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了解这一点，那就可以知道“和”的问题，实在是永明体声律的主要问
题。这是从古诗转变到律诗的枢纽，所以不能以古诗的音节来解释，也不能以律
体的音节来傅会。
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中解释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关于音律的主张，
以为双声叠韵的配合对偶，就是“和”的问题。他说：“宫羽相变者，指母而言，
即双声也；低昂互节者，指韵而言，即四声也。若前有浮声者，谓前有双声叠韵
也；则后须切响者，谓下句再有双声叠韵以配之也。一简之内音韵尽殊者，谓双
声叠韵对偶变换也；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者，谓平上去入四声调谐也。”这些话正
误解了永明体的声律说。刘勰说得很明白：“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
八病中也明明有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四病，怎么说永明体的声律，反而要双
声叠韵配合对偶呢？上文讲过，双声叠韵是古诗音节的条件，所以我以为《诗经》
《楚辞》之用双声叠韵配合对偶呢？上文讲过，双声叠韵是古诗音节的条件，所
以我以为《诗经》《楚辞》之用双声叠韵，妙合自然，这是天籁；杜律之用双声
叠韵，以病对病，因难见巧，则是人籁。至于永明体，一方面不能利用语言中的
双声叠韵，使它成为一片宫商，而同时律体未定，当然更不能以病对病，在运用
文字技巧上显出语言的特长，所以双叠在永明体的五字十字之中实在是病，实在
是应当避忌的。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中说得好：“汉代词赋家好用双声叠韵，
如‘氵毕氵孛氵密汨，逼侧泌氵节’，‘蜚纤垂{髟肖}’，‘翕呷萃蔡’，‘纡
余委蛇’之等，连篇累牍，读者聱牙。故周沈矫其失，欲令一句之中平侧相间耳。”
（见《音韵答问》卷十五）此说最为通达。双声叠韵之过度滥用，真足为行文之
累。何况这是文字的音节，何况这是吟的音节，何况这更是五字十字的音节呢！
周氏之弊，在以古诗之音节解释永明体的声律。相反的，此外诸家，自日人
遍照金刚之《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以及李淑之《诗苑类格》，魏庆之之
《诗人玉屑》，王世贞之《艺苑卮言》，和刘大白之《旧诗新话》等，都不免或
多或少地泥于律体的音节来妄作揣测。尤其极端的如清代吴镇之《八病说》，
（载《松花庵全集》中）索性“专以绳律”，那就更与永明体的声律不生关系了。
所以我们不要把古诗或律体的音节和永明体的声律混为一谈。然则，我们怎
样站在永明体的立场以考究八病呢？这有几点应当注意：
第一点，我们且慢批评，不要管八病是不是弊法，是不是拘滞，或是不是谬
妄，以及是病不是病。无疑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八病毫无讨论的价值，可是，
（一）我们先得承认这是永明体的音律，是由“古”到“律”中间的音律，所以
就永明体的音律来讲，也就不可能避免产生这些不很合理的弊法。（二）更得承
认这是利用单音文字的特点所形成的音律，这是文字的音律之初步考究，是律体
未定以前的音律说。所以我们考究八病，不是批评八病，也不是为八病辨护，而
是想说明由古到律中间一段音律的问题。
然则沈约自己的诗何以多不合八病的规定呢？于是第二点更须注意：（一）
当时的诗有新体旧体二种，沈约所撰有时做旧体，有时做新体，假使依据他所做
的旧体诗而核以新定的音律，当然有合有不合。所以我们必得如王运《八代诗
选》之分别古诗与新体诗，才能了解永明体的音律。（二）在一种新体初起的时
候，规律尚未完全确定，事实上也不能不有些出入。这和唐人律诗一样，就是在
沈（期）宋（之问）确定律体以后，也有不完全遵用的。四声问题也是这样，
所以顾炎武《音论》谓天监以前，永明以后，去入仍有混用的地方。这样，就可
以知道沈约诸人之作，和当时的声律主张，本来也有不尽相合的可能。（三）何
况八病之中有轻有重，其避忌有严有不严，其应当避忌之处也有急有缓，假使以
不必定避之病来议沈约矛盾自陷之失，也怎能算是公平呢！（四）沈约所作本有
早年晚年之别，当时的新体诗本在试验期间，其体屡变，直至永明，刚才渐趋固
定，所以甄琛以其少时文咏犯声处以诘难之，（见《文镜秘府论·四声论》）本
属不很公道的事情。我们知道天监以前去入之辨未严，去并不以此怀疑到沈约的
四声之谱，何以独对于八病生怀疑呢！
最后讲到第三点，即是八病的性质问题。我以为（一）八病应分四组：平头
上尾为一组，是同声之病；蜂腰鹤膝为一组，是同调之病；大韵小韵为一组，是
同韵之病，旁纽正纽为一组，是同纽之病。细目有八，大别则四。（二）于四组
之中再应分为两类。平头、上尾、蜂腰、鹤膝是就两句的音节讲的，大韵、小韵、
旁纽、正纽是就一句的音节讲的。因为它是一句中的音节，所以在两句中就比较
宽些，不为病犯。因此，可以知道《南史·陆厥传》所以只举平头、上尾、蜂腰、
鹤膝四种而不举其它四种的缘故；因此，也可以知道《文镜秘府论》所以说“大
韵、小韵、旁纽、正纽四病但须知之不必须避”的缘故。《文镜秘府论》引刘氏
说云：“韵纽四病皆五字内之疵，两句中则非巨疾”，不是说得很明白吗？我们
明白了八病有这两类的区分，那么再来读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一简之
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二语，和《南史·陆厥传》中“五字之中音韵
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二语，就可以知道所谓“音韵”，真应当如邹汉勋
《五韵论》所讲谓为纽与韵的问题；而这纽与韵的问题，也很明显的是一句内的
问题。同时，再可知“角徵”和“轻重”是同一意义。“角徵”二字不妨照《五
韵论》所讲，以商角为阴阳平，以徵羽为去入，各为一类，看作平仄的分别。
“轻重”二字，也不妨如蔡宽夫仇兆鳌诸人之说以清浊平仄当之。而这所谓“角
徵”“轻重”云者，又很明显的是两句内的问题。
于是，先讲平头上尾。平头上尾是指两句五言诗句头句尾同声之病。《文镜
秘府论》谓“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
得同平上去入四声”。此说较古，也最合理。这即是后来律体调协平仄的开始。
所以永明体于此病还不完全遵守，而在律体既定之后，此病也当然能免掉了。上
尾病比较最严，自《文镜秘府论》以后都认为：“第五字与第十字同声为犯上尾，
惟连韵者非病”，也没有什么歧解。所以《史通·杂说》言：“自梁室云季，雕
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
于次，再论蜂腰鹤膝。《文镜秘府论》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为蜂腰，第五
字与第十五字同声为鹤膝。此说不很可信，因为（一）与蜂腰鹤膝的名称没有关
系，（二）永明体的声律只讲两句间的关系，此却论到三句。（三）后来的律体
诗也不以此为病犯。因此，我们采用《蔡宽夫诗话》之说。蔡氏谓“所谓蜂腰鹤
膝者盖又出于双声之变。若五字首尾皆浊音而中一字清，即为蜂腰；首尾皆清音
而中一字浊，即为鹤膝”。此说未知其所本，但是他以字音的清浊解释当时的声
律说，窃以为最为近是。理由有三：（一）蜂腰鹤膝之义，应当是指两头粗中央
细的为蜂腰，两头细中央粗的为鹤膝。所以蔡说最近情理。刘大白《旧诗新话》
“八病正误条”，认为指腰和膝的地位，未必可靠。（二）蜂腰鹤膝的分别，正
因为仅仅是两头粗细的关系，所以极易混淆。《文镜秘府论》引沈氏说云：“人
或谓鹤膝为蜂腰，蜂腰为鹤膝，疑未辨。”假使真如昔人所说是第二第五字或第
五第十五字的关系，那么很容易辨别，又怎么会弄错呢！（三）锺嵘《诗品序》
言“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这是声病初起时人说的，是关于蜂腰鹤膝最早的议论，
假使蜂腰鹤膝真是避忌第二字与第五字的同声，第五字与第十五字的同声，那么
何能谓为“闾里已具”！所以根据上述理由，觉得只有蔡宽夫说较为近是；因为
辨别声音之清浊轻重，则歌谣谚语中也可能有各种调协方法的。
那么，蔡氏所谓“清浊”，指些什么呢？蔡氏说过：“四声中又别其清浊以
为双声，一韵者以为叠韵，盖以轻重为清浊尔，所谓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者是也。”
根据此节，可知蔡氏所谓清浊，即是轻重。自来音韵学者往往以轻重代平侧，或
以轻重来说明平侧。顾炎武《音论》云：“五方之音有迟疾轻重之不同，……其
重其疾则为入，为去、为上，其轻其迟则为平。”钱大昕《潜研堂集》“音韵答
问”云：“古无平上去入之名，若音之轻重缓急，则自有文字以来，固区以别矣。
……大率轻重相间，则平侧之理已具。”因此，所谓清浊，所谓轻重，也未尝不
可看作平侧的异称。我们要知道有四声之分然后才有平侧之称。平侧之称是后起
的。在当时，或称为“轻重”，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谓“两句之内轻
重悉异”，或称为“飞沈”，即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所谓：“声有飞沈：
……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总之尽管有平侧之实，但是所用术语，还
不称为平侧。直到四声之论十分固定，于是利用轻重飞沈的分别，对于平而言侧，
才有所谓平侧之称。殷《河岳英灵集序》谓：“至如曹刘诗多直致，语少切对，
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而逸韵终存。”平侧之分似乎到唐代才有，而平侧之
实却是当时所固有。所以，以轻重清浊称平侧，不能算是傅会。仇兆鳌《杜诗详
注》谓“今案张衡诗‘邂逅承际会’是以浊夹清，为蜂腰也；如傅玄诗“徽音冠
青云’，是以清夹浊为鹤膝也。”这也和蔡宽夫说相近。这样讲，好似蜂腰鹤膝
又成为一句中的音节了。其实不然，蜂腰鹤膝是相对而言的，所以以清夹浊对以
浊夹清，才更显得是“病”。当时的声律是顾到两句的对偶的，因此，蜂腰鹤膝
还是两句的音节，不是一句的音节。意思就是说，从音节的对偶来讲，不可能只
犯蜂腰或鹤膝一种病的。
最后，可以总讲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四病。这四病是一句中的病，所以
在永明体不为巨病，而在律体则以病对病，反而成为一种声音之美。邹汉勋《五
韵论》解释沈约“音韵悉异”之语，谓“音目同纽，韵谓同类。言五字诗一句之
中非正用重言连语，不得复用同韵同音之字，犯之即为病”。这可以算是这四病
的总原则。
在这总原则下再从韵的方面来讲，则大韵系指与押韵之字同韵之病，小韵则
是除韵以外而有迭相犯者，所以《文笔眼心钞》说：“五字中二五用同韵字名触
绝病，是谓大韵；一三用同音字名伤音病，是谓小韵。”
从纽的方面来讲，则旁纽是指双声字。冯班《钝吟杂录》云：“郭忠恕《佩
Δ》云：‘雕弓之为敦弓，则又依乎傍纽’，按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敦字属元韵
端母，雕字属萧韵端母，则是旁纽者双声字也。”此说找到了昔人所谓旁纽的根
据，而且与《文镜秘府论》、《诗人玉屑》诸书所说相合，所以比较可靠。正纽
则指四声相纽。《封演闻见记》云：“周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
上去入之异。”这是纽的根据。所以昔人讲到“纽”就往往兼声与韵而言。仇兆
鳌《杜诗详注》云：“所谓正纽者，如溪起憩三字为一纽，上句有溪字，下句再
用憩字，如庾阐诗‘朝济清溪峰，夕憩五龙泉’是正纽也。”此说解正纽很确，
不过当时所谓病犯，是指一句中的音节，不是指两句中的音节，仇氏没有注意到
这一点罢了。
自从永明体注意到“异音相从”的问题，注意到同音的病犯问题，于是后来
才会逐步演变为律体，完成律寺的音节。这是就韵文的方面说的。其实当时提出
的声律问题，影响所及，并不限于韵文。此后骈体逐渐演为四六，也就是声律说
的影响。《文镜秘府论》之论诸病，不单限于诗的方面，同样也举赋颂铭诔以及
各种杂笔为例，可知声病之说，也是骈文家所遵守的音律。《文心雕龙·声律》
篇说：“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沈则响发
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
病，亦文家之吃也。”这就说明骈文家的声律说与古文家的文气说，有同样的性
质，就是都不要成为“文家之吃”。
声律说既起，于是同时有提出意见讨论的，也有表示反对的。提出讨论问题
的是陆厥，表示反对意见的是锺嵘。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
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
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这话也不免说得夸大一些，自负一些。
于是陆厥就有《与沈约书》讨论这问题。他说：
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弹，
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
理为暗，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耶？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
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吾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
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耶？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
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
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
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暗，何独诬其一
了一合之明乎？意者亦质文时异，今古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
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在于斯，必非不知
明矣。……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
如一耶？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
案陆厥所言不外数端：（一）古人文辞既有会合音律之处，即古人未尝不明
音律。（二）昔人亦有论及音律之处，不得云此秘未睹。（三）昔人急在情物而
缓于章句，故不重在音律的考究。（四）一人之文思且有迟速工拙，则于音律当
然不免有或合或不合之处。实则陆厥所云，是指自然的音调，沈约所云，是指人
为的音律，根本不是同一事物。惟其为自然的音调，所以以人为的音律衡之，就
不免有或合或不合之处；即使偶有会合，亦不得谓为明了人为的音律。至于谓昔
人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则固已自己供出，音律说并非昔人注重的问题了。明白
了这一点再来看沈约的答书，然后知道他所谓：“自古词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
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也就不是强辞答辩了。
人为的音律虽即从自然的音调蜕变而来，但是既已变质，也就不能混为一谈。
至于反对声律说的，则见于锺嵘《诗品序》。他说：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
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
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
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
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
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
尝欲造《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
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
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他所反对的理由，不外二端：（一）不被管弦，又何取声律！（二）文多拘
忌转伤真美。实则这两点都偏而不全，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诗既不被管弦，当
然与音乐脱离关系，那么诗的音节也就只能向诵说的或吟咏的两途发展。诵说的
音节可以重在自然的音调，不讲声律，但是吟咏的音节就不妨利用，而且也必须
利用声律以助长吟短咏之美。至于因声律之束缚而伤其真美，这种现象固是难免，
但是因考究声律而增其真美的也未尝没有。所以关于这方面，沈约锺嵘也各有理
由，不必作左右袒。不过有一点应当注意的，就是形式必须结合内容，假使离开
了内容专讲形式技巧，也就忽略了文学的任务。所以从这一点讲，那么锺嵘的主
张就比沈约要有意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