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从文体的辨析到文笔的区分
文章体制的分类，一方面须重在形式的歧异，一方面又须顾到性质的相同，
归纳的与分析的方法要同时并用，事实上也不容易求其完善无疵。所以后人吹毛
求疵，对于当时人文体的分类，寻垢索瘢，挑剔过分，也不免苛刻一些。
文体分类的开始，由于结集的需要。我们只须看《后汉书》诸传所载，如
《冯衍传》谓“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
录、说策五十篇”，《崔る传》谓“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
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蔡邕传》于举其著述之后，再说“所著诗、
赋、碑、诔、铭、赞、连珠、吊、箴、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
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就可知道这些记载是何等的繁琐。
后来把这种杂著，纳诸文集之中，那就只须说文集几卷好了，所以这是一种进步。
不但如此，编入文集，也就再要加以类聚区分，才能眉目清楚。这种情形，在编
选总集尤其需要。所以曹丕《论文》只分四科，陆机《文赋》也不过分到十种，
至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就分得更繁。这种愈析愈细的的趋势是必然的，──
尤其在应用到编总集的时候，更是当然的。所以萧统《文选》就不得不分得更细，
别为三十九目。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篇，攻击萧《选》分体，几无完肤，
但是曹丕早已说过：“夫文本同而末异”，文体之分，正在要指出末的方面之不
同。那么多立名目，也不能说有什么严重的错误。
《文心雕龙》之论文章体制，就比较精密。第一，以文笔分类。刘师培《中
古文学史》云：“即《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第十五，以明《诗》、《乐府》、
《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
《谐隐》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以《史传》、
《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
《议对》、《书记》诸篇相次，是均无韵之笔也。此非《雕龙》隐区文笔二体之
验乎？”这是一点。第二，以性质别体，并不拘于形貌。如颂赞、祝盟、铭箴、
诔碑、哀吊、谐隐、论说、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都是选
择两种文体之性质相近者合而论之。这样，各体同异之间可以分得更清楚。第三，
无可分者则别为一类，如于有韵之“文”则把对问、七发、连珠等都纳入杂文一
类；于无韵之“笔”则把谱、籍、簿、录、方术、占、式等附于书记一类。这样，
又把一些正在发展，暂时不能独立的都能有个归宿。大纲细目，罗罗清疏，可说
对于文体的辨析，基本上确定了基础了。
《文心雕龙》之于文体，不但辨析，而且再加阐说。（一）给各体以明白适
当的定义，如“诗者持也”“赋者铺也”之类。（二）辨别各体不同的风格，如
论“颂”则谓“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之类。
（三）论述各体的源流，说明它的演变，这在《文心》论文体各篇又都是这样的。
（四）评述各体之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作为各体的标准模范。以上（一）（二）
两项，同于陆机《文赋》而疏解较详，第（三）项同于挚虞《流别》而论述较备，
第（四）项又略同曹丕《典论》、李充《翰林》而评断较允，所以即就文体的研
究而论，《文心雕龙》也可说是集以前之大成了。
从文体的辨析再进一步，于是就提出了“文”“笔”的问题。
文笔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就是从汉人“文学”“文章”之分再作进一步的
分析而产生的。梁萧绎（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说：“古之学者有二，今之
学者有四。”所谓有二，就是指汉人文学文章之分；所谓有四，就是从“文学”
中分出“儒”与“学”，从“文章”中分出“文”与“笔”。我们试看《文心雕
龙·总术》篇也这样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又说“别目两名，自近代耳”。
这些话就可与《金楼子·立言》篇相印证。这样，可以知道一切溯源之说，如阮
元《文言说》、《文韵说》及《书文选序后》诸文，以《易》之《文言》为千古
文章之祖，而梁光钊《文笔考》，更加推阐，说孔子所作《文言》是文，《春秋》
是笔，就不免近于臆说不足为据。即刘天惠《文笔考》谓西汉以经与子为艺，诗
赋为文，以此为文笔之始，也不妥当。汉人可能有些朦胧的看法，但是不会象南
朝人这样分析得明确。
为什么到了南朝会从“文章”一名，作进一步的分析呢？这关键就在文体的
辨析，因为从辨析文体的结果，就很容易体会出，也就是归纳出“文”“笔”两
大类。
于何证之？我们只须看“文”“笔”之称在习惯使用上的意义就可以明白，
南朝文笔的分别是从辨析文体得来的。文笔之分虽始于南朝，但是文笔之称却不
始于南朝。《汉书·司马相如叙传》称“文艳用寡，《子虚》、《乌有》”，而
《楼护传》亦有“谷子云笔札”之语，似乎汉人就有文笔的分别，但是这分别是
很朦胧的。这所谓的“文”和“笔札”，只泛言两人的著述，并不能看出对立的
意义。这和《论衡·超奇》篇所说的“文笔不足类也”，把文笔组成连语的用法
是一样的。后来如《晋书·蔡谟传》称：“文笔议论有集行于世”，《习凿齿传》
称：“以文笔著称”，《文苑·张翰传》称：“文笔数十篇行于世”，《曹毗传》
称：“所著文笔十五卷传于世”，以及《袁弘传》称：“桓温重其文笔专综书记”
等。这些都是文笔二字连缀成词的例。凡这些连缀而成的连语，事实上不一定指
对称的“文”和“笔”，也可能指一切属缀的文辞。这就是习惯使用上的意义，
并不是当时人加以分别后的意义。这一点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明白这一点，
然后知道当时人所谓“文笔”，有时也沿用习惯使用的意义，并不能看作对立的
“文”和“笔”。不但“文笔”是这样，就是“辞笔”“诗笔”之称，有时也是
这样的。这一点说明些什么呢？这就说明了“文笔”之称原来统指一切的文辞，
也就是统指所有的文体。到后来从形式上或性质上辨析文体而得到新的体会，于
是就利用这“文笔”的名称而析之为二，因为原来也可以分开用的。正因这样，
所以在当时文笔之义还有前期后期的分别。不论在前期也好，后期也好，前后期
的解释各不相同也好，总之都是利用旧名称来作分别的标准，在这一点上却是一
致的。正因这样，所以在当时还有“辞笔”“诗笔”“诗文”“文史”“文记”
诸称，原来这些名称也是原来区别文体的旧名称，不过到这时，就另外赋以新意
义罢了。这样，所以我们说文笔之分是从汉以来文章日多，辨析文体以后逐渐获
得的结果，同时，也是骈文讲究对偶声律的结果。
把文笔对举而再说明它的区别，则是开始于南朝的。《南史·颜延之传》：
“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这是文笔二字
对立分用的开始。范晔《狱中与甥侄书》云：“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那
再说明了文与笔形式上的不同。这是当时人分别“文”“笔”的意义，所以《文
心雕龙·总术》篇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这可以证明这是当时人给“文”“笔”的新意义，但是这还是前期的见解。
刘勰之撰《文心雕龙》是在齐末，所以论文章体制的时候，明明以文笔区分，
但是讲到文笔分别的时候，还是根据当时一般讲法只重在形式之区分。至如《金
楼子·立言》篇所说：“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
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又说：“吟咏风
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
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那就显然
和刘勰所说不同。他以情灵摇荡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善为章奏善缉流略之流谓之
笔，明明是着眼在性质上之差异，不仅是有韵无韵形式上的不同了。在《金楼子》
以前虽也有一些见解重在性质的分别，但是总没有说得这般清晰而肯定的。又在
《金楼子》中虽犹以吟咏风谣者谓之文，不便为诗者谓之笔，似乎也重在形式上
的区分，但与专在形式上作区分者总是不同，所以这是文笔区分之后期的见解。
后世如阮元等只知有韵无韵之分，泥于形式来讲南朝的文笔，当然不免成为曲解
了。但是阮元的《文韵说》还是有一定的见地的。
此外，“辞笔”“诗笔”“文史”“文记”诸称也常见南朝文士引用，实在
可以看作“文笔”的同义词。不过这些名称，六朝人用法也还有些分别。这在下
文还要说明的。
现在，我们首行应当提到的，就是当时人是不是仅仅只知文笔的分别；说得
再广一些，就是当时人是不是只知辞笔、诗笔、文史、文记诸称的分别。不，我
们要知道当时人除文笔、辞笔、诗笔等等名称之外，还有“笔”和“言”或“语”
的分别。这分别更重要。由于有这一个分别，才能对文学认识得更清楚。
“言”或“语”是对“笔”而言的。“笔”是“言”与“语”之文者；“言”
与“语”则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而已。自阮元《文言说》以单行的古文
为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于是阮福《文笔对》遂以“直言无文采者
为笔”。刘天惠《文笔考》亦以笔“为直言序述之辞”。这种错误，都由于把
“笔”当作直言。而这种错误之所由产生，又在泥于形式以论六朝的“文”“笔”，
以偶语韵文为“文”的缘故。既以偶语韵文为“文”，当然不得不以散体直言为
“笔”。实则笔之与言，正不相同。《文心雕龙·总术》篇引颜延之说云：“笔
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此数语定“笔”与
“言”的分别正极分明。笔虽不必如文之“绮纷披，宫徵靡曼”，然而也决不
同于“直言之言”与“论难之语”，所以为“言之文”。而刘勰乃不以为然，认
为“《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不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
未必其论立也”。实则颜延之所言是就经典的共相言之，所以称为“言而非笔”；
刘勰所言，只指《易》之《文言》，是就经典一部分的特点言之，不是同一对象，
不能引来作证。再有，颜延之所言，是就“笔”和“言”的分别讲的，并不是就
“笔”和“文”的分别讲的。而刘勰乃牵涉到“文”“笔”的分别，当然更不得
要领了。
现在，再就当时史籍之以笔与言对举者证之。《晋书·乐广传》云：“广善
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
之志。岳因取次比，便称名笔。”我们就从这一节来看，就可知道“语”和“笔”
不同。所谓“因取次比”就是所以文饰其“言”，文饰其言，当然可以成为名笔
了。这也可以说晋人已有笔和言语的分别，不过这分别还是朦胧的，所以到南朝
还会引起刘勰对颜延之不同的意见。
这个区分所以重要，就因为这样一分，“言”和“语”可不在文学范围之内，
而对于文学的认识，也就更清楚。
“言”和“语”为什么不在文学范围之内，就因为它根本不成为“文章”。
汉代有“文学”“文章”之分，“文章”就是现在人所说的文学作品。当时人把
“文章”与“文学”合而为一，所以以“文学”作为属缀文章的学问，而以“文
章”为文学的作品。这样用法，和现在正相一致，所以“文章”“文学”只是一
件事的两种看法。《北史·李昶传》云：“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此所谓
“文章之事”，就是指“文学”。下文再接着说：“故所作文笔了无藁草”，这
所谓“文笔”就是指“文章”。正因他不重视文学，所以也不重视自己所写的文
章。《梁书·简文帝纪》云：“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
章。”此所谓“文章”就指文学的作品，所以讨论文章必须引纳文学之士。这是
当时人从体制上认清了“文章”的意义，不把“言”和“语”混称为“笔”，所
以才能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的性质，把“文学”与“文章”合而为一。
“文章”，是指文学作品说的，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区分，只能重在形式方
面，体制方面，因此，有韵无韵就成为区分文笔的标准。当时人再有诗笔之称，
如刘孝绰有“三（孝仪）笔六（孝威）诗”之语，《任传》有“任（）笔沈
（约）诗”之目，也是形式体制上的分类。至于沿用旧称以诗文对举的，也是这
样。
把文学与文章合而为一，才能明确“文学”的性质，于是所谓“文学”也就
能独立自成一科，不再看作学术的总称了。宋文帝立四学，命雷次宗立儒学，何
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玄立文学；其后明帝立总明馆亦分“儒”“道”
“文”“史”“阴阳”为五部。这样，“文学”一名之含义，始与现在一样。所
以说当时人对文学的认识，比以前更清楚。
“文学”，是就它的性质说的，是就它可以独立成为一科的性质说的。因此，
从性质方面再区分，也就看出了情灵摇荡，流连哀思，和善为章奏，善缉流略，
显然再有性质上的分别。所以文笔之分也可以着眼在性质上的不同。当时人文史
之称，也和文笔相同。潘后《西征赋》云：“长卿（司马相如）渊（王褒字子渊）
云（扬雄字子云）之文，子长（司马迁）政（刘向字子政）骏（刘歆字子骏）之
史”，文史对举，也和文笔对举一样。《金楼子·立言》篇说：“任彦升甲部阙
如，才长笔翰，善缉流略，遂有龙门之名。”可知任所以以笔著名，正因他长
于史才。《陈书·岑之敬传》称：“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辞笔”，
“文史”与“辞笔”正是修辞互文易辞之列。从他所读的来讲，则称“文史”，
从他所写的来讲，则称“辞笔”。所以“文史”也可以看作“文笔”的异称。又
再有文记之称，也是一样。《后汉书·文苑·葛龚传》云：“和帝时以善文记知
名，……著文、赋、碑、诔、书记十二篇。”“文记”之称，究竟是不是后汉时
已有的，或是范晔所创的固不得而知，但是“记”有记室书记之义，和当时所称
善为章奏的“笔”，正相符合，所以“文记”也可以看作“文笔”的异称。而这
些异称，就都是重在性质上分别的。
至于“辞笔”之称则同“文笔”一样，可以作为形式上的分别，也可以作为
性质上的分别。如《南史·孔传》“与江淹对掌辞笔”，《陈书·岑之敬传》
“博涉文史，雅有辞笔”之类，也是文笔的异称，不过用得比较少一些罢了。
这样，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就文学性质言，可以分为“文”“笔”两种，
“文”指诗赋，兼及箴铭、碑诔、哀吊诸体属于纯文学一类的作品；“笔”指章
奏、论议、史传诸体，属于杂文学一类的作品。所以不称“文笔”也可称“文史”
或“文记”。文章既指文学的作品，所以就文学体制言，也可分为“文”“笔”
两种，“文”指有韵之作，“笔”是无韵之作。有时不称“文笔”，也可称“诗
笔”或“诗文”。总括来说：文笔、文史、文记诸称都可以作为“文学”这一共
名中的分名；文笔、诗笔、诗文诸称，又可以作为“文章”这一共名中的分名。
明“文学”为文与笔之共名，则知《文苑传》中人物，即所谓文学之士，不
妨兼擅文与笔。《梁书·鲍泉传》：“兼有文笔”，《周书·刘传》：“兼善
文笔”，即是其例。侯康《惠氏后汉书补注跋》乃谓：“六朝以有韵为文，无韵
为笔；两汉文章惟诏策、章奏等无韵，其密尔自娱者则皆有韵。文苑诸子不与汉
廷大事，故文多笔少，蔚宗因以文苑名篇。”这错误就在用文章体制的文笔来解
释文学的文笔。《文苑传》之所谓“文”，乃是指文学之“文”而言。指文学之
“文”而言，则所谓“文学之士”，那能不“善为章奏”，那能不“善缉流略”！
明“文”或“文章”为文与笔或诗与笔之共名，则知文集中之所荟萃，即所
谓文章著述，又不妨兼赅诗与笔。当时阮孝绪撰《七录》，即以文集别为一类，
而时人文集，大率兼包诗笔二体。《北史·萧圆肃传》云：“撰时人诗笔为《文
海》四十卷”，亦即其例。这样，就可以知道萧统《文选》所以兼辑诗笔，而刘
勰《文心》亦总论韵散的缘故了。阮元《文韵说》不明此义，泥于有韵为文之说，
于是对于无韵之文，只能以句中宫商当之。此说只说对了一半，不能包括“文”
的全部，所以没有得到当时许多人的同意。
阮元之论文既谬，于是其论笔也未当。他们最大的错误，即在硬以散行者为
笔。阮元《文韵说》云：“今人所便单行之语，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非
古之文也。”梁国珍《文笔考》也说：“韵语比偶者为文，单行散体者为笔。”
这种讲法，章炳麟就不以为然，他的《文学总略》说：“《南史·任传》：
‘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徐陵传》：‘国家有大手笔，必命陵草
之。’详此诸证，则文即诗赋，笔即公文，乃当时恒语。阮元之徒，猥谓俪语为
文，单语为笔，任与徐陵所作，可云非俪语耶？”今案日本弘法大师《文镜秘
府论》中之《论诸病》，每先举五言诗为例，次论赋颂，又次及诸手笔，而诸手
笔所举之例，正是全属俪语，则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