
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
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根据了这节话，我们不要以为仅仅是神韵说之所出，我们须知这也是性灵说
之所本。沧浪论诗，在当时流辈中确是别有见地，但比了后来一辈人，则觉其所
谓从顶<宁页>上做来者，工夫犹有未至；所以细细看去，时觉其有牾或罅漏之
处。不过话虽如此说，而察其意所侧重者，毕竟还在神韵方面。在此节中，他不
过谓诗自有诗的标准，搬弄不得学问，发挥不得义理；于学问义理以外去求诗，
才能见其别材别趣，才是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假使卖弄学问，阐发性
理，则数典之作与格言之诗都是有迹可寻，而与所谓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
之月，镜中之象云云者，全不相似。此说原未尝错误。不过因为他太偏于神韵方
面，带着浓厚的唯心色彩，所以不但与性灵无关，而且也远离了现实。吴乔《围
炉诗话》谓：“诗于唐人无所悟入，终落死局。严沦浪谓诗贵妙悟，此言是也。
然彼不知兴比，教人何从悟入，实无见于唐人，作玄妙恍惚语，说诗、说禅、说
教俱无本据。”就指这一点说的。
沧浪之论第一义之悟，又应看下面的一段话：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
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这诗
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
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
……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
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
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
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
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傥犹于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
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有退屈，即有下劣诗魔
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
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
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
《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乃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
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
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宁页>上做
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本于此种见解，于是他所谓悟，似乎不限于王、孟家数。他正是以李、杜为
宗，奉盛唐为主，与明代前后七子同一主张。这是他把古今诸诗熟参的结果。熟
参以后觉得汉、魏则不假悟，盛唐则是透彻之悟，说理而不堕理窟，有学问而不
卖弄学问，于是觉得惟有李、杜二集恰到好处。这样，不作开元、天宝以下的人
物，也是当然的结论。然而他的错误也即在这上面。此种错误，叶燮在《原诗》
里已经指出：
羽之言曰：“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意须高，以汉、魏、晋、盛唐
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夫羽言
学诗须识，是矣。既有识，则当以汉、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诗，悉陈于前，彼
必自能知所抉择，知所依归，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道。若云汉、魏、盛唐、则
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师之学诗者，亦熟于听闻，得于授受久矣。此如康庄之路，
众所群趋，即瞽者亦能相随而行，何待有识而方知乎？吾以为若无识则一一步趋
汉、魏、盛唐而无处不是诗魔；苟有识，即不步趋汉、魏、盛唐而诗魔悉是智慧，
仍不害汉、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谬戾而意且矛盾也！
沧浪本于他的透彻之悟的见地，以熟参汉、魏以下各家之诗，一进以汉、魏、
盛唐为师，这在理论上似乎也不失为他的特识。其实，由他这种唯心的论调去熟
参古人之诗，当然所得者只在诗的风格体制方面，而不会分析到诗的思想内容了。
他既体会到诗的风格体制，自然也就要选择一个最标准的作为学诗的标准了。他
说：“看诗须着金刚眼睛，庶不眩于旁门小法。”这固然不错，但是他提出了这
个结论，而欲使人一齐走这康庄大道，则无论立法虽正，要之却使人无识。禅家
的方法本重在自己去思想，自己去顿悟，自己去寻一个应付生死的智慧，所以沧
浪谓实证实悟，谓自家辟此田地，这原合于禅义。但是他不拿这方法教人，而偏
拿他所认为实证实悟自家开辟的田地去教人，那就是嚼饭喂人，而不合于禅了。
叶燮所争正在这一点。明代有后七子的错误，也正在这一点。钱牧斋说：“今仞
其一知半见，指为妙悟，……以为诗之妙解尽在是。……目翳者别见空华，热伤
者旁指鬼物。”这正指出他翳热的病根之所在。他本要去掉下劣诗魔，而不知下
劣诗魔却摇身一变即潜藏在其诗论中间，这就是唯心的诗论所必然走到的结果。
沧浪论妙悟而结果却使人不悟，论识而结果却使人无识，论兴趣而结果却成
为兴趣索然，论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而结果却成为生吞活剥摹拟剽窃的赝作。
这种错误，这种弊病的症结所在，全由于他的诗论是唯心论的关系，也就是说他
的诗论不过是以神韵说的骨干，而加上了一件格调说的外衣。明代前后七子只见
了他的外衣，所以上了他的当；清代王渔洋（士礻真）去掉了这件外衣，便觉得
一变黄钅童大吕而为清角变徵之音。所以我说他的论禅与论悟都有神韵与格调二
义。于是他的诗也不免时有抵牾之处。
然则他何以要留着这抵牾之处呢？这即与他的别材别趣与读书穷理之说有关。
我们要晓得当时诗禅之说，又开了性灵一派。吴可《学诗诗》云：“学诗浑似学
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龚相《学诗诗》
云：“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会意即超声律界，不须炼石补青天。”
这即是诗禅说之走向性灵的结论。杨万里的诗便是如此。而沧浪既不赞成江西诗
派，又不赞成江湖诗人。多务使事不问兴致之作既难为正宗，而挟枯寂之胸求渺
冥之悟者，也未为高格。正为他没有注意到诗的现实主义，所以论诗到此，便入
穷境。沧浪就因处于这二重时弊之下而欲救正其失，所以一方面主张别材别趣以
救江西末流之失，一方面复主张读书穷理，以使所谓别材者不流于粗才，别趣者
不堕于恶趣，以救江湖诗人之失。这样，他只能徘徊于二者之间，而神韵说遂于
无意中蒙上了格调说的外衣。
袁枚《随园诗话》谓：
严沧浪借禅喻诗，所谓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有神韵可味，无迹象可寻，此
说甚是，然不过诗中一格耳。阮亭奉为至论，冯钝吟笑为谬谈，皆非知诗者。诗
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如作近体短章不是半吞半吐；超超元著，
断不能得弦外之音，甘余之味。沧浪之言如何可诋！若作七古长篇，五言百韵，
即以禅喻，自当天魔献舞，花雨弥空，虽造八万四千宝塔不为多也。又何能一羊
一象，显渡河挂角之小神通哉！总在相题行事，能放有收，方称作手。（卷八）
此说是仍认神韵说为《沧浪诗话》的中心思想，不免与沧浪诗旨不尽同，然
而他以为神韵说只是小神通，七古长篇五言百韵便无须乎此，则道个正着。沧浪
恐怕也正因不欲以小神通自限，故其论诗归宗李、杜而不标举王、孟。我常以为
沧浪论诗只举神字，渔洋论诗才讲神韵。（见《小说月报》十九卷一号，《中国
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此虽只是一字之出入，正足见其论诗主旨之不尽同。
沧浪论诗，谓：“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沈著痛快。”他所说这两大
界限，也可把古今诗体，包举无遗。优游不迫，取出世态度，什么都可放过。沈
著痛快，取入世态度，什么都不放过。这二种都是吟咏情性。然而优游不迫的诗，
从容闲适，自然与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者为近。而沈著痛快的诗，掀雷
抉电，驱驾气势，当然与“羚羊挂角”的境界要远一些，但是也未尝不可做到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地步。由这种境界言，似乎沈著痛快的诗比较来得更难。
所以他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
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在这一节话中，以入神为诗之极致，而再以李杜为入
神，那么所指的似乎只是沈著痛快的诗而不是优游不迫的诗。这大概因优游不迫
的诗，其入神较易，而沈著痛快的诗其入神较难。逸品之神易得，神品之神难求。
这即是所谓小神通与大神通的分别。大神通固然应如天魔献舞，花雨弥空。然而
设使八万四千宝塔，堆砌起来，如苏黄之诗，才情奔放，只见痛快，不见沈著，
仍不能说为入神。其《答吴景仙书》中争辨雄浑与雄健的分别，即在一是沈著痛
快，而一是痛快而不沈著的关系。此所以入神之难。李杜之中，尤其是杜，真能
做到这种境界，所以为入神。
他是要以近于小神通的理论而表现大神通，所以他的诗论遂成为神韵与格调
二说之沟通了。
沧浪诗论，虽开了前后七子的风气，以致为人诟病，然而照他这样熟参之结
果，而产生所谓“金刚眼睛”，在当时也有他的贡献。这即是对于体制之辨与对
于家数之辨。固然体制家数之辨也颇为钱牧斋所反对，然而此即现代所谓风格，
于文学批评上并非一无用处。
论诗体，冯班于《严氏纠谬》中也举出不少错误，甚至说沧浪“胸中不通一
窍，不识一字，东牵西扯而已。”枝枝节节举出许多小疵病而加以攻击，实在不
免过于苛刻。王渔洋《分甘余话》称为风雅中的罗织经，诚是很幽默的批评。沧
浪之诗体，分“以诗而论”，“以人而论”诸目，虽则名称都是沿袭旧有，然而
从这方面以建立诗评，不能不说是他的特识。如他说：
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
副言语。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
唐人命题言语，亦自不同。杂古人之集而观之，不必见诗，望其题引，而知
其为唐人今人矣。
大历之诗，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渐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堕野狐外道
鬼窟中。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
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这些批评，都是着重在时代方面。后人论诗，严唐、宋之界，而于唐诗，复
严初、盛、中、晚之别，都是受他的影响。钱牧斋因反对明诗风气，于是并此种
分别而抹煞之，也是矫枉过正。固然，牧斋所举出的许多例外，似乎也有事实上
难以厘分时代之处，然而沧浪也早已说过：“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
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沧浪原不过就一时代大概的风
气而言，何曾教人死看着来！
沧浪评诗的标准，除时代关系而外，也更重在个性的分别。他说：
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
朝诸公是一样。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沈郁。太白《梦游天姥吟》、
《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
不能作。
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
李杜数公如金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
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
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
这些话又是就各人的风格说的。无论是以时而论，在他说明这些抽象的风格，
都是从具体的言语内容，各方面体会出来。具体的言语内容等等，都是有迹可求
的；有迹可求，而他寻求的方法与态度，却不泥于而超于迹，不取唯物的态度而
取唯心的态度，所以他所得到的，只是一个朦胧的印象。这即是他所谓“气象”。
（《吕氏童蒙训》所举老杜、东坡、鲁直句法，《诚斋诗话》所论李、杜、苏、
黄诗体，皆已开沧浪先声。）
他的本领，即在能识这种气象。他自负谓能于数十篇隐匿姓名的诗中，分别
得体制，这即是他善观气象的本领。此种本领全自熟参得来，全从“讽咏之久”，
“歌之抑扬”得来，全从他主观的体会得来，所以这种“参诗精子”的方法，是
唯心的而不是唯物的。
正因为是唯心的，所以他于辨尽诸家体制之后，再加一句“不为旁门所惑”
的话。既不要为旁门所惑，那么，大家走康庄大道足矣，为什么再要后人辨什么
诸家体制。钱牧斋说：“俾唐人之耳目蒙幂于千载之上，而后之心眼沈锢于千载
之下”。（《唐诗鼓吹序》）沧浪诗的结果，真有这种弊病。
就因沧浪取这种唯心的态度而再要用来教人，所以不但误了人家，也且误了
自己。他说：“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
则真古人矣。”沧浪诗之所以“徒得唐人体面者”，正在于此。这句话，不知误
了明代多少诗人。
吴大受《诗筏》云：“严沧浪云：‘唐人与宋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
此语切中窍要。但余谓作诗未论气象，先看本色，若货郎效士大夫举止，暴富儿
效贵公子衣冠，纵气象有一二相似，然村鄙本色自在。宋人虽无唐人气象，犹不
失宋人本色。若近时人气象非不甚似唐人，而本色相去远矣。”这些话，即所以
补气象之说的弊病。
徐增《而庵诗话》有云：“夫诗一字不可乱下，禅家著一拟议不得，诗亦著
一拟议不得。禅须作家，诗亦须作家。学人能以一棒打尽从来佛祖，方是个宗门
大汉子。诗人能以一笔扫尽从来窠臼，方是个诗家大作者。可见作诗除去参禅，
更无别法也。”乃不谓沧浪以参禅论诗，反偏偏落了昔人窠臼。照这样讲，以禅
论诗的结果，还不及以性灵论诗，比较实际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