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 茶陵诗派
宋、方以后，前后七子以前，其论诗论文足为七子先声者，即是所谓“茶陵
派”。
“茶陵派”以李东阳为领袖。东阳所长在于论诗，至东阳弟子如邵宝诸人始
有宗主先秦古文之说。因此，在论述“茶陵派”时亦不妨分别诗文两方面来讲。
东阳，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人，所著有《怀麓堂集》。集中《诗话》一卷，
也有一些重要的理论。《四库总目提要》之论《怀麓堂诗话》，称：“李、何未
出以前，东阳实以耆宿，主持文柄，其论诗主于法度音调，而极论剽窃摹拟之非，
当时奉以为宗。至何、李既出，始变其体，然赝古之病，适中其所诋诃，故后人
多抑彼而伸此。”其所谓后人，当即指钱谦益一流人。钱氏《初学集》八十三卷
有《题怀麓堂诗钞》一文谓：明诗凡三变，由弱病而为狂病，由狂病而为鬼病，
惟西涯文足以荡治之云云，当即是所谓抑彼伸此之例了。然我们于此，须知李、
何之于西涯，有颇不同之处，也有颇相近之处。由其不同之处言，则抑彼伸此，
诚足以荡治当时诗风之流弊。由其相近之处言，则后来李梦阳虽颇诋李东阳，然
渊源所自，原不可诬。王元美云：“东阳之于李、何，犹陈涉之启汉高也。”公
论自在人心，即李、何一派的人，犹且不能不承认这种情形。王士礻真《池北偶
谈》卷十四称：“海盐徐丰《诗谈》云：‘本朝诗莫盛国初，莫衰宣正，至弘
治，西涯唱之，空同、大复继之，自是作者森起，于今为烈’。当时前辈之论如
此。盖空同、大复皆及西涯之门，虞山撰《列朝诗选》，乃力分左右袒，长沙何
李，界若鸿沟，后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误后学不浅。”是渔洋也不以钱氏之
说为然。
大抵西涯论诗，还有些近于道学家的见解。如云：“言之成章为文，文之成
声者则为诗，诗与文同谓之言，亦各有体而不相乱。”（《怀麓堂集文后稿》四，
《匏翁家藏集序》）如云：“夫诗者，人之志兴存焉。故观俗之美者与人之贤者，
必于诗。今之为诗者亦或牵缀刻削，反有失其志之正，信乎有德者必有言，有言
者不必有德也。”（《怀麓堂集文稿》二，《王城山人诗集序》）这些话都与宋
濂、方孝孺之言为近。自此种理论推之，当然不会主张摹拟剽窃，而与李、何一
流人之以诗为事者也当然不同。
然而西涯与宋、方之诗论，毕竟有分别。最重要的，在他认识诗文各有体而
不相乱，所以他不会同宋、方这样以论文的见解去论诗。他曾分别诗文之体制云：
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诗又其成声者也。章之为用，贵乎纪述铺叙，发挥而藻
饰，操纵开阖，惟所欲为，而必有一定之准。若歌吟咏叹，流通运荡之用，则存
乎声，而高下长短之节，亦截乎不可乱。虽律之与度未始不通，而其规制则判而
不合。及乎考得失，施劝戒，用于天下则各有所宜，而不可偏废。古之六经，
《易》、《书》、《春秋》、《礼》、《乐》皆文也，惟《风》、《雅》、《颂》
则谓之诗，今其为体固在也。近代之诗，李、杜为极，而用之于文或有未备。韩、
欧之文亦可谓至矣，而诗之用，议者犹有憾焉。况其下者哉。（《怀木刻堂集文
后稿》三，《春雨堂稿序》）
诗文之体既别，所以他再说：“故有长于纪述，短于吟讽，终其身而不能变
者，其难如此，而或庸言谚语，老妇稚子之所通解，以为绝妙，又若易然。”
（《怀麓堂集文稿》五，《沧洲诗集序》）他是真能在诗之体制上去认识诗，而
同时即用诗之标准以论诗，所以又不落于学者或文人的见解。
正因这样，于是他一方面又开了李、何之诗论。他怎样在诗之体制上以认识
诗呢？他指出两条途径，他说：“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
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怀麓堂诗
话》）所谓具眼具耳，即是他所谓识。所以述他论诗之识，应当着眼在格与声两
方面；而李、何诗论之渊源，也应在这两方面看出其关系。
由声言，他以为诗文之分别，即在声律讽咏的关系。他说：
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覆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
志气，取类于鸟兽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必其识足以知其{宀交}奥，
而才足以发之，然后为得。及天机物理之相感触，则有不烦绳墨而合者。（《沧
洲诗集序》）
从声律讽咏方面以认识诗之性质，即是他的重要理论。《诗话》中即本沧浪
所谓辨别体制的方法，从声律讽咏方面加以阐说，再补充一些声乐的关系。他说：
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
和，又取其声之和者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
足蹈而不自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俳偶之文
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则诗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观《乐记》论乐声处，便识
得诗法。
古律诗各有音节，然皆限于字数，求之不难。惟乐府长短句初无定数，最难
调叠，然亦有自然之声。古所谓声依永者，谓有长短之节，非徒永也。故随其长
短皆可以播之律吕，而其太长太短之无节者，则不足以为乐。
陈公文论诗专取声，最得要领。潘桢应昌尝谓予诗宫声也。予讶而问之。潘
言其父受于乡先辈曰，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
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韩退之之诗为角，以此例之，虽百家可知也。予初欲
求声于诗，不过心口相语，然不敢以示人，闻潘言始自信，以为昔人先得我心，
天下之理出于自然者固不约而同也。（均见《诗话》）
由声乐之关系以论诗之音调，那便与沧浪不尽同。沧浪所论偏于诗之风格，
而西涯所论，则重在诗之抑扬抗坠之处，所以沧浪之推尊李杜，在其气象，而西
涯之推尊杜甫，在其音节之变化。《诗话》中说：
长篇中须有节奏，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布，虽多无益。唐诗类有
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
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然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
五七言古诗，仄韵者上句末字类用平声，惟杜子美多用仄，如《玉华宫》、
《哀江头》诸作，概亦可见。其音调起伏顿挫，独为乔健以别出一格。回视纯
用平字者，便觉萎弱无生气。自后则韩退之、苏子瞻有之，故亦健于诸作。此虽
细故末节，盖举世历代而不之觉也。偶一启钥，为知音者道之。若用此太多，过
于生硬，则又矫枉之失，不可不戒也。
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调。
他能在这种“细故末节”上注意，便是发沧浪之所未发。后来王士礻真赵执信诸
人之论古诗声调，恐即受此启示。
这虽是西涯论诗之特长，然而西涯之论声，亦有同于沧浪之处。盖他所谓声
与格，本不可截然分开。假使把声与格混合言之，那便近于沧浪之所谓“气象”
了。他于《怀麓堂诗话》中说：
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听之者不问而
知其为吴、为越也。汉以上古诗弗论；所谓律者，非独字数之同，而凡声之平仄，
亦无不同也。然其调之为唐、为宋、为元者，亦较然明甚。此何故耶？大匠能与
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规矩之谓，而其为调，则有巧存焉。苟非心领神
会，自有所得，虽日提耳而教之，无益也。
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譬之方言，秦、晋、吴、越、闽、
楚之类，分疆画地，音殊调别，彼此不相入。他所谓调之为唐、为宋、为元，即
气象之殊；他所谓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也即气象之殊。一时
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也就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风格。于是音殊调别，而声的问题，
遂转移为格的问题了。
由格言，他也受一些沧浪的影响。《诗话》中说：“六朝、宋、元诗、就其
佳者亦各有兴致，但非本色，只是禅家所谓小乘，道家所谓尸解仙耳。”又说：
“宋诗深去唐却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耳。”这即是沧浪的说法：而后来李、何之摹拟唐音也正受其启示。在这方面，
与他论“声”一样，出于沧浪而不同于沧浪，即因他能注意小问题，着眼在细故
末节的缘故。《诗话》中说：
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盛唐人善用虚字，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于
此。用之不善，则柔弱缓散，不复可振，亦当深戒。
唐律多于联上着工夫，如雍陶《白鹭》，郑谷《鹧鸪》诗二联，皆学究之高
者。至于起结，即不成语矣。如杜子美《白鹰》起句，钱起《湘灵鼓瑟》结句，
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岂易得哉。
人但知律诗起结之难，而不知转语之难，第五第七句，尤宜着力。如许浑诗，
前联是景，后联又说，殊乏意致耳。
他因格的问题于是注意到用字，注意到起结，注意到承转，真可谓细故末节
了。此种细故末节，不可泥亦不可废。他说：“律诗起承转合不为无法，但不可
泥。泥于法而为之，则撑柱对待，四方八角，无圆活生动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
从容间习之余，或溢而为波，或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诗话》）所以
细故末节虽不可废，仍欲其溢而为波，变而为奇，使有圆活生动之意乃佳。他由
声讲到律，由格讲到法，可以说得玄妙，也可以说得入细。因此，他所谓欲得盛
唐内法手，点化当时诗人者，即与沧浪之空言宗盛唐不同。
由上述二点言，可知李、何诗论可以渊源西涯，而终究与西涯不同。盖其渊
源西涯者，只在声与格的问题，都出《沧浪诗话》的关系；而如西涯这般讲声与
格，即与李、何不一样；李、何抽象而西涯具体，李、何言轮廓而西涯入细。因
此，李、何宗主可以单纯，而西涯则不主一格，所以西涯之诗论中可以包括李、
何，而李、何之诗论中不能包括西涯。
西涯既不主一格，所以也不主摹拟。他说：
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而或者又曰，必为唐，
必为宋，规规焉俯首缩步，至不敢易一辞出一语，纵使似之，亦不足贵矣；况未
必似乎。说者谓诗有别才非关乎书，诗有别趣非关乎理，然非读书之多，识理之
至，则不能作。必博学以聚乎理，取物以广夫才，而比之以声韵，和之以节奏，
则其为辞，高可讽，长可咏，近可以述，而远则可以传矣。岂必模某家，效某代，
然后谓之诗哉。（《怀麓堂集文稿》八，《镜川先生诗集序》）
他只是在声调格律中间指出比较具体的方法，并不于声调格律中以第一义诏
人而强人服从，这即是胜于沧浪的地方。他于《诗话》中很不赞成林子羽《鸣盛
集》之学唐，与袁凯《在野集》之学杜，因其并无流出肺腑，卓尔有立之处。这
即是以第一义诏人的病痛所在。我们不能说西涯论诗不宗唐，不主杜，但是假使
说西涯论诗只在宗唐主杜，那就大误。他因不主一格，故于李、杜之外兼取王、
孟，而论诗遂重在淡远。他说：“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澹而悠远深厚”，
又说：“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均见《诗话》）这即是王渔
洋神韵说之所自出。渔洋作风之变七子或即受此种论调的暗示。又他既不主一格，
自然又不属于第一义之诗。他说：“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
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
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而其为格亦渐粗矣。然非具宏才博学，
逢泉而泛应，谁与开后学之路哉！”（《诗话》）这又与“公安派”之论调相似，
而为后来钱牧斋之所宗。牧斋之反七子，其理论即建筑在此种基础上的。
自李东阳主持文场以后，奖掖后进，推挽才秀，一时出其门者甚众，天下称
之为“茶陵诗派”。“茶陵诗派”之于诗文，前变台阁体单缓冗沓之习，而后
启七子句摹字窃，矜才使气之风。诗的方面已如前述；文的方面，又以邵宝、何
孟春之论调为其转变之枢纽。
邵宝，字国贤，无锡人，学者称二泉先生，有《容春堂集》。浦瑾序其《容
春堂前集》述邵氏论诗文之语云：“瑾晚末无似，辱公宠而教之。尝从容问公曰：
‘文将安师？’曰：‘师今之名天下者；无以，则先进乎？无以，则古之人乎？’
曰：‘先进而上宋，古乎？’曰：‘有唐，有东西汉者在。’‘唐两汉古乎？’
曰：‘六经尚已，夫学文而曰必且为六经，吾则不敢也。’”可知他虽不以六经
为文的最高标准，与宋濂方孝孺等学者毕竟有些出入，然而逆推而归于古，则正
是七子复古之先声。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有《燕泉集》，《余冬叙录》诸书。陈田《明诗
纪事》“称子元及西涯之门，观所著《余冬叙录》，于西涯诗话绪论娓娓不倦，
并梦中亦读《西涯诗稿》”（丁秃卷六）所以何氏也是茶陵派的人物。
《余冬叙录》之《论诗文》称：“六经之文不可尚已！后世言文者至西汉而
止，言诗者至魏而止。何也？后世文趋对偶而文不古，诗拘声律而诗不古也。文
不古而有宫体焉，文益病矣。诗不古而有昆体焉，诗益病矣。复古之作，是有望
于大家。”（卷五十）此种见解说与邵宝相同。可知风气之转变，原非一朝一夕
之故。
稍后，与李梦阳同时，而以理学著名之崔铣，也是这般见解。铣字子锺，安
阳人，有《洹词》十二卷。
崔氏之学，以程朱为的，力排象山、阳明为异说，甚至诋阳明为霸儒，谓其
不当舍良能而谈良知，所以为道学中之正统派。他的学问，由道言之则宗程、朱；
由文言之则宗秦、汉。一般道学家之论文，每推崇韩、欧，而宗主唐、宋的古文
家又多尚理学。独有他，则言道宗程、朱，为文宗秦、汉。这不能不说是受时代
的影响了。
他论明以来诗文流派云：
洪武文臣，皆元材也。永乐而后，乃可得而称数。方天台辞若苏氏，言必周、
孔，大哉志乎？东里入阁司文，既专且久，诗法唐，文法欧，依之者效之。弘治
中南城罗，思振颓靡，独师韩文，其艰思奇句伟哉！武功康海，好马迁之史，
入对大廷，文制古辩，元老宿儒，见而惊服。其时北郡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协
表师法，曰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二子抗节遐举，故能成章。李之雄厚，何
之逸爽，学者尊如李、杜焉。
则知其宗主秦、汉，完全是受时风之所转移。为文既宗秦、汉，而又推崇程、
朱，所以他又站在道学的立场以反对唐、宋古文。他说：
崔子曰，昌黎氏约六经之旨为文，析理陈事，昭晰不蒙，诚哉贯道之器。君
子谓之曰外，非其不自躬行得之也。况乎混粒珠于鱼目，啜余滴于糟粕乎。是故
李翱之《复性》，欧阳修之《论性》，苏轼暨辙之《论道》，君子斥而放之。
（《洹词》十，《评文喻学者》）
可知他的反对唐、宋古文，不是为文而是为道。在他看来，正因其弥近是而
大乱真，所以要斥而放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