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教育几乎与共和国同龄，它始于硝烟退去阳光普照的20世纪50年代，紧承狼烟四起刀光剑影的60年代，中经沉疴泛起动荡不堪的70年代，后接国门洞开西学东渐的80年代，再经国力飙升风云激荡的90年代，到21世纪朝霞辉映时已经形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格局。

在此，本人仅就中国国关教育的三驾马车——北大国关、人大国关和复旦国关作一评介。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和中国国内政策的调整，这三驾马车的命运沉浮不定，地位几经变迁。鉴于人大在传统教育体制中的特殊历史地位，人大国关俨然中央嫡系部队，由此长期受到特殊优待，譬如人大国关与国务院各部委紧密的人员交流，苏联东欧研究的长期显赫地位等。而北大国关在传统体制中主要关注于发展中国家，由此得到的资源自然不可与人大国关相提并论。上海滩的龙头老大复旦国关被安排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受当时政策限制，其所受的待遇和所能调动的资源自然也很有限。然而，由于国际风云的不断演变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中国国家战略的空前调整，中国国关学界传统的由“人大坐大”的权势格局终于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秩序——北大国关狂飙突进王者归来，人大国关大幅跌落王者不再，复旦国关稳步推进称霸南国。在此，本人对这三所院校的师资力量、生源质量和总体态势等方面进行细细比较并由此拿捏它们各自的未来走向。北大国关毫无疑问在生源质量方面独占鳌头，而人大与复旦则稍逊一筹，两者基本处于同一档次。就本科生来说，北大长期积淀的无形资产以及在国家战略中的显赫地位吸引了大批优秀生源甚至高考状元；就研究生来说，北大严格的招生制度确保了较高的生源质量，而且大批优秀保送生使极为有限的招生名额变得更加稀缺，由此造成考生之间的残酷厮杀。就师资力量而言，三所学校各有优劣，但总体看来，北大优势明显，复旦次之，人大居后。北大历来是海归派的大本营，北大国关自然也不例外，像贾庆国、潘维、许振洲等。一般而言，海归派在理论学养、学术眼界、专业操练等方面都要强于本土派。海归派的鼎力加盟无疑是北大国关发展的优势资源。当然，就本土派而言，北大国关在中国国关学界也占据着显赫地位，譬如当年扛起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大旗梁守德老前辈，深谙中国外交战略门道的叶自成，学界和媒体的两栖明星朱峰等。不仅如此，北大在钱其琛领衔期间获得了长足发展，这自然不是其他仅仅拥有学术资源的院长所能比肩的。在钱隐退后，王缉思继任，这位被外界称为胡氏对美智囊团核心成员的新任院长自然被北大寄予厚望，王自然也不敢怠慢，在就职仪式上当即表态：“争取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使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在国内同类学院中处于更加领先的地位”。诚然，依靠王本人的地位、声望和人脉，要实现此目标并不是难事。复旦历来是学术重镇，而且与京城国关学界稍显浮躁和功利的气氛不同，复旦国关更为深沉和踏实。当年倪世雄前辈负笈美利坚苦练内功，归国后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脉传承，培养了一批令中国国关学界侧目的少壮派人物，其中苏长和、王义桅、陈玉刚、信强等为其杰出代表。当然，还有一批早已功成名就的大家：朱明权、吴心伯、沈丁立等。与北大换帅如出一辙，复旦也力邀实力派人物龙永图加盟。无疑龙的加盟将为复旦国关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平台。相比北大和复旦的蒸蒸日上相比，人大国关似乎日薄西山。人大国关的传统优势在于苏联东欧研究和国际共运。而随着苏联帝国的坍塌，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大幅度调整，这些优势已经丧失殆尽甚至成为转型的包袱和累赘。此外，人大国关似乎在培养官员方面有所心得，但学术人才培养却不太成功。由此，人大国关只能从外界挖人以弥补内在不足，譬如将中国战略学界的大师级人物时殷弘和在政界、学界和媒体都非常活跃的金灿荣招之麾下。然而，尽管如此，人大在三驾马车的赛跑中仍然落在后头了。

无庸置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三驾马车共同牵引着中国国关教育及研究的演进方向；无需赘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它们仍将主导着中国国关教育及研究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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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老兄说的不错,是这样的。人大录取人数最多，却是在三校中最差的，除了欧洲问题研究还可以外，其他都已经远远落后。最近看了复旦陈志敏教授的《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一书，感触很深，人大号称是欧洲问题研究第一，却连这么一本专著都没有，让我们可以系统的学习一下欧盟问题的概括。哎，不得不佩服复旦的少壮派啊，确实厉害！至于北大，本人并不是特别欣赏，比如德高望重的梁守德教授曾经是北大国关学院领头人，可我丝毫发掘不出他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有什么新意和过人之处，不过是一堆令人厌恶的官话套官话罢了。作为人大一学子，虽然我尊重我的母校，可我更深深的敬仰复旦的开分气之先，喜欢那里的少壮派。以倪世雄为发散点，培育出了那么多公敌深厚的学者，确实佩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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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知道的真多。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