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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著

于是他为要说明与本有合有离的关系,再拈出体用二字,体是意,用是文。

文有体制技巧各种的关系,一时代尽管有一时代的写作的形式,但尽不妨各时代

有各时代共同的写作宗旨。意可以不变,文则不妨变。他说:

或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汉魏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不知温

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

返之于体,则不异。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

敦厚。譬之一草一木,无不得天地之阳春以发生;草木以亿万计,其发生之情伏,

亦以亿万计,而未尝有相同一定之形,无不盎然皆具阳春之意,岂得曰若者得天

地之阳春,而若者为不得者哉!且温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执而泥

之,则《巷伯》投畀之章,亦难合于斯言矣。

这样说,文岂但不妨变,简实是应当变。他曾设两个很妙的比喻。他以为汉

魏诗如画家之落墨,于太虚中初见形象;六朝诗始知烘梁设色,微分浓淡了;盛

唐诗则浓淡远近层次一一分明;宋诗则能事益精,诸法变化无所不极。他又以为

汉魏诗如初架屋,栋梁柱础门户已具;六朝诗始有窗棂楹槛屏蔽开阖;唐诗则于

屋中设帐帏床榻器用诸物,而加丹垩雕刻之工;宋诗则制度益精,室中陈设种种

玩好,无所不蓄。(均见《原诗》四)这样说,踵事增华,正是愈变而愈盛,愈

变而愈工。不过他再说:“大抵屋宇初建,虽未备物,而规模弘敞,大则宫殿,

小亦厅堂也;递次而降,虽无制不全,无物不具,然规模或如曲房奥室,极足赏

心,而冠冕阔大,逊于广厦矣。”(《原诗》四)所以变亦不能渐离其本。变是

应当变的,趋新本不足以为病;可是本也是应当顾到,穷古也是应有的条件。变

之有盛有衰,其关键即在这上面。说得最明白的,莫如下边的一节话:

不读《明良》《击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不读汉魏诗,不知六

朝诗之工也;不读六朝诗,不知唐诗之工也;不读唐诗,不知宋与元诗之工也。

夫惟前者启之,而后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使前者未

有是言,则后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则后者乃能因前者之言

而另为他言。总之,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伸乎?

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

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

宋以后之诗,不过开花而谢,花谢而复开,其节次虽层层积累,变换而出,而必

不能不从根柢而生者也。故无根则由蘖何由生,无由蘖则拱把何由长?不由拱把

则何自而有枝叶垂荫而花开花谢乎?若曰,审如是,则有其根斯足矣。凡根之所

发,不必问也;且有由蘖及拱把成其为木,斯足矣,其枝叶与花,不必问也。则

根特蟠于地而具其体耳,由蘖萌芽仅见其形质耳,拱把仅生长而上达耳,而枝叶

垂荫,花开花谢,可遂以已乎?故止知有根芽者,不知木之全用者也;止知有枝

叶与花者,不知木之大本者也。(《原诗》三)

木之全用与大本,是一样的重要。因此崇源与崇流,皆不免错误;分唐界宋,

只是文人之好事而已。王渔洋《论诗绝句》尝云:“耳食纷纷谈开宝,几人眼见

宋元诗”,清初人的眼光,总比明代格调派要放大一些。

那么,所谓“本”是什么呢?这是诗之本,是诗人之本,同时也即横山诗教

的根本。除掉了这“本”的观念,横山诗教,即找不到一个中心思想。

他先分析所谓“本”是什么?他说: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

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胆曰识曰力,

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伏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

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

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

而为言者矣。(《原诗》二)

在此节中所谓在物之三──理、事、情、即是诗之本。诗不能离此三者而为

言;离此三者而为言的诗,是摹拟,是剽窃。所谓在我之四──才、胆、识、力,

即是诗人之本。诗人不能无此四者以学诗作诗;诗人而无四者,其伎俩当然只能

出于摹拟,出于剽窃。《原诗》中一切理论,都是建筑在这上面的,所发挥者是

此,所反覆辨论者是此。

由这诗之本与诗人之本,于是再推究到作诗之本。在物者是触兴,在我者是

胸襟。“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

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原诗》一)所以触兴是作诗之本。“作诗者亦必先

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

以出”,所以胸襟也是作诗之本。二者都是作诗之本,然而有在物在我之分。虽

有在物在我之分,然而中间有物焉以联系其间,说得抽象些是“气”,说得具体

些是“辞”。

这是横山诗论的一个简单的轮廓。下文再就这轮廓上细细地钩勒。

何以横山不主张摹仿呢?因为他知道变。何以他知道变呢?因为他知道不变

之质。他知道了不变之质所以谓诗无定法,而无须摹拟,而不能不变。他说:

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赜,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

礼乐,饮食男女,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

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则诗文一道岂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

而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诸情,之于情而可通

则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立。故法者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为

三者之平准而无所自为法也。(《原诗》一)

这即是从诗之本,所谓理事情三者而言的。“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

立”,所谓平平仄仄,所谓起承转合,以及一切字法句法章法云云,都是所谓死

法。执此以论法,而胶着不变,则诗也不成为我的诗,不成为时代的诗。只有着

眼在活法,所谓自然之法,而后作者可加以匠心变化,于是也便无所谓法。所以

他说:“三者得则胸中通达无阻,出而敷为辞,则夫子所云辞达。达者通也,通

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谓,而必泥乎法,则反有所不通矣。辞且不通,法更于

何有乎?”(《原诗》一)

他再有一妙喻,说明自然之文之自然之法:

天地之大文,风云雨雷是也。风云雨雷变化不测,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

即至文也。试以一端论,泰山之云,起于肤寸,不崇朝而遍天下。吾尝居泰山之

下者半载,熟悉云之情状,或起于肤寸,弥沦六合,或诸峰竞出,升顶即灭,或

连阴数月,或食时即散,或黑如漆,或白如雪,或大如鹏翼,或乱如散{髟春},

或块然垂天后无继者,或联绵纤微相续不绝:又忽而黑云兴,士人以法占之曰将

雨,竟不雨;又晴云出,法占者曰将晴,乃竟雨。云之态以万计,无一同也;以

至云之色相,云之性情,无一同也;云或有时归,或有时竟一去不归,或有时全

归,或有时半归,无一同也。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若以法绳天地之文,则

泰山之将出云也,必先聚云族而谋之曰,吾将出云,而为天地之文矣,先之以某

云,继之以某云,以某云为起,以某云为伏,以某云为照应,为波澜,以某云为

逆入,以某云为空翻,以某云为开,以某云为阖,以某云为掉尾,如是以出之,

如是以归之,一一使无爽,而天地之文成焉,无乃天地之劳于有泰山,泰山且劳

于有是云,而出云且无日矣。苏轼有言“我文如万斛源泉,随地而出”,亦可与

此相发明也。(《原诗》一)

所以得其本,则变化生心,无所往而不宜;不得其本,则死于法,拘泥于法,

也就不可能蕲望诗之有所成就了。

理事情三者,无所往而不在,所以他以为诗不仅是抒情。理有可言之理,有

不可名言之理;事有可述之事,有不可施见之事。“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

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

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原诗》二)

这才尽诗人之能事。所以照实写出可言之理,可述之事,与可达之情,这还是理

事情之浅的。必须能写“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

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原诗》二)

他在这方面说明得很妙:如举杜诗“碧瓦初塞外”句为例,以为于理于事都不可

通,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则觉此五字之情景,恍若天造地设。又如“月傍九

霄多”句,一“多”字也尽括此夜宫殿当前之景象。他如“晨钟云外湿”“高城

秋自落”诸句皆然。这些例,他从理事情三方面说明之,所以见为“本”,他人

从诗眼各方面说明之,所以见为“法”。这其间,相差不过几微之间,然而一则

在字面上用工夫,以为此字用得巧,用得活;一则在触兴上着眼,以为所以用此

字,并不在巧与活上着眼,是其事如是,其理不能不如是,其辞也不能不如是。

这是一个分别。所以在字面上用工夫者,可以生吞活剥,可以为摹拟;而在触兴

上注意者,可以为自然之法,可以生变化。这也可说是很大的分别,然而相差只

在几微之间。

以上是就诗之本,所谓理事情三者而言的。现在再说诗人之本。诗人之本,

他分为才胆识力四者。他以为一般人所以喜欢讲法讲格讲律,即因为缺少此四者。

他说:“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

能自成一家,而且谓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称格称律,推求字句,动以法度紧严,

扳驳铢两,内既无具,援一古人为门户,借以压倒众口,究之何尝见古人之真面

目,而辨其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之相因哉。”(《原诗》一)所以他就诗之本

言,法非所先;就诗人之本言,依旧是法非所先。

他对这四者的关系,再分别其先后的次第。他以为识居乎才之先,“人惟中

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

辨。”(见《原诗》二)这样,先已不能得诗之本了。由是而作诗论诗,全无是

处。“既不能知古来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兴感触发而为诗;偶或亦闻古今

诗家之诗,所谓体裁格力声调兴会等语,不过影响于耳,含糊于心,附会于口,

而眼光从无着处,腕力从无措处。”(见《原诗》二)由是而因愚生妄,因妄生

骄,因骄而愚且益甚,离诗且益远。所以他要“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

人脚跟”。到此地步,“我之著作与古人同,所谓其揆之一;即有与古人异,乃

补古人之所未足,亦可言古人补我之所未足,而后我与古人交为知己”。到此地

步,“我之命意发言,一一皆从识见中流布”。(均见《原诗》二)

“识明则胆张”,这是第二步。进到胆张,则横说竖说,左宜右有,动合自

然。到此地步,何有于法!心无古人,故不怕不合于古人;目无今人,故也不怕

受指摘于今人。惟无胆者笔墨畏缩不能自由,“强者则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非

我则不能得其法也;弱者亦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今之闻人某某传其法如是,而

我亦如是也。”于是这只成为文坛登龙术之法,而不成为作诗之法。

胆既诎矣,才何由伸!所以他以为“惟胆能生才”。因此,他更驳斥所谓敛

才就法之论。他只以理事情三者为准,而无所谓法。才而不从理事情三者得者,

不得谓之才。“于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有我有才能知之;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

才能言之。纵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纵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囿之,以

是措而为文辞,而至理存焉,万事准焉,深情托焉,是之谓有才。”因为他有掉

臂游行于法之中而自合于法。所以他以为“文章家止有以才御法而驱使之,决无

就法而为法之所役,而犹欲诩其才者也”。于是他只言心思,而不言法。他以为

“规矩者,即心思之肆应各当之所为也”。心思与法,初无二致。“言心思,则

主乎内以言才;言法,则主乎外以言才。主乎内,心思无处不可通,吐而为辞,

无物不可通也。夫孰得而范围其心,又孰得而范围其言乎?主乎外,则囿于物,

而反有所不得于我心,心思不灵,而才销铄矣。”(均见《原诗》二)心思与法,

其相差也只在几微之间。虽对立也可以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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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才讲到“力”。力所以载才,“惟力大而才能坚”。有力者神旺气足,

有境必能造,有造必能成,所以说“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力有大小,

斯家有巨细。“古今之才一一较其所就,视其力之大小远近如分寸铢两之悉称焉。”

(《原诗》二)所以贵自奋其力,而不可依傍想象他人之家以为我之家。于是可

知一般摹拟剽窃者其病根所在,即在不肯自奋其力以成家。所以又说“力大者大

变,力小者小变”。(《原诗》一)

这是四者先后之序。至就其性质言,则识为体,而才为用,故才识尤较占重

要。以才为中心言,则“内得之于识而出之而为才,惟胆以张其才,惟力以克荷

之。得全者其才见全,得半者其才见半”。以识为中心言,则“四者无缓急而要

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

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

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

若在骚坛,均为风雅之罪人。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

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安有随人之是非以为是非者

哉”。(《原诗》二)

以上又是就诗人之本而言。所以他以为作诗又以胸襟为基。他解释《虞书》

“诗言志”之语,以为“志”即释氏所谓“种子”。有是志,而以才识胆力四者

充之,则其“仰观俯察遇物触景之会,勃然而兴,旁见侧出,才气心思溢于笔墨

之外”。(见《原诗》三)此与上文云云,正是同一意思。

至于诗之本与诗人之本中间的联系,则是气。气之具体成形者,即为辞。

何谓气?他说:

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

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然具是三者,又

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事理情之所为用,气为之用也。譬之一木一草,

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乔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

得之趣,则情也。苟无气以行之,能若是乎?又如合抱之木,百尺干霄,纤叶微

柯,以万计,同时而发,无有丝毫异同,是气之为也,苟断其根,则气尽而立萎,

此时理事情,俱无从施矣。吾故曰三者借气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气鼓行于其

间,磅礴,随其自然所至即为法,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岂先有法以驭是气

者哉!不然,天地之生万物,舍其自然流行之气,一切以法绳之,乔乔飞走,纷

纷于形体之万殊,不敢过于法,不敢不及于法,将不胜其劳,乾坤亦几乎息矣。

(《原诗》一)

这个气字说得太抽象了。他虽加以解释,但似乎仍不容易明白。他说三者借

气而行,而气即鼓行于其间,则似乎由诗的内容──理事情,进而窥到诗人之才

胆识力了。天地间形形色色,声音状貌,举不能越于理事情三者之外,而又有待

于才胆识力之为发宣昭著。所以说理事情三者借气以行:易词言之,即等于说理

事情三者“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因此,我以为他所谓气,也可以说是才胆识

力四者之总名,至少可说是胆与力二者之总名。一切理,一切事,一切情,都待

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这是所谓自然之法。总之,他的立论是针对明代之所谓

“法”讲的,所以只能用这气字来代替他的法。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他的诗论体系。他以诗道为诗之本,诗志为诗人之本。

诗道重在万有之变态,故以触兴为诗之肇端;诗志属于此心之神明,故以胸襟为

诗之基。这样讲,心与物混在一起,所以由诗道言,理、事、情三者为法之体,

而气为法之用;由诗志言,才、识、胆、力四者为法之体,而气为法之用。这样,

所以“气”可以成为诗之本与诗人之本中间的联系,但是这样一讲,也就变得模

糊了。至于“辞”,则是法之形,所以在他讲来,“辞”和“气”都与“我”和

“物”发生关系。

下面,再讲一讲他的论诗境。

明白上文所讲的演变与不变二方面,然后知道他所论的诗境,同时重在陈熟

与生新二种。演变与不变,是他读昔人诗所悟得的结论;陈熟与生新,是他从这

结论中所定的理想的诗境。他于明代七子诗风,病其陈熟;而于公安竟陵诗风,

又病其生新。陈熟之因,即因其学五古必汉魏,学七古及诸体必盛唐;其病在不

知诗的演变,而悬一成之规以绳诗。生新之因,又因其抹倒一切体裁声调气象格

律诸说,独辟蹊径,而入于琐屑滑稽险怪荆棘之境;其病又在不知诗自有不变之

质,而故趋新奇。所以他说,“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于陈中见新,

生中见熟,方全其美。若主于一,而彼此交讥,则二俱有过。”(《原诗》三)

他是多少看到矛盾方面的对立与统一的。

此问题,依旧牵涉到上文所述的法的问题。他说:“法有死法,有活法。若

以死法论,今誉一人之美,当问之曰,若固眉在眼上乎,鼻口居中乎?若固手操

作而足循履乎?夫妍媸万态,而此数者必不渝,此死法也。彼美之绝世独立,不

在是也。……然则彼美之绝世独立,果有法乎?不过即耳目口鼻之常而神明之,

而神明之法果可言乎?”(《原诗》一)这个比喻,很近于裴度《答李翱书》所

说之喻。七子所论仅得死法,竟陵所变,则成为裴度所说的“倒置眉目,反易冠

带”了。二者皆非,只有即耳目口鼻之常而神明之,才是活法。活法,则可以变,

而且于演变之中仍有不变之质。化朽腐为神奇,所以能陈中见新;变而不离其宗,

所以又能生中见熟。这才是他理想的诗境。

所以他说:“陈熟生新,二者于义为对待。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

事无物不然。……大约对待之两端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者也。……生

熟新旧二义以凡事物参之,器用以商周为宝,是旧胜新;美人以新知为佳,是新

胜旧。肉食,以熟为美者也;果食,以生为美者也。反是则两恶。推之诗独不然

乎?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忘

其为熟,转益见新,无适而不可也。若五内空如,毫无寄托,以剿袭浮辞为熟,

搜寻险怪为生,均为风雅所摈。论文亦有顺逆二义,并可与此参观发明矣。”

(《原诗》三)

李德裕说:“譬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这两句是名言,但很少见

人对这两句加以阐发。今以叶氏之言证之,则所谓陈熟生新,即可于此得到解释。

日月尽管光景常新,而日月之本质未变,所以能生中见熟。今天对着日月,虽觉

其别有会心,带有新奇的感觉,然而似曾相识,对于日月初不是陌生的事物。正

因日月之本质未变,而光景常新,所以又能陈中见新。一生尽对着日月,而一生

绝没有对日月生厌的时期。

天下之理事情犹是也。然而昔人有昔人的看法,今人有今人的看法;昔人有

昔人的讲法,今人又有今人的讲法。所谓“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正须在这方

面着眼。

这是叶氏所谓诗境。于次,再讲他的论诗质。

明白上文所讲的所谓本,然后知道他的论诗重在诗质。体格、声调、论诗者

所称为总持门者也,他以为更有质在。苍老、波澜,评诗者所称为造诣境者也,

他以为也有质在。

他说:“体是其制,格是其形也。将造是器,得般亻垂运斤,公输挥削,器

成而尚形合制,无毫发遗憾,体格则至美矣,乃按其质,则枯木朽株也,可以为

美乎?”(《原诗》三)所以论体格不能离开质。至于声调,固然需要“声则商

宫叶韵,调则高下得宜”,但是他再说:“请以今时俗乐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

之声调,先研精于平仄阴阳,其吐音也,分唇鼻齿腭开闭撮抵诸法,而曼以笙箫,

严以鼙鼓,节以头腰截板,所争在渺忽之间,其于声调,可谓至矣。然必须其人

之发于喉吐于口之音以为之质,然后其声绕梁,其调遏云,乃为美也。使其发于

喉者哑然,出于口者飒然,高之则如蝉,抑之则如蚓,吞吐如振车之铎,收纳如

鸣之牛,而按其律吕,则于平仄阴阳唇鼻齿腭开闭撮抵诸法,毫无一爽,曲终

而无几微愧色,其声调是也,而声调之所丽焉以为传者,则非也,则徒恃声调以

为美,可乎?”(同上)所以论声调也不能离开质。体格与声调只是作诗之法,

并不是作诗之本。所以他以为体格声调云云,只能相诗之皮,非所以相诗之骨。

其次,他再讲到苍老与波澜。他以为“苍老必因乎其质,非凡物可以苍老概

也。即如植物,必松柏而后可言苍老,松柏之为物,不必尽干霄百尺,即寻丈楹

槛间,其鳞鬣矢矫,具有凌云磐石之姿,此苍老所由然也。苟无松柏之劲质,而

百卉凡材,彼苍老何所凭借以见乎?必不然矣。”(《原诗》三),他以为波澜

也必因乎其质。“必水之质空虚明净,坎止流行,而后波澜生焉,方美观耳。若

莱之潴,溷厕之沟渎,遇风而动,其波澜亦犹是也,但扬其秽,曾是云美乎?

然则波澜非能自为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为之地,而后波澜为美也。”(《原

诗》三)

于是,他再总结上文而加以论断:

彼诗家之体格声调苍老波澜,为规则,为能事,固然矣。然必其人具有诗之

性情,诗之才调,诗之胸怀,诗之见解,以为其质。如赋形之有骨焉,而以诸法

傅而出之,犹素之受绘,有所受之地,而后可一一增加焉。故体格声调苍老波澜,

不可谓为文也,有待于质焉,则不得不谓之文也;不可谓为皮之相也,有待于骨

焉,则不得不谓之皮相也。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体格声调苍老波澜诸名,也并不反对;不过他所

见到的是更进一步,看出还有诗人的性情才调胸怀见解以为之质,这是他异于前

后七子的地方。

由诗境言,陈熟生新,不能外于理事情三者,所以不主张搜寻险怪以为生。

由诗质言,体格声调苍老波澜又不能外于才力胆识四者,所以要质具骨立,然后

见美。这依旧是他双管齐下,而同时又是一以贯之的论诗主张。由此可以看到他

的论质与论气的关系:讲得具体些是“质”,抽象些便是“气”。

这样,所以他对六朝文评家如刘勰锺嵘也议其不能持论。但是追究下去,何

以他能这样条理绵密,说得头头是道呢?事实上,他的见解还是从格调说产生的。

不过他所取的是胡应麟用文学史的眼光来讲格调的方法,所以他的弟子沈德潜会

完成他的格调说。叶燮和胡应麟不同的地方,只在胡氏讲得零碎琐屑,而他则说

得有系统有条理罢了。他所以能持论的缘故就在这一点。

他的弟子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人,其论诗之著,有《说诗ㄧ语》

二卷。他的论诗宗旨,全本横山叶氏。但是他不能持论,说得琐琐屑屑,不如

《原诗》之有系统,只因他的诗学传授之广,所以影响反比叶氏为大。

昔人之述归愚诗论者,或举其温柔敦厚,或称其重在格调,实则仅得其一端,

归愚诗论,本是兼此二义的。

横山诗论于诗人之本与诗之本二者并举,所以不偏主温柔敦厚,也不限于格

调。沈氏所言,虽也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说诗ㄧ语》上)虽也说“凡习于声歌之道老,鲜有不和平其心者也”。(《说

诗ㄧ语》下)似乎也重在胸襟,重在此心之神明,然而他于这方面的话说得不很

多。他本于叶氏诗人之本之说,而看到诗教之温柔敦厚。他又本于叶氏诗之本之

说,而看到诗品之应重格调。这是他本于叶氏而又稍异于叶氏的地方。

《说诗ㄧ语》第一节就说: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

重也;秦汉以来,乐府代兴,六代继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

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ぅ之具,而诗教远矣。学者但知尊唐,而不

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

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卷上)

这是他的开宗明义第一章。由格言,可不必越三唐之格;由志言,更须仰溯

风雅,然后为正。所以三唐之格是由“诗之本”以规定的正格;而温柔敦厚的诗

教,乃是由“诗人之本”以规定的正格。

由温柔敦厚言,所以重在比兴,重在蕴蓄,重在反复唱叹,重在婉陈,重在

主文谲谏;勿过甚,勿过露,勿过失实。《说诗ㄧ语》中评诗之语很多关于这方

面的话。由格调言,所以须论法,须学古,讲诗格,讲诗体,勿求新异,勿近戏

弄。《说诗ㄧ语》中论诗之语又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话。

他既讲格调,又讲温柔敦厚,所以不致如神韵说之空廓,同时也不致如性灵

说之浮滑。他说:“张文昌王仲初乐府专以口齿利便胜人,雅非贵品。”(《说

诗ㄧ语》上)这隐隐是对袁枚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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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从王夫之到王士礻真

王夫之,衡阳人,字而衣,别号姜斋,明亡后隐于湘西之石船山,学者称船

山先生。生平著书甚多,其论诗之著有《诗绎》与《夕堂永日绪论》二种。丁福

保即据以辑入《清诗话》,合称为《姜斋诗话》。

船山论诗虽本儒家的见地,颇多精辟的见解。黄梨洲曾以兴观群怨论诗。他

根据孔安国、郑康成之注,以“兴”为“引譬连类”,故后世咏怀、游览、咏物

之作也是兴;以“观”为“观风俗之盛衰”,故后世吊古、咏史、行旅、祖德、

郊庙之什也是观;以“群”为“群居相切磋”,观后世公宴、赠答、送别之类也

是群;以“怨”为“怨刺上政”,故后世哀伤、挽歌、遗谪、讽谕之篇也是怨。

于是再本此以论后世之诗,“谓古之以诗名者,未有能离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

处。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可以兴也;言在耳目赠寄八荒者,未有能离此四者,

然其情各有至处。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可以兴也;言在耳目赠寄八荒者,可以

观也;善于风人答赠者,可以群也;凄戾为骚之苗裔者,可以怨也”。(见《南

雷文定四集》一,《汪扶晨诗序》)这比了经学家的训诂固然要通达得多,但是

还把兴观群怨看成四个物事。而在王船山则不然。他说:“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

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

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诗绎》)这样讲,兴观群怨四字,便

成活看,不是呆看梨洲所讲的是作诗者之兴观群怨,而船山所讲的乃是读诗者之

兴观群怨。所以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关雎》兴也,

康王宴朝而即为冰鉴;‘︳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

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诗绎》)此说极妙。假

使由作诗者之兴观群怨言,就不易摆脱经学家的见解。他说:“经生家推《鹿鸣》、

《嘉鱼》为群,《柏舟》、《小弁》为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诗。”

(《夕堂永日绪论》)所以他要由读诗者之兴观群怨言,才与文学批评有关。于

是又说:“总以曲写心灵。动人兴观群怨,却使陋人无从支借”。因此,《论语》

之所谓“可以”,船山之所谓“动人”,都应着眼在读者的方面的。可以兴,是

使读者兴,可以观,也是使读者观,推之群也,莫不如此。所以说:“作者用一

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

明白这一点,然后知梨洲之与船山,同样本于儒学的见地,以阐诗道之精蕴,

而所得各有不同。梨洲所言处处在指示人如何作诗,如何学诗,所以要说明什么

是诗,所以要说明什么是诗;船山所言就不是这样,他处处在指示人如何读诗,

如何去领悟诗,所以只说明诗是怎样。

然而指示领悟的方法以使“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这就不是很容易的事。

训诂家是不能领悟诗趣的,评点家也一样不能领悟诗趣。拘于字面以解诗,则失

之泥,拘于章法以解诗,则失之陋,拘于史迹以解诗,则失之凿。明人以《诗经》

作文学作品读,不作经学读本读,这眼光本是不错的。不过如孙矿,锺惺一流以

评点批尾之学当之,则要不得。王船山的《诗绎》也是同此眼光,同此手法,而

说来却高人一筹。他没有训诂家道学家的习气,只用文学的眼光,所以说来精警

透彻;他又不如评点家这般肤浅,并不反对儒家见地,所以又觉其切实。以文学

眼光去读诗,则于诗能领悟;不否定儒家见地以论诗,则于诗能受用。《诗绎》

中说:“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节;释经之儒不证

合于汉、魏、唐、宋之正变,抑为株守之兔置。”象他才能打通经学与文学之间

的一条路。真的:“汉、魏以还之比兴,可上通于风雅,桧、曹而上之条理,可

近译以三唐。”因此,我说王船山的诗论是偏重在读诗。

昔人讲诗,也曾示人以领悟,但是所拈出的是一个“法”字。于法中求悟,

便只能偏重在作法方面,而不会理会到诗人作诗之本意。所以他最反对“法”。

他说:

近有吴中顾梦麟者,以帖括塾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

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令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子学诗,其弊必至于此。

(《诗绎》)

古诗及歌行换韵者,必须韵意不双转,自《三百篇》以至庾、鲍七言,皆不

待钩锁,自然蝉连不绝。此法可通于时文,使股法相承,股中换气。近有顾梦麟

者,作《诗经塾讲》,以转韵立界限,划断意旨,劣经生桎梏古人,可恶孰甚焉!

晋《清商三洲曲》及唐人所作,有长篇拆开可作数绝句者,皆ン虫相续成一青蛇

之陋习也。(《夕堂永日绪论》)

近体中二联,一情一景,一法也。“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

晴光转绿”,“云飞北阙轻阴散,雨歇南山积翠来,御柳已争梅信发,林花不

待晓风开”,皆景也,何者为情?若四句俱情而无景语者,尤不可胜数。其得谓

之非法乎?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

兴,而景非其景。(同上)起承转收,一法也,试取初盛唐律验之,谁必株守此

法者。(同上)

他反对以转韵立界限的法,他反对以情景相配的法,他更反对讲起承转收的

法。易言之,即是他反对一切画地成牢以陷人的法。盖这些法,都是学究指示初

学作诗者的一种门径。用这些话头以论昔人之诗,当然觉其枘凿不入。一方面曲

解古诗,一方面也使人拘束得不会作诗,因为这些都是死法。“死法之立总缘识

量狭小,如演杂剧,在方丈台上,故有花样步位,稍移一步则错乱,若驰骋康庄、

取涂千里,而用此步法,虽至愚者不为也。”(《夕堂永日绪论》)所以在这些

死法中,不会了解诗,也不会作诗。

比这种呆板的法,讲得稍微活一些,则有所谓“格”。格的问题,王氏也是

不赞成的。因为格也是艺苑教师的手法。他说:

一解弈者,以诲人弈为游资,后遇一高手与对弈,至十数子,辄揶揄之曰,

此教师弈耳。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

艺苑教师而已。高廷礼、李献吉、何大复、李于鳞、王元美、锺伯敬、谭友夏,

所尚异科,其归一也。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

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李文饶有云:“好驴马不逐队行”,立门庭

与依傍门庭者,皆逐队者也。(《夕堂永日绪论》)

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

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

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

倒耶?故嗣是而兴者,如郭景纯、阮嗣宗、谢客、陶公乃至左太冲、张景阳,皆

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视子建蔑如矣。……是知立才子之目,标一成之法,扇动

庸才,旦仿而夕肖者,原不足以羁络骐骥;唯世无伯乐,则驾盐车上太行者,自

鸣骏足耳。(同上)

立下了法,可以窒塞生机;定下了格,也足以桎梏才情。这样,都不是性情

中事,所以无当于兴观群怨,只为建立门庭的方便而已。明人论诗,正因各以偏

胜见长,所以分别门户。清初一般人,大抵都反对这种风气,不欲以门庭自限。

于是有一共同的倾向,都求之于古,同时也即求之于作诗之本。惟有这样,才能

如船山所说“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

然则船山是否绝对不讲法与格呢?那也不然。他也承认近体中二联一情一景

不失为一法;他也知道法的作用是所以成章。但是他所要破的是陋人之法,是这

些小家数的法,是拘泥于法而不知变通的法。因此他不论法与格,而论意与势。

意与势,即是船山所谓法与格,而实在即是一切法与格所由来之基础条件。他说: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

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

神理也。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

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

船山诗论,与当时牧斋、梨洲诸人都不同。船山固有不满意李献吉一流人的

言论,然而假使与牧斋,梨洲诸人比,则船山不能算是反对献吉了。他的言论,

只能说是修正献吉。又船山诗论颇与王渔洋相同,渔洋诗论,实在也是对于李何

诗论的修正。所以二王诗论颇有相似之处。这其间固然未必有直接的关系,至少

也可见其所见之暗合。我尝推求其故,恐怕船山所提出的意与势的问题,就是主

要关键。不主张建立门庭,不主张守一局格,这是船山与钱、黄诸氏所同的。但

钱、黄等都离开了诗而求作诗之本,所以偏重在性情方面。船山则依旧于诗中求

诗,然而却不是死法,不是定格,所以又偏重在神韵方面。

论到势,所谓“夭矫连蜷,烟云缭绕”,已有神韵的意思。而尤其与渔洋神

韵之说为相类似者,莫过于下引《夕堂永日绪论》中的一节话:

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宜着眼。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

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言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唯盛唐人能得其

妙,如“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墨气四射,四

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李献吉诗“浩浩长江水,黄州若个边,岸回山一转,

船到堞楼前”,固自不失此风味。

论势,而于五绝中求之,便有风味可言。否则,只是浑灏流转的气势而已。

渔洋论诗最推重白石言尽而意不尽之语,实则也即是咫尺有万里之势的意思。

讲到意,就是情与景的问题。梨洲论诗,于情景的关系,说得已很妙,然而

犹觉其担板搭实,没有船山说得空灵。盖船山之所谓情与景,即从诗意中求,而

梨洲所论则是于诗人中求,只是诗人与环境的关系而已。船山说:“烟云泉石,

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是景须待意以灵的;船山又说:“若齐梁绮

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宋人论诗字字求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

之所自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均《夕堂永日绪论》)是

意又是以情为主的。这一节说明意与情景的关系最为明显。《夕堂永日绪论》中

论情与景的地方很多。如云:

“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与相融浃,

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而与景相迎者也。“日暮天无云”,

“春风散微和”,想见陶令当时胸次,岂夹杂铅汞人能作此语。“僧敲月下门”,

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

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

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

禅家所谓现量也。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

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影静千官里”,自然是喜

达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难曲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

心欣赏之景。凡此类知者遇之;非然,亦鹘突看过,作等闲语耳。

又《诗绎》云:

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

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天情物

理,可哀而可乐,用之无穷,流而不滞。穷且滞者不知尔。“吴楚东南坼,乾坤

日夜浮”,乍读之,若雄豪,然而适与“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相为融浃。

当知“倬彼云汉”,颂作人者增其辉光,忧旱甚者益其炎赫,无适而无不适也。

唐末人不能及此,为玉合底盖之说,孟郊温庭筠分为二垒,天与物,其能为尔阄

分乎。

这些都是情景融浃之说。能这样情景融浃,然后在人则见其胸次绝无渣滓,

在诗则不烦推敲自然灵妙。景中生情,而后宾主融合,不是全无关涉;情中生景,

而后不即不离,自然不会板滞。以写景的心理言情,同时也以言情的心理写景,

这样才见情景融浃之妙。这样才是所谓神韵。所以说:“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

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若但于句求巧,则性情先为外

荡,生意索然矣。”(《夕堂永日绪论》)

然而船山却不拈出神韵两字为其论诗主张,则以一经拈出,自有庸人奔来凑

附,依旧蹈了建立门庭覆辙。才破一格,复立一格,这在船山是不为的。船山何

以不为呢?这在上文已说过,船山所指示的是读诗的方法,而不是作诗的定格。

不过他论读诗当然也不能全与作诗无关,所以也讲到意与势,也讲到情与景,然

而照他这样讲法,是所谓意者情与景相融浃的境界而已。意既由情与景的融浃,

所以意在言先。而由情与景相融浃以写出的意,当然有性情,有兴会,当然妙合

无垠,当然自然凑附,当然能咫尺而有万里之势。诗而有势,即有风味,即是神

韵,所以无字处皆是意,而意亦在言后。意在言后,则当然能使读者从容涵泳,

自然生其气象。所以我说船山诗论,还是重在读的方面,重在领悟的方面。

于次,再讲王士礻真。士礻真,后易名士祯,字贻上,号阮亭,自号渔洋山

人,山东新城人。

渔洋之诗,就以前讲,自是一代正宗。在当时,正值大家都厌王、李肤廓,

锺、谭纤仄之后,渔洋独以大雅之才标举神韵,扬扌乞风雅,而声望又足以奔走

天下,文坛主盟,当然非渔洋莫属。可是渔洋之诗,与其诗论,虽亦耸动一时,

而身后诋其亦颇不少,生前劲敌遇一秋谷,身后评骘又遇一随园,于是神韵一

派在乾嘉以后,便不闻继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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