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次，再讲公安派受戏曲家的影响。戏曲是当时新兴的文学，所以对于戏曲
有特嗜的人，往往也即是反对复古的人。虞淳熙（长孺）之《徐文长集序》，称：
“元美于鳞，文苑之南面王也。……李长髯而修下，王短鬓而丰下，体貌无奇异，
而囊括无异士。所不能包者二人，颀伟之徐文长，小锐之汤若士也。”徐文长，
名渭，山阴人。汤若士名显祖，一字义仍，临川人，这两人恰恰都以戏曲著名。
文长所著有《四声猿》杂剧，又撰《南词叙录》。若士所著，有《荆钗》《还魂》
《南柯》《邯郸》四记，世称“临川四梦”。在此复古潮流振荡一世之时，而王
李主持之文坛，所不能包者即是戏曲作家，此中消息不是值得注意吗？固然，我
们也可以说前后七子对于戏曲也都相当了解。李空同曾说董解元《西厢词》可直
继《离骚》，康对山（海）王敬夫（九思）诸人又都是戏曲作家，然而求其真能
了解戏曲对于传统文学也能另用一副手法，另取一种眼光者，则不得不推徐汤诸
氏了。徐氏《答许北口书》云：“公之选诗可谓一归于正，复得其大矣。此事更
无他端，即公所谓可兴可观可群可怨一诀尽之矣。试取所选者读之，果能如冷水
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种直展横铺，
粗而似豪，质而似雅，可动俗眼，如顽块大脔，入嘉筵则斥，在屠手则取者，不
可不慎之也。”（《青藤书屋文集》十七）他所说的，虽仍是兴观群怨的旧话，
然而意义不同。他是要取其“能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者，这便是另一种心眼，
另一副手法。
怎样才能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呢？求之于内则尚真，求之于外则尚奇。尚
真则不主模拟了，尚奇则不局一格了。不主模拟，不局一格，则诗之实未亡，而
兴观群怨之用以显。他说：
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
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
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
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鸟之为人言矣。（《青藤书屋文集》二十，《叶子肃诗
序》）这即是不主模拟之说。他又说：
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诗，近颇阅之，乃知李、杜之外复有如此奇种，眼
界始稍宽阔。不知近日学王、孟人，何故伎俩如此狭小？在他面前说李、杜不得，
何况此四家耶？殊可怪叹！菽粟虽常嗜，不信有却龙肝凤髓都不理耶？（《青藤
书屋文集》十七，《与季友》）
这又是不局一格之意。这种意思，都与复古派的论调不合，实在即因对于戏
曲有特嗜，而深受民间文学影响之故。文长论“兴”，更有一个妙解，其《奉师
季先生书》中有云：“诗之兴体，起句绝无意味，自古乐府亦已然。乐府盖取民
俗之谣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南北东西虽殊，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
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其下段欲
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不知夫子以为何如？”（《青藤
书屋文集》十七）此意是前人所未发。顾颉刚先生以研究吴歌之故也曾悟出此理，
而不知文长在数百年前早已说过。盖明人以重视此种新体文学之故，于是对于市
歌巷引也有相当的认识。小曲的流行，则因此种关系而起的。所以我说还是受了
民间文学的影响。
汤若士与袁中郎同时，故其论调更与“公安”相接近。贺贻孙《激书》卷二
《涤习条》举一则故事云：
近世黄君辅之学举子业也，揣摩十年，自谓守溪昆湖之复见矣！乃游汤义仍
先生之门。先生方为《牡丹》填词，与君辅言，即鄙之，每进所业，辄掷之地，
曰：“汝不足教也。汝笔无锋刃，墨无烟云，砚无波涛，纸无香泽，四友不灵，
虽勤无益也。”君辅涕泣求教益虔。先生乃曰：“汝能焚所为文，澄怀荡胸，看
吾填词乎？”君辅唯唯。乃授以《牡丹记》。君辅闭户展玩，久之，见其藻思绮
合，丽情葩发，即啼即笑，即幻即真。忽悟曰：“先生教我文章变化在于是矣。
若阆苑琼花，天孙雾绡，目睫空艳，不知何生；若桂月光浮，梅雪暗动，鼻端妙
香，不知何自；若云中绿绮，天半紫箫，耳根幽籁，不知何来。先生填词之奇如
此也。其举业亦如此矣。”由是文思泉涌，挥毫数纸，以呈先生。先生喜曰：
“汝文成矣，锋刃具矣，烟云生矣，波涛动矣，香泽渥矣，畴昔臭恶化芳鲜矣”，
趣归就试，遂捷秋场，称吉州名士。
此则故事颇为重要。他所谓四友之灵，即徐文长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之意。
而尤其应当注意者即是他看戏曲与时文没有什么分别。他可以填词的方法作时文，
也可以填词的标准论时文。于此关打得破，则自然笔有锋刃，墨有烟云，砚有波
涛，纸有香泽，而四友自灵。这即是性灵说。大抵当时论诗论文与七子异趣者，
对于戏曲时文每有独到之处，即因能把此种关键，应用到诗文上去而已。徐文长
长于戏曲，袁中郎长于时文，而汤若士则兼此二者。
因此，我们先得看他对于戏曲与时文的见解。汤氏之于戏曲，自谓是意之所
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者。（见《玉茗堂尺牍》三，《答孙俟居书》）他为什
么要如此，即因他视才情重于规律。其《答吕姜山书》云：“凡文以意趣神色为
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辞俊句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
即为窒滞迸泄之苦，恐不能成句矣。”（《玉茗堂尺牍》四）这是他所以不重视
规律的主张。即就音律而言，他也以为宜重自然。他说：“上自葛天，下至胡元，
皆是歌曲。曲者，句字转声而已。葛天短而胡元长，时势使然。总之偶方奇圆，
节数随异，四六之言，二字而节，五言三，七言四，歌诗者自然而然。”（《玉
茗堂尺牍》四，《答凌初成》）他所以有此论调即因他的曲是案头之曲，而不是
场上之曲。他宁拗折天下人歌的嗓子，而不愿使文词受窒滞迸泄之苦，因为这不
致拗折人吟诵的嗓子。所以他对于吕玉绳的改窜《牡丹亭记》以迎合歌喉便深致
不满。他说：“若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王摩诘冬
景也。其中骀荡淫夷，转在笔墨之外耳。”（《尺牍》四，《答凌初成》）
他论时文也重才情。其《王季重小题文字序》即以“时文字能于笔墨之外言
所欲言”为标准。（见《玉茗堂文集》五）此即偏重才情的见解。因此，他于
《朱懋忠制义序》更提出气机二字。他说：“通天地之化者在气机，夺天地之化
者亦在气机。化之所至，气必至焉；气之所至，机必至焉。”（《玉茗堂文集》
四）此文所谓气机云者，也即是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而已。何谓化？“即啼即笑
即幻即真”，便是化；“目睫空艳不知何生”，“鼻端妙香不知何自”，“耳根
幽籁不知何来”，便是化。此是文章化境，即所谓“通天地之化”。至于何以能
到此化境？则全由于一片灵机，出于感兴之自然。在作者不过能擒住此一刹那间
的感兴，以使“藻思绮合，丽情葩发”而已。这即是所谓“夺天地之化”。有了
感兴，才情自生，这是所谓“化之所至，气必至焉”。才情横溢，机趣自来，这
又是所谓“气之所至，机必至焉”。气至机至，那文章自有锋刃，有烟云，有波
涛，有香泽了，那自然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了，这便是所谓才情。也可说是
当时唯心论者之所谓才情。
他对戏曲对时文的见解，都有偏于性灵的倾向。所以当时反对七子者，不妨
都是擅戏曲，工制艺的人。因为这种观念，也可用于评诗论文，他《答王澹生书》
云：
尝与友人论文，以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者，非可易而学也。学宋文不成，
不失类鹜；学汉文不成，不止不成虎也。因于敝乡帅膳郎舍，论李献吉，于历城
赵仪郎舍论李于鳞，于金坛邓孺孝馆中论元美，各标其文赋中用事出处，及增减
汉史唐诗字面处，见此道神情声色已尽于昔人，今人更无可称雄，妙者称能而已。
（《玉茗堂尺牍》一）
他以为在汉宋以后，再欲造其神情声色为事实上所不可能。既不可能，反不
如自抒机轴，自写性灵，吾存吾真，转不失本来面目。这是公安派人共同的持论，
而若士亦颇有些倾向。所以他说：
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
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
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夫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
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
略施数笔，形象宛然；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
自非通人，谁与解此。（《玉茗堂文集》五，《合奇序》）
文既本于自然灵气，所以七子讲入格，若士正讲不入格。盖七子重在习，习
则自有定程；若士重在性，性则不妨决裂文体。所以他以龙为喻，谓：“观物之
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玉
茗堂文集》五，《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龙之变化不可穷，龙之变化亦不可测。
惟变化不可穷而又不可测者，始为天下之至文，亦为天下之奇文。这是他论文所
以欲“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的原因。言所欲言，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
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这才见出奇士的灵心。七子为常人说法，所以标举典
型，可以转移一时之耳目；若士为奇士说法，所以独往独来，自不为七子所范围。
此义，于其《序丘毛伯稿》一文中亦言之。七子处处持其入格的理论，若士偏持
其不入格的理论。明代小品文的发展，即建立在这种理论上的。但是这种理论虽
同七子相反，却同样是纯艺术的，而且是唯心的。所以戏曲只成为案头之戏曲，
而时文更只是举业进身的敲门砖罢了。在明代这种学术思想的风气之下，即性灵
说也不会接触现实的。
最后，讲一讲诗人的意见。王渔洋《论诗绝句》云：“草堂乐府擅惊奇，杜
老哀时托兴微，元白张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学妃。”并于《池北偶谈》，举公
文介（鼐）于文定（慎行）二人之说，以为此即于公二氏之绪论。所以于公二氏
也是不赞同七子的人。
于慎行字可远，更字无垢，东阿人，谥文定，所著有《城山馆集》、《
山笔尘》等。公鼐字孝与，蒙阴人，谥文介，所著有《问次斋集》。于公二人生
当隆庆、万历之际，李、王之势焰正高，而又为李氏乡人，其论诗却能不为所囿，
且有箴砭之论，不得不佩其卓识了。当时与公二氏同其见解者，尚有一山东人，
为冯琦，字用韫，一有琢庵，临朐人，谥文敏，所著有《宗伯集》。
于慎行之叙《宋伯冯琢庵文集》云：
天壤之间有形有质之物，未有能不朽者；必化而后不朽。金石之坚，泐且
饣舌焉而朽；土木之朊，蠹且苏焉而朽；惟毋化也。水之洋洋，代而不尽，朽乎
哉！火之炎炎，传而不尽，朽乎哉！何者？化也。人心之精，吐而为言，言之论
要，而为文，此必有变而之化者。无所变而之化，而欲高驰虎示，树千载之
标，岂其质哉？近世名家辈出，非先秦、西京口不得谈，笔不得下，至土苴赵宋
之言，目为卑浅，而眉山氏之家法，亦若曰姑舍是云。鄙人少而操缦，亦谓为然，
久而思之，不也。盖先秦、西京之文，化而后为眉山氏，眉山氏之文化而后为
州氏，眉山氏发秦、汉之精蕴，化其体而为虚；州氏揽眉山之杼轴，化其材而
为古：其变一也。世人不知，一以为赵宋，一以为先秦、西京，徒皮相尔。且夫
先秦、西京之世，有以文命者哉？漆国之洋，则论著之书也；韩非之精切，则
短长之策也；长沙之宏赡，则陈对之牍也；龙门之逖荡，则纪述之史也：此皆眉
山氏之所酿而为文者也。盍尝取而纟由之，廓之宏篇，约之单语，安所寻其轨迹，
安所索其斧痕。故能不为秦、汉者，而后能为秦、汉，此则不可朽尔。何者？文
以神化者也。不会之以神，而合之以体，不合之以体，而摹之以辞，则物之形质
也。方兴方圮，方新方故，不朽何之！……顷者先正诸公，亟称拟议以成其变化，
岂非名言！然拟之议之为欲成其变化也，无所变而之化，而姑以拟议当之，所成
谓何？
冯琦之序于慎行父《于宗伯集》云：
夫诗以抒情，文以貌事。古人立言，终不能外人情事理，而他为异；而后之
作者，往往求之情与事之外。求之弥深，失之弥远，则求之者之过也。亡论《诗
三百篇》，大半采之民风，即如汉、魏以来，民谣里谚，出自闾巷儿女子之口，
即使骚人墨士，穷情尽变，有以益乎？当战国时，士抵掌谈世事，皆以取给一时，
快心千古，即司马迁为《史记》，仍其语不能损益也。故知诗以抒情，情达而诗
工；文以貌事，事悉而文畅。古人之言，尽于此矣。而后之作者高唱矜步以为雄，
多言繁称以为博，取古人之陈言，比而栉之以为古调古法。调不合则强情以就之，
法不合则饰事以符之。夫句比字栉，终不可为高为法，即调与法亦终不可为古人；
然则徒失今人情与事耳。夫蛩吟鸟语，皆能使人动心，即繁丝急管，不能与争，
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人所由传，正以独诣为宗，自然为至，无复有古人于
前耳。今奈何袭古人以为古人乎？窃以为调欲远，情欲近，法在古人，事在今日。
必不得已，宁不得其调与法，而无失其情与事。故里巷歌谣，协之皆可以为诗；
几席谈说，次之皆可以为文。何者？其情与事近也。（《宗伯集》二）
他们二人的论调，一吹一唱，似相孚应。于氏以为文不妨学古，但须由拟议
以成其变化。七子之流弊，即在拟议而不化。冯氏以为调与法虽可求古，情与事
必须合今。专从调与法上注意，有时失今人之情与事；不如从情与事上着眼，转
得冥合古人之调与法。于氏举了目标，冯氏言其方法。所以于氏称许冯氏之文，
即在于能化，化秦、汉而为虚；而冯氏亦自称此种持论为于氏所许可。他们虽不
至反对宗尚秦、汉，取法盛唐的主张，然却反对拟袭秦、汉、盛唐的诗文。
于慎行之论古乐府云：
唐人不为古乐府，是知古乐府也。辞声相杂，既无从辨；音节未会，又难于
歌：故不为尔。然不效其体而时假其名，以达所欲出，斯慕古而托焉者乎？近世
一二名家，至乃遂形模以追遗响，则唐人所吐弃矣。（《城山馆诗集》一）
汉曲多不可解，盖乐府传写，大字为辞，细字为声，声辞合写，故致错迕。
……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缀古词，曲加模拟，词旨典奥，岂不彬彬！
第其律吕音节已不可考，又不辨其声词之谬，而横以为奇僻；如胡人学汉语，可
诧胡，不可欺汉。令古人有知，当为绝倒耳。（《山笔尘》八）又论五言古诗
云：
魏晋之于五言，岂非神化，学之则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朴而不敢周，
轨涂整严，制而不敢骋，少则难变，多则易穷，古所谓鹦鹉语不过数声耳。原本
性灵，极命物态，洪纤明灭，毕究精韫，唐果无五言古诗哉？（《城山馆诗集》
二）
公鼐之《乐府自叙》云：
《风》《雅》之后有乐府，如唐诗之后有词曲，声听之变有所必趋，情辞之
迁有所必至。古乐之不可复久矣，后人之不能汉、魏，犹汉、魏、之不能《风》、
《雅》，势使然也。……近乃有拟古乐府者，遂颛以拟名，其诗但取汉、魏所传
之词，句抚而字合之，中间陶阴之误，夏五之脱，遂所不较，或假借以附益，或
因文而增损，床屋之下，探去箧之间，乃艺林之根蟊，学人之路阱矣。
（《池北偶谈》引）
此二人的论调又是若合符节。公鼐之《赠邢子愿长歌》云：“余子纷纷未易
说，拟议原非吾所悦；丈夫树立自有真，何必效彼西家颦。”而冯琦之《谢京兆
诗序》亦标举尚情肖真之旨，称其诗事无牵会，语无辏泊，因实境所至而命之意，
合于古人之所谓情，而他之所谓真。（见《宗伯集》二）此也其见解相同之处。
于慎行《山笔尘》之论诗文，又谓“古人之诗如画意，人物衣冠不必尽似，而
风骨宛然。近代之诗如写照，毛发耳目，无一不合，而神气索然。彼以神运，此
以形求也”。而冯琦《谢京兆诗序》中亦称古人之诗，若远若近，若切若不切，
而可以纾己之情，可以谕人之情。后人之诗，其人其地其事，与夫官秩姓氏，皆
引古事相符合以为典切，而己情不必纾，人情不必谕。这也是他们相同的论调。
此三人之见解，真可谓同出一模。这种见解，也可能给公安派一些启示。即使说
公安三袁和他们的时代并不太远，未必受他们的影响，那么这种论调至少也可说
是公安派的羽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