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论文，一直没有机会找个人来看看，郁闷。很长，如果有那位朋友耐着性子看完了，我真的真的很感谢。如果我的文章是又臭又长，那么我只能说打扰了朋友。谢谢，你能点开这个帖子我已经很满足了。有点建议的请告我maoyuhao620@163.com
《 国运之忧----对于当前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一种忧虑》
第一部分。历史及其文化上的效应（文化心理的变迁和文化观念的转向）
在任何的一个时代，人们总是把经历的时光分为历史时期和当今之世。而这两者的时期划界往往以一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界划分，而对于历史时期，人们只可能具有两种心理意识，或是将自己所处的当今之世看作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光荣延续，或是将自己所处时期看作是与这一历史时期的决裂。在这里不存在第三种可能。而人们会采取哪种意识，这取决于那个特殊的历史事件，取决于人们对那个历史事件在某种文化心理作用下做出的解释的性质。
历史事件必然逝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将永远沉寂于过去，它乃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对以后的历史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真实含义并不是指在历时态中一个时代的历史会对其后时代历史产生的直接的因果性的实际影响，那个历史时期知识对其临近的历史时期发生着明显的现实性的影响，越往后越是越是丧失这种实际的影响，所以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在于这一历史通过在其随后的历史中的每一个“当代”中人们对其都会拥有一种解释模式，而这种解释模式将反过来对每一个“当代”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成为任何当代之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精神性因素，这种逝去的历史仍具有的“当代性”才是影响的真实含义，这种影响远比前一种影响来的深刻。
因此我们可以说，鸦片战争以及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到1949年的历史时期，它所产生的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在其中每一个小的历史时期在稍后的历史时期中被得以反思形成的一系列的历史解释序列正逐渐汇成一个统一而完整的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通过知识分子的精英式反思向大众之中传播，再通过代际间的相继最终使这一模式影响到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的），它所形成的精神因素方面在于：在这种解释模式中渲染出来的强烈屈辱感和忧患意识，感染了每一个人，从知识精英阶层转入大众，再渗入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普遍的文化心理。屈辱感尤其成为一种传统，而这种屈辱感与忧患意识一齐成为以后历史中人们一直寻求历史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因。而在对这一历史做出的理智分析中又促成一种文化观念深刻的转向，这形成一种对社会发展一种新的理解，从而一种新的历史模式得以展开。
在我们目前，历史时期和当今之世的历次划分中，意义最深远的是以鸦片战争开始的1840年为界做出的中国古代与近现代化历史的划分。鸦片战争的烽火硝烟以及它所对随后历史造成的直接因果影响早以成为历史而逝去，但是在对这场战争及随后百年间历史做出的历史解释，却对后世发生着深刻影响。
要理解这种影响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先从造成这种影响的历史解释模式上理解，从其模式的发生过程上理解。任何一种历史叙事从表面上看都似乎是一种历史发生过程的客观描述，但实际上它总是包含着主观性的。在叙事过程中人们选择的材料只能是部分的而非全部的，这一选择过程的取舍正是这种主观性的表现，它基于解释者先入的理解和情感。
强烈屈辱感以及忧患意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产生的，而是一开始只是面临心理的受挫状态，我们从人们对于鸦片战争失败的初级反思说起。刚开始人们只是从“一场战争为何失利”的角度思考，从一种偶然性上去思考，从而将之归结为军事装备的落后，“知己知彼”的程度不够，指挥策略上的失误等。再者是人为因素的分析，比如战场指挥者临阵投敌等，而最为有名的归纳在于，人们在解释中用很重的目光聚焦于道光将林则徐撤职这件事上。这时产生了一种几乎没有人反对的历史评价，道光皇帝被列为昏庸缺乏贤明之列，历史的劝降派的主张被解释成为卖国的主张，这种偶然性解释的最高结论为：战争失败乃在于清政府的软弱以及内部腐败。这种评价的正确性到了今天对于国人来说仍然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然而历史永远只是一些发生了的事件的过程，本身不具有性质，而性质评价的产生只是人们对历史事件主观反应的心理投射罢了。人们将自己的心理意识投入历史之中，历史人物只是自我意向的代言人，对于那稍后时代的人来说，这只是说明战争失利只意味了一次受挫，对于这种受挫感的反应不是意味了屈辱感的产生。在这初次受挫时激发起来的是一种否定历史的心理意向，一种重塑历史的意愿，在意识中表现为“如果林则徐不被撤职，如果朝廷不那么软弱，如果不是那么多人向投降，这场战争也许就会是相反的结果”的看法。人们似乎在心里都潜在着一种扮演历史英雄的冲动，历史的结果被看作是纯乎偶然的。然而过去的历史自己已经不能参与了，这种冲动只能以寻求历史代言人的方式实现。人们将自我意识投射到林则徐身上，对于他的坚决主战的态度倍加赏识。但是即使历史以另一种方式开始，事情并不一定如人所愿。在现在看来把鸦片战争的失败看作是偶然，显然是不对的，继续斗争的结果也许只能引向更大的惨败。
如果说此时只是一种受挫心理的话，这里乃包含自信的因素。那随后日益加深的受侵略程度和军事上的一再失利开始加深这种受挫心理，而自信也在逐渐的瓦解，这随后的受挫意识以及自信的消失转化为一种强烈的屈辱，在这种屈辱感中，历史叙事的情感开始沉重起来，目光也只集聚于每一次的伤痛之中，而相应的一些历史方面被忽略，哪怕是带有积极色彩的史实。实际上正是如此，投降派的主张开始发挥它应有的历史效用，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与列强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和的时期，相互间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增加。这段历史在现在看来本可以被归到中西友好交往史之中。然而却因为处于前后两个屈辱的时刻之间而被忽略掉了，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聚焦于鸦片战争失败后签定的《南京条约》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这两个时间上，而在之后的每次侵略事件及其过程都被浓墨重彩的记录在案。从1840年到1949年之间的历史被概括为“百年侵华史”或是情感色彩更浓的“百年屈辱史”。甚至后来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也被理解为未踏入国土的间接性侵略。
而在屈辱感产生的同时战国时代诸侯国战中突出的那种“忧患意识”开始重新萌发出来。屈辱感与忧患意识成为随后直至今天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心理。“落后就要挨打”这句俗语正是对交织于人们心中的两种意识最通俗的表达。而“救亡图存”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最响亮的口号。
然而几千年的文化自信顷刻间瓦解了吗？它去向何方？我们只剩下一种屈辱的意识和生存意志了吗？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愿意跪着生存的民族。这是一种维护尊严的强烈意志。我们的文化自信瓦解了，但面对屈辱我们决不会选择顺从和沉默，而是力图反抗这种屈辱感，摆脱这一屈辱传统的强烈意愿，然而这一点没有只停留在情感的抗争这一点上。人们开始现实的寻找实现这一意愿的现实途径，而这必须首先对历史进行思考以及对这种思考本身进行反思。在一个更长的思考和反思中，一种确切的方式最终开始显现出来，而我们由此得到的问题结论最终形成了则反映出人们文化观念上发生了深刻的转向。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5 11:37:1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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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理智中发生的文化观念的转向
从“天朝上国”的自我认识到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再到找寻自己落的根本原因这一过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思考反思过程，其间文化观念的变化微妙而意义重大，从“变化”再到“根本性的转向”。展开产生的是新的对社会发展的理解，这宣告一种新的历史发展模式得以展开[在这里还不先评价这种模式，但它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成功]。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历史的细节，这这个细节上我们可以搜寻到在战争之初时人们的自我认识和文化观念的形态。
这是一个关于林则徐的历史细节，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组织翻译的《四国志》使我们第一次开始真实地审视世界，他作为那个时代民族的代表，通过这种典型性的分析可以知道我们文化观念在转变之初的形态。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鸦片战争马上就要打响，英国人出了兵林则徐为此上了一道奏折以安君心。奏折写道“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开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
“炮利船坚”这说明林则徐作为开眼第一人意识到了自身与对方的一种文明上的差距，但这一点林则徐还远未认识清楚，“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这一个“只”字正是体现，甚至面对这种意识到的差距反而洋溢出一种自信来，“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对于这种自信力如果只是以“轻敌”一言蔽之未必太肤浅，这应该被看做对于“扬长避短”这一古老的军事智慧的运用，因为纯粹意义的轻敌为何又要引敌至岸上呢？这里显现出来的是对自己的文化的一种强烈自信，在这种自信力之下差距显得不是那么的明显并且是可以通过某种策略加以弥补的，是一种文化的智慧去向一种文明的实力发动挑战。并力图以胜利的结果确证这种自信的合理性。面对一种差距乃以“力”相抗衡，这种心理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在后来的历史力曾经有人驱马追赶火车，直至马疲倒地，这在驱马者那里不是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差距，只是不承认自身的“落后”，而试图寻找一种确证的方式。
“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开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对于这几句话我们应作何解读，这里反映出来的是一种“轻敌”还是过高估了计我们的实力？如果从文化上去解读，那么答案只能是后者。
在历史上我们历来是以文化定优劣的，这种意识被反映在“华夷之辩”的讨论中，“夷”是华夏族对非华夏民族的统称，“四夷”则是说只要是不同于华夏族的民族，不管在什么方位都可用“夷”来称呼。但夏夷之分主要不是从人种角度区分，而是一个文化上的区分，夷是指文化发展上滞后于夏的民族，夏指采用礼乐文明的中国，夷夏之辩在儒家观念中意味着文明与野蛮的区分，而对于种族上的区分，则没有那么重要，孔子编订《春秋》进一步把“夷狄”与“华夏”之分纯粹作为文化的区分了。“夷狄”一词不再指地处偏远的民族，而直指民族文化程度即道德水平低下的地方，而“诸夏”也不特指称华夏族了，而是指道德礼仪水平高的地方了。那么中国之外如果有的地方道德礼仪水平高，也可称为“华夏”，而中国地区道德水平下降也可称“夷狄”了。那么以文化定优劣，有没有道德礼仪及程度如何便成为优劣的标准。《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夷狄到了中原地区，习用了华夏文化，他们就成为了华夏族，仍可以得到民族认同，这一点从林则徐在奏折中能“歼除非种”四字已将满族的道光帝与自己归为同种族可以看出，而中原华夏族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习俗，则他们就成为了夷狄。这说明民族差异根本在于文化上的，而华夏族的道德礼仪水平自然被认为是最高的，那么便将自己定义为了最优秀的民族。
然而这里会有疑问，单独从文化上定性优劣，这种优秀并不直接引起林则徐那里的对于自身文明实力的自信呀？面对敌人的洋枪洋炮真正用上的不是道德礼仪而是在手中挥动的兵器和座下的战马，从文化上的优秀又如何引发出对于自身文明实力的信心呢？
答案在于，在我们原有的文化观念中，文明实力是一个不必单独提及的东西，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一种强大的文明实力是对于一个优秀的文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从而只需将注意力放于文化之上，文化日进则文明愈强”。这种观点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它在历史上确实是经受住了某种意义的“历史考验”的。
在历史上的历次对外族的战争中，虽然也遭受失败，但是从未丧失以“文化先进者”自居的态度，战争的失利只是被看实力上的稍逊，在分析原因时更多的也是在对偶然性因素上分析，君主昏庸，奸臣卖国，战策上的失误等。纵然失败对自己也从未失去信心，胜败此乃兵家常事。确实也如此，以前的战争，所进行的是农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较量，大家文明都属于同一文明层级，交战的经济水平，战术战略，武器装备上相差无几，是长矛对大刀，快马加粮草的战争模式，都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战争结果往往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结果，这种状况下的失败对人们来说只意味着可惜和遗憾。而纵然失败对外族还可以通过和亲的方式以维持和平状态，而最糟的情况则是外族侵略权，而外族当政以后又多沿用原汉文化体制，这样整个民族的文化优越感仍没有丧失。
这种文化观念就这样经历了“历史的检验”，从而在历史中变得根深蒂固了，而且这种观点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表面上也似乎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在那个观点下“一种文明实力在一种程度的文化上产生的”理解中，这种文明实力并不对应于真正产生它的那种文化，因为这里的文明实力如果特指强调为在军事上的战争能力，而在文化上则是理解为道德礼仪的水平，而这二者之间显然不具备直接的关联，我们不可能从一个国家的道德礼仪水平上去理解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然而以往的历史使人们忽略了这种文化观念中的不合理性，正是在这种文化观念下加上强烈的文化自信力，才使林则徐仿佛看到了胜利的结局，从而自身较之对方的实力被高估了。我相信这样的高估即使是在以后的劝降派那里一开始也出现过，可以说这是人们普遍的第一直觉。
但这种文化观念的合理性在随后到来的战争中被历史证伪了，面对西方列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文明实力冲击下，我们遭受到了几千年里最为惨烈的失败，在鸦片战争里我们几乎没能收回一座被占领的城市，传统的作战模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一种真正的差距开始显现出来，这使后来相当一部分人面对这种新的文明形态时都产生了畏惧感。
人们开始反思了，文化观念开始有点变化，人们发现文明实力并不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然而然的。文明的实力提升是需要单独着力建设的，但是显然的是在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中并没有产生对自身文化优越性信念的动摇，在这种意识下，对方只是被看作是“别有长技”，而自我只是表现为一种缺乏。“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正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对方的一技之长只不过是雕虫小技和奇技淫巧，对方仍只不过是蛮夷，自己只是需要一种补足。在这种文化观念下所能产生的历史最高反思成果只能是“中体西用”的历史设计，而洋务运动则是对这一设计的实施和执行。
中国自大一统之后，国家对外方面就只显示出一种和平主义的性格，然而在这种表面的和平主义性格下却是一种文化上的野心。孟子主张“以华变夷”，反对“以夷变华”，即是说企图用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来改变四夷的文化礼仪制度，把四方之民纳入华夏文化之下。理想的状况是“近悦远来”，通过自身的文化感染力使外夷自然的臣服和归顺。这期间不需要运用武力，相信文化的现实效力一定会起应起的作用。“近悦”的典型例子，是日本和朝鲜的文化主动的吸收中华文化的，以及主动的在政治上的臣服。“远来”的目标，在郑和下西洋的这一历史事件里体现的很突出，在这里不是单独理解为经济上的利益驱动，有但是实际上作的是亏本买卖，每到一个地方总会有大量馈赠，如果简单理解为是皇帝朱棣炫耀国力以获取一种威慑力，把其理解为皇帝个人行为，那么你无法理解随后要求各国的臣服的需要，这种臣服不是武力征服后的，只是一种文化意识上的，就算交纳贡赋也只是微弱的，在经济上所带来的直接效应也不是最主要的，这种形式的臣服在许多国家看来也是无伤大碍的，且在政治紧经济上也受利时，也都乐于称臣，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还有许多，虽然外交上的理性主义[以外交是否获利为直接目的]一直存在，但一直没能制止住许多外交上亏本生意的发生。
但一切即将发生改变，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使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中体西用”的观点越来越显得没有说服力，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了对文化本身的怀疑。这是西学大量涌入中国，为人们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提供了思想养料，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人们开始逐渐相信各个民族之间的真实关系只是生存竞争。“物竟天择”的观念意味着如果不能顶住外来的压力，就只能走向灭亡。而甲午战争失败而面临的日本的有史以来最为赤裸裸的侵略和掠夺，仿佛确证了这种观点。人们反观历史，列强们依次到来并不是什么“近悦远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文明上的实力比文化上的感染力更具有支配现实的效果，在生存竞争中更具有实际的意义，这样做才具有一种现实的支配权，支配或避免受人支配。
在这里文化观念发生一个彻底的转向，这表现在对社会发展究竟是文化优先还是文明优先的选择上，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首先获得一种文明上的优势。“现在，未来”对人们只不过意味着要不断顶住外来压力以夺取自我生存的权力，“竞争，主动地参与竞争”，唯有这样才不致于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在这种历史观中体现着的人与历史的一种紧张关系，这完全不同于过去在文化优先的社会发展思路下人所处于的相对平和的状态。
文化观念的转向，产生的直接后果则是人们开始发问为何在我们的历史中未能产生类似西方的文明成果。这种追问一直从体制制度到国民性上，再由国民性最终引向文化上来。于是便开始了对整个传统文化史无前例的批判。传统中的诸多负面效应被暴露出来，这使人们仿佛意识要摆脱掉屈辱的传统，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对传统进行彻底的叛离。这是对待“历史时期”采取的第二种态度，现在和将来要做的只是意味着去叛离传统。这种叛离越是成功越是被理解成为历史的进步。然而这里面一种历史的偏见得以产生以及社会的发展日益陷入一种片面性之中。历史的理性总只是一种片面的理性，它带上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色彩，它总包含对过去某些方面的憎恶之情，以至这种感情强烈的限制住了这一历史时期中人们的历史视野，在新发展之中一心只盯着那过去令人憎恶的地方，而发展只不过是对那里的涂改，而发展总是有针对性的，总是针对过去的发展，针对过去未曾发展和未能充分发展之处的发展，而对另外一些方面则有一种忽略，这种发展在它所关注的领域越是取得一种长足的进步这种忽略就越是加深。因而历史总是处于一种片面的发展之中，即使这种片面会被有所察觉，但历史仍会沿着这一片面的方向优先发展下去，这种发展越是加深一种片面性，因而它的发展总是潜存着危机。

（3）文化心理和文化观念历史阶段划界，以及历史的文化处境
人们文化心理的变迁和文化观念的转变的过程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鸦片战争以前是文化心理和文化观念相对自信和稳定的时期，鸦片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对原有文化开始质疑以至于文化观念彻底转向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是文化心理屈辱感的削弱，竞争意识保留，从新开始寻找文化认同感的时期。
在每一个阶段中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面临不同的处境，在第一个阶段里，很早就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过程，但实际上无论是基督教的宗教思想还是科学文化思想都对当时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观念影响不大，在第二个时期，只在其末期西方思想文化才开始得到重视，人们才开始认真而严肃的对待它们，它们成为了人们分析历史和现实的有力的分析工具，但在心态上还只是属于知识上的一种借鉴，引他山之石以攻玉罢了，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随着人们反思历史文化的程度的加深，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到西方文明得以产生的文化上的精神动力的作用，而传统的许多东西的负面意义得到了暴露，传统在理智中越来越得不到认同，开始对西方文化产生强烈的向往，西学开始大量引进，哲学史学科学的方面都有大量译著产生，相对的传统文化成为弃而不及的东西。

1[人们内心的屈辱感得以削弱，人们又开始寻求文化上的认同，当人们回头再看历史时，我们将文明的原因归致到文化上来时，西方的侵略又同时具有了文化侵略的意味，有时甚至是正常的文化交流也被当做文化侵略来对待，这时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除了理智上的认同外在心理上又产生了一种抵触的情绪，在意识上则潜在着一种呼唤传统的回归的心理。这种心理在自改革开发之后，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高速发展的情况下，随着人们自信心的提高开始显现出来，八十年代的国学热一直延续至今，即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只是心理层面的，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在理智中仍延续一种否定倾向，在这种矛盾的精神状态下传统文化在社会上的待遇只是“存而不论”，而面对西学的引入则变得不是那么急切了，只是在有兴趣或觉得即时需要时才加以引入，]
2[在第三个阶段中意义重大的事，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很具有象征的意味，以前我们是曲身的，而现在我们可以站着做人了，这是一个民族那时的真实心理感受。告别侵略，告别历史，一切都是新的了，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了。随后我们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几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人们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抵御外侮的能力，在军事上已经有个相对的安全感了，在外只是存在着一些压力罢了。但是那种屈辱感依然存在，历史没有被忘记，雪耻的冲动一直隐现着，我们的民族的文化决定了我们不会像一战后德国那样走上军事复仇的道路，而是走上了文化复仇的道路，在意识上表现为“超越，我要超越”，；在大跃进时期20年赶英超美的口号除了在经济发展上过于乐观的估计外这种心理也是一个原因；同时忧患意识也许不表现得那么强烈了，但是主动参与竞争的态度延续了下来，这几者合起来就表现为在经济上寻求超越感，一种对“世界第一”强烈的冲动，即使这种经济对于实际的生活来说未必真实的需要，但是“现在我需要它“是无庸质疑的，这也是国人一直爱津津乐道我们经济上的成就的心理原因。
随着文明事业上的日益昌盛，人们自信力的恢复，在心理上又产生了重新寻求文化认同的需要，这是为了消除屈辱感的需要。随着文化观念的转向，文明制胜的成为主流意识，在和平主义的性格下，军国道路不可能，那么全部视线放置于经济的发展上，经济成为获取一切的手段。
在上此种意识下，人们对待文化的态度都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救亡图存“是显要的历史任务，那时人们急于引进西方的一切思想，西方的思想被看作救命之物，“救国在新民”的思想普遍得到认同，这种引进有着突出的目的性就是要强民以御外，然而正是这种突出的目的性决定了只要它的目标如果没有了现实性，那么这种引进必然会衰退下来，甚至可能完全停下来。当“救亡图存”已经不是什么当务之急了时，当人们开始有一种比较自信的眼光了，在回头看历史时，我们将文明的原因归致到文化上来时，西方的侵略又同时具有了文化侵略的意味，有时甚至是正常的文化交流也被当做文化侵略来对待，这时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除了理智上的认同外在心理上又产生了一种抵触的情绪，在意识上则潜在着一种呼唤传统的回归的心理。这种心理在自改革开发之后，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高速发展的情况下，随着人们自信心空前的提高开始明显出来，八十年代的国学热一直延续至今，即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只是心理层面的，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在理智中对于传统仍延续一种否定倾向，在这种矛盾的精神状态下传统文化在社会上的待遇仍只是“存而不论”，没有了生存的危机，对西学的引入则变得不是那么急切了，只是在有兴趣或觉得即时需要时才加以引入，西学的引进在更多的时间只是学界的需要。

（二）。一个时代的历史意义
每一个时代都构成历史的一个环节，而历史之流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面对着这种无限，人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推断一定程度的未来，但那也始终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无法预知的未来，对于无限的未来来说，我们始终都只是处在遥远的古代。因此对于未来我们所做的只能是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对未来的预判，然后为之作好准备，也许这种准备对于预见到的未来来说这种准备也许是充分的，但是对于更远的未来来说我们是否作出了充分的准备。
预见未来有两种方式，一种基于现在的状况的推测，是从现在看未来，这种推测从确定性出发，而忽略许多偶然的因素，他推出的未来在于“如果我不加干预未来将怎样”，这样对于可遇见性问题可以解决，但不完全，对未来缺乏足够的前瞻，第二中方法是进行可能性设想，它不是以推出确切的未来状况为目的，而在于找出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对一些问题加以可能的预见而思考应对措施。而目前中国有的只是第一种方式，所以缺乏对未来足够的前瞻，也缺乏足够的警惕。

一个时代的意义不单在于它有所进步就行了，还在于它要尽可能的实现对后世发展的一种准备，要尽可能的对后世发挥有益的影响。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在历史里最终会的得怎样的评定，也是如此的。对于未来中国，很少有人思考出50年的，更多的是围绕着这50年的发展[实这里面人们的历史目标全部都是一种历史的心理补偿，我们要洗清过去的耻辱]，然一个历史时期的功过只有将其放在更长的历史阶段里才可以评判，单从这50年来评判，我们只需要将其与过去对比即可，然而对比出的进步，这“进步”并不直接构成这50年对于后世的意义，而对于后世真正需要的“进步”我门做到了吗，我们现今做的对于后世也许是重要的，但可能还不是最关键的，那么在今后我们不得不化时间去进行历史的补课。

文化的“发展”只是指不断的有所积累和沉淀，“后来”对“先在”的丰富。文化的变迁不是发展，文化的只有不断的变化而缺少一种沉淀，这样文化只是有一个不断地变迁而不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发展”不能理解为面对新的社会形势作出一种适应，这样的的文化的变迁不一定意味着发展，因为任何的一种社会现实都会产生一种文化，必然会找到一种文化形态与之对应，没有没有文化的社会现实。
文化的积淀是指在每一个时代里都能酝酿出一些具有恒久性的东西，这在每个时代多少都有，但是只有那么一点那还算不上称作文化积淀，文化的积淀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便成为悠久的文化传统。
积淀的东西不一定都是有正面意义的东西，但如果连积淀都不可能，那么一个时代对于后来说它仅仅是“一个历史阶段”罢了，不断变化的文明，不断变化的文化，不断变化的人，历史只是一个盲流，因为它不是我们有意识塑造的。
我要问的是当前的中国在文化上可能完成一种文化的积淀吗？或是她积淀下来的会是什么？我们也许只是帮后人完成了文明上的进步罢了，文化谈不上什么贡献，许多文化上的东西的价值都超不出当下的时代，以后就是过眼云烟。

（三）。当前中国文化现状和传统文化当代处境的分析，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隐患
a.价值多元化
[下面这一小节我觉得自己有点臆造，有点天马行空，本想把它删掉，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全无价值的空想，那就留了下来。就当作一个理论想象力的体现。]
价值多元化，主张价值间的平等，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割裂价值间相互关联为理论预设的，不承认一价值对另一价值可能的引导，统摄作用。各种价值之间，主张价值平等是一个我们应有的态度问题，但不是一个价值关系的事实问题，价值之间是不平等的，价值的平等化是以削弱一部分价值意义而实现的意义平等，有点像以均贫富的方法来实现公平公正一样，其结果是价值间的“群龙无首”的状况，表现为价值追求意义间的冲突，一价值的内在追求在另一价值体系下意义的丧失。价值的冲突不一定是本身追求意义上的冲突[如为己还是为人的价值观冲突]，许多的价值之间不是直接的相对关系，更多的是主观原因，如接受价值多元的信念，坚持一价值目标的人对其他的价值目标只能是漠视，这种漠视不是理性在先的，而是感性先在的，这时对于其它价值的缺失不会表现为羞愧感，反而是无所谓的态度，俗话说“你做你的圣人，我作我的俗人“正是这样的态度，原本崇高的被抑为平俗的。
价值间的漠视一旦广泛化，那么就会加剧群龙无首的状况，那么这样的社会出现什么都不足为奇，干什么都似乎都可以原谅。
价值的多元话其实是价值间意义的均衡化，打破原来的价值高低秩序，而获取一个平衡，然而价值间意义的上升和消弱不是均衡的，其现实化的效果一些价值意义的削弱远大于另一些价值的提升，导致社会价值的整体的水平下降。价值间的“群龙无首”然不会无主，必有其“显”，这种“显”是因为其它价值的“隐”而凸现出来的，人们价值一定会有个倾向性，往往会彻底向感性化的价值追求，而其它的价值被漠视而“隐”，而这些价值无须反思可以直接为感官的得到的。然在一个合理的价值体系里居于高位的的永远是基于理性建立的严肃的价值，它的价值追求才能具有神圣性和崇高性的特征。
当前的中国正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也无任何价值可以统摄当前中国，在政治上必须宣传一些更高的价值，但社会上实际的是功利主义为主，功利主义并没有错，功利主义正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的也正依靠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以后仍需要，但问题社会不能只是功利主义，在过去，功利主义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皆为利往”古今没什么不同，但过去无论怎么，社会从来没有丧失过最高价值，儒家的价值一直是社会起引导作用的价值，这种价值在社会普遍得到认同。徽商一直为自己从商寻找儒家思想的依据，这不是向外人的辩护，是其内心主动的寻求，就其商人在社会的实际的地位并不低，然而他们在心理必须从儒家的思想里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平静，这不是羞愧，而是自己作的事无法与“最有价值”的儒家理想联系起来在内心里的焦虑，商人经商是一种无奈的实现的儒家理想的方式，许多的徽商赚了钱往往回来修祠堂宗庙，花钱供子女读书，自己平时则熟读四书五经，朱子在他们那里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们经商不是纯粹的功利主义动机。]------缺乏实际的材料加以分析。

b.传统文化的当代处境揭示
……………..
在人们那里一直模糊的“传统”的准确地应该分为三个部分，
I“生活传统” I“历史传统” I“思想传统[传统文化]”I
I历史处境被淡忘 I逐渐消失唯一得以保留 I被抛弃，衰落 I
传统文化面临危机，实际已经是衰退的了。而在传统文化下形成的生活传统只能是被人们加以淡忘，而历史传统是人们为可以认同的东西，人们依然可自己看作身处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之中[五千年历史的继续]，这一点看大家对于清剧的热爱可看出，历史题材的影视剧长盛不衰。其实这也是唯一可以寻求文化认同的方式了。

传统文化不单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知识传统的一部分，但这一点人所共知，但大家有都没能真正理会这一点，大家都去关心儒家，无论是对传统文化什么态度都只是将眼光放与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传统的代表，儒家思想因为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文明和民主制度”的问题有紧密的关系而尤其得到的重视。在我看来传统文化的衰落是指儒家思想的衰落，那么其它思想并不是被抛弃了，而是被忽略了，这是一种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被忽略的。中国的许多问题的理解单从考察儒家的思想是无从理解的，这里面需要对文化的大尺度的宏观把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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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传统意味东西：中国红，对联，中国节，剪纸，节日，水墨，灯笼，舞狮舞龙，篆刻-----这些作为中国人对于传统残存的纪念，它们被我们从传统的各个方面有意识无意识地挑选出来，但我们已经已经无法将它们组成一副完整的传统画面，只是各自孤立地出现于生活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场景下，它们被人们在各种情况下面被利用，显得杂乱无章，这些出同的东西只是构成一副只有凌乱笔画而缺少具体轮廓和鲜明主题的涂鸦式图画，这些东西在许多情况下只是烘托气氛的道具，这里只包含一点传统的韵味，和一种浓烈的“喜吉庆”的气氛，相当的感性化，而实质的思想包含的很少，往往也只是看过即忘，在今天看来也只是一种新奇的东西罢了。
真正的传统文化被置于“传统文化”这一概念之下，而这个概念往往常识性地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等评价性语言相连接，这种情况正像有一个盒子，盒子被锁了起来，而在其上贴满了标条，里面锁者的东西大家并不一定知道是什么，但是可以依据盒子上的提示性标语并不防碍大家谈论盒子里面的东西，这里面是什么大家并不真的关心，那只是为了谈话过程的顺利，还必须保留对于盒子东西的基本认识，以免别人问及自己时无话可说。对于传统人们越来越运用列举法来代替深情地叙述，人们将之作为常识列举出来，人们将传统列为各个方面，在将其各个方面列举为一些代表性人物，在加上对之的常识性评价流水般的叙述出来。这种叙述已经看不出来于列举太阳系九大行星极其特征有什么区别。传统彻底的知识成为了常识。常识有两种，一种是与生活相关的而有助于生活实际的，另一种知识出乎人们对知识的兴趣而与生活无关的常识。传统在今天知识只是后者，一个人没有传统的知识背景并不防碍他实际的生活。

传统的东西现实的价值只具有了标识的作用，被用以获得一种身份，表明“我们这个国家是那个曾经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我来自那个曾经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现在的中国也非要借助传统才能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而国外也主要以传统来看中国，然而传统又是我们抛弃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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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获取文化认同的方式的不合理
1．历史悠久论，我们往往以自己的历史悠久而自豪，以次获得一种文化上的自我认同，是一种对比西方的优势。但来看两个式子。
5000 5000+1+1+1+1+……
-------==1.66……,和---------------------趋向==1
3000 3000+1+1+1+1+……..

我们把两个式子的数字后面都带上“年”单位，我门可以看出我们所谓的历史悠久的优势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一点点丧失掉，因此这种寻求文化认同的方式在逻辑上是站不稳的。
2．文明论，评价“中国古代有灿烂的物质文明”，这是我们进博物馆时常有的感觉，我们经常以什么“……..最早出现于中国”而自豪，但这里有一个文化认同的破裂，过去的文明我们不可能再被使用了，在内心里我们始终面临着中国未能发展出科学的尴尬，在骨子里则是对于现代西方的工业文明又是无比崇拜的，这种矛盾如何消除。
3．企图通过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达到“新民”的目的，力图在国民性上西方化，以达其同样优秀的程度。但是在这里我们只能说“我们与他们一样优秀”，而不能说‘他们与我们一样优秀“。虽然双方都等量的，但是历史是不一样的，我们始终是继承和学习来的，这在心里我们无法成为他者，这个困境如何解决。

第三部分．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对传统进行速描，传统及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及价值重估。

在社会发展模式上人们做出文明优先的选择之后，对人们来说文化的价值只在于它是对应于一定的文明的，只在于成为一种文明的精神动因。文明是目的，文化只是手段，而文明的典范是西方的工业文明，而我们又将工业文明许多部分对应于西方文化上的诸品质，而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我们只是关心它是否有能力达成西方的文明，在文化上是力图考查传统文化之中是否具有与西方文化中那些耀眼品质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方面，这被作为考查传统文化是否具有价值的重要标准。
然而重要的思路包含着两个方面的不合理，首先文化本身是不同质的，但文明也只存在纵向文明水平的时代差异，而对文明程度的时代性定性也就是在比较文明程度的差异，在这种意义下任何一种文化下的文明都可以通过时代性区分得以比较，这样不同质的文化因为都对应着（并由它们所产生）的同质可以比较的文明，文化也具有了间接可比性了。文化按其产生文明程度而又有高低优劣之分。然而这种间接同质化的方法显然扼杀了对不同文化可能做出不可审美倾向的可能，而文明上的相互竞赛引发的就只是文化间产生了争强好胜的倾向，而文化本身的最高价值在于处于该种文化之下人民生活和人生的一种指引，而不是用于文化间相互评判时帮助我们获取胜利时的快感。
其由于文明具有时代性，则文化由于与之对应而在逻辑上也具有了“时代特征”，但这只是逻辑上的，它并不是指某一文化在现实时间上的界定，而是一种定性，一种水平上的定性。
这样文化之间似乎只具有古今时代定差异，而传统文化只在于问它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了，这种古今定性所不能回答的是如果我们的文化被断定为古代性的，那么何以在西方现代之前中古时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二者只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比如中国为什么不具有西方式的宗教阶段，这只能文化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的观点下得以说明。
综合以上两种情况，我的意思是：文明上我们可以做一种比较和评判，而文化上我们不是去做出一种比较,而是使彼此得以区分，这种区分后的差异可以作为回答文明程度为何会彼此不同的参考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区分中考查它各自对于我们的意义的差别，而不是只去问各自都达成了何种程度的文明。
在这种意见下，中国文明上许多方面的落后并不全部决定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评判结论，我们可以考查我们文明上落后的文化上的原因，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在中西文化区分下考查各自对我们的意义上的区别。综合两个方面才可以对一个文化下最终的结论。

中西比较下的传统概观
我们始终觉得我们的文化缺乏西方式理性[哲学，科学]的特征，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文化也决不是可以允许那些根本毫无道理的胡说恣意地出现和存在的。我们依然追求一种合理性，而“缺乏”只应该是说我们缺少对于严格性的追求，对于我们的认识方式和认识结果未期于达于严格和精确的境地，严格是企图抛弃模糊性达于可被精细的计算和周严地推理的状况，这一点正是“科学性”的意义。
我们不是对于事实真相缺乏兴趣，只是我们在方法上的一种欠缺，因而我们缺乏像西方那样在严格性追求下产生的严格计算和推理的技巧，和由此产生的各种成果，或者我们我只是近似地达成了一些方面的成果。严格性是对认识中模糊性的抛弃，然而这种严格性要求似乎放弃可学会从模糊的方式里把哦真理的方式，而在我们这却对严格性的缺乏下发展了另一类方法，我们习惯于且满足于通过各种不确切和不严格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理解我们的世界，类喻，联想，比喻，寓言，象征，直觉顿悟，直觉判断甚至是神秘主义的方式被我们活跃的运用，几千年来这些方法得以充分的训练，而达成一种娴熟的程度，形成了一系列有趣的思想文化，其间经历时间的考验，一些不合理的部分被清洗掉。剩下的部分形成了一副以不确切方式（与科学的世界图景相对的艺术性的）显示出来的世界图景（这里面并不缺乏对于真理的认识，我们发展了一种在西方看来不可能的方式并成就一批批新颖的成果。），这副图景再我们的角度下是清晰的，只是将这副图景置于西方的严格精确视角下才变得模糊起来，然而我们带着这副不确切的图景“卓有成效”地组织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已经很久了，这种“卓有成效”初看起来是令人困惑的，因为“不确切的方式”与“卓有成效”之间简直是矛盾的，问题的答案在于我们并不是“严格”地依赖于我们对于世界的图景来生活的，我们只是从图景里获得一个方向的指引和原则性的启示，而具体的手段策略取决于自我生活实际的应变，这里面出现了丰富的个人技巧和个人经验，这通过家庭关系，师徒关系等得以传承，而在社会上对于能人和富于个人智慧是十分推崇的，在文本里有大量的个人事迹的记录，在民间也广泛流传。（把古人看成是毫无个性，不推崇个性和个人才华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实恰恰相反）。各种思想理论加上个人的经验技巧才是我们处理问题的全部法宝。
而西方的社会或生活的组织是基于从它们对于世界严格精确化的世界图景中对于生活和社会的一种设计，他们对于生活和社会的设计也如他们的工程师对于一座建筑的设计一样，处处体现着一种精致。
然而以各自的方式进行都获得了一种不断进步的趋向。这两种方式的不同可以用一个例子加以说明。这正如一个被置于陌生山林的一个人，他要向山林外进发，这两种方式分别对应于他走出山林的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是他拥有一张这片山林地形以及高低比例的地图，他充分的凭借地图走出这片山林，当然这种凭借不可能是完全的，地图也不会标明他将面对的每一个事物，这还需要他要有对具体的环境的应对能力，但是这张地图使其可以对前方的情况有一个比较充分的预见，他也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路线前进，所以他的成功是充分利用地图的结果，所以也可以说他完全依赖地图，地图的质量决定他成功与否。
另一种方式是，利用北极星确定一个方向，凭借在这一方向上的奋进，面临了一个又一个无法预料的情况，一次次的尝试采用不同的路线最终走了出来。采用这种方法，我们不能说“他是充分利用了北极星”的结果，这于利用地图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就算北极星提供了一个方向，而在前行中许多的时候不得不进行无情的偏向，或是这一方向被一条横亘的深深的峡谷阻断，因此依赖一个方向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可以走出这片山林，这尤其取决于个人在具体的境遇是否可以作出正确的决断，他必须学会与不确定性打交道（有地图恰是其反面），他要不断与这片山林的斗争中学会应对的技巧，他必须要靠自己去摸清对手的情况，天上的北极星显然不能告诉他这些，他要知道的信息和掌哦的技巧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他必须学会对前方情况的预判，选用合理的方式越过障碍，确定正确的前进路线。当他最终走出这片山林时将受到人们更大的尊敬因为在前一种方式里人们只是注意到地图作为一种科学之物的重要价值，而在后一种方式下的成功使人们的目光更多地转移到了这个人一些闪光的个人的品质上。
而我们在历史长河里沉淀下来的一系列成就正是第二种方式取得的，我们的一切的理论与具体的技艺间不是一种确切的关联，我们的理论是一副关于世界清晰但不确切的图景，而技艺是一种精巧的东西，我们很难从不确切的途径里获得什么实际的具体的技艺，这些都来源于生活过程，在应对生活中层出不穷而千差万别的问题里磨练出来的个人智慧和个人技巧，但不是说技艺与理论的完全无关，事实上我们必须首先依赖它们，因为应付生活必须首先有一个对生活的的认识，我们的理论虽然不是确切的但也一定也猛种方式把哦住了真理，那样在生活里才取得成功。正如我们虽然缺乏严格的政治学理论，但是依靠法家的类似理论的具体的实践我们依然建立了一套能有效运转的政治体制，这其中不乏可以精彩称道的闪光之处。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理论对技艺不存在严格的规定性，从而使我们较轻的依赖理论，从而为个人的自由创造提供了空间，技艺是个人的创造而不是理论的规定。只在中国“活学活用”才是可能的，“活学“只是在知识体现出一种不确切的状态时才是可能的，而对于西方的许多思想只能去严格的理解[当然也会有一定的自主理解空间，可以存在多种解释，但那些多种的解释依然必须要有一种严格的特征]，而“活用”只有在技艺不被严格规定才有可能，在中国这样的理论特点下个人的实践活动较理论有更重要也更受重视的地位，“灵活性”被作为原则在社会上被普遍的加以遵从，因为这是必须的个人品质。而面对西方严格的理论时。“活学活用”在许多时候只是对理论的抛弃，一个理论如果不能被严格的理解也就不能被严格的运用，理论与理论的被运用之间是一种严格的关系，因为二者关系的精密性，及其本身在理论上的精巧特征，对理论的理解偏差一定会反映到其具体的运用方式上来，而运用是否得当在其精巧化的社会里将直接决定成败。
生活的许多方面依靠理论严格地设计出来，体现出程序化的特征，而中国式的“灵活性“一定只意味着对程序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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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理论回应，及学界已有的对策的破与立
我们不是寻求向传统的复归，而是让传统从新融入我们的生活。。。。。。。。。。而对于传统的复活的方法，只能是“先表面化再深入化”的策略，传统的东西一定要让人们看到它“实际”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