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4月28日

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什么意思？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不是补给穷人。如果我们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我们不要按计划经济统一的标准，就像有钱人和没钱人看一样的医生，出一样的钱，这个结是解不开的。教育也是这样。

从教育内部来讲，教育部可分为两块，一个专门管中小学义务教育，另外成立一个组织管高等教育，是不是更好？中国的大学像现在这样管下去，最多会变成OEM(国内大学帮国外大学招生，在国内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到国外，以此维持生存)，给人家代工。很多做得不死不活，北大、清华可能支撑一阵子，但也可能支撑不了很长，就是因为管得太死。

国际经验证明，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可以独占鳌头？就是因为在欧洲政府管得很死，在法国想当教授要经过教育部考试，都是以政府为主。而美国是靠竞争，各层次的大学分开，有州立的、市立的，还有私立的，各种类型的大学，研究型的和非研究型的都分开。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分不开层次，我就不要你的人，只要自己的人，都是自我循环。而美国的情况是，越这样越活不下去。在哈佛大学拿不到终身教职的人其他大学抢着要，因为总比自己原来的要好，这样才有人读你的大学。

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一定要本着推进竞争机制、废除政府管制这样一个方向往下走，如果不是按照这个方向走，无论怎么修修补补，可以把学费都免了，我保证会越来越糟糕。这个学费都哪去了？都出境去了。如果我们自己做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在大学时期，甚至高中就出国了。现在大家看，被北大和香港大学同时录取了，人家宁愿去香港大学，也不来北大。对于我们做大学的人来讲，危机感很强。我们大学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如果不放在整个大的环境下考虑，我们这样做肯定会出问题的。

(节选自张维迎在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原载4月27日《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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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总是在用国外的道理解释中国的事情，他是不是太迂腐了？

是不是国内企业家的利益代言人？他还能代表知识份子吗？

还能代表民族的良心吗？

不要宪政的经济学的确不是很可爱。

谬论。用高学费让富人贴补穷人其实是一种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只有这种形式吗？穷人除了获得免费的助学金，大部分的学费还得靠助学贷款来解决，提高学费其实就是加重了穷人的负担，不得不通过支付未来的收入解决目前的困难。

再说，都是读同样的书，分数也差不多，凭什么因为穷就可以免费拿钱读书，因为富就得出高学费而难以获得补偿？这种政策要么歧视穷人，要么歧视富人，人为的把学生对立起来，最终得利的还是学校，不用眼巴巴的等国家拨经费，靠国家给的教育资源就能实现部门利益最大化。

张的做法应该默认了一个前提：在校生中的穷学生不占很大比例。如果学生普遍（或相当比例）交不起学费，这种方式也是行不通的。（这里已经假设穷富的甄别不存在成本）

其实张也稍稍忽略了一个事实（当然，不知这算不算普遍）：许多富人事实上花了巨额的学费让子女在外国学习。这种做法一旦是“共同知识”，会不会激励更多的富人将子女送往国外？如果这样，穷人不就又占不着什么便宜了吗（反而可能更吃亏）？富人的可选择余地比穷人大得多。

还有一点：张的做法对“中间收入家庭”可能造成致命影响。这些临界上的家庭，如果因为学费升高变成了贫困家庭，贫困家庭就要增多，那么按此逻辑，要继续提高学费，于是又使新的临界家庭变成了新的贫困家庭，于是，又要提高学费……

事实上，中国1995—1996年的大学“并轨”，在收费上已经基本属于这个逻辑——高校普遍大幅一并提高了学费与奖学金（但奖学金主要是针对成绩优秀生的）。1990年代初入大学的人应该知道当时自己的大学学费有多低，而1990年代中期的学费突涨也让那些在此时毕业的大学生感到一点庆幸。

也就是说，这个逻辑早已付诸实践了。其实践结果是“学费还不够高，富人出的钱还不够多”吗？

张维迎的糟糕之处在于他的经济学模型似乎更适合放在一个宪政体制为根本政体的开放社会中。

我们国内有很多经济学者，一谈到公共政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根据理性的经济人原则……”可是，他们忽视了，人并非是理性的，尤其是一个垄断了一切资源的威权政府，能是一个理性的法治政府吗？这样一个人治的政府，能给人民带来可以预期的幸福效应吗？

在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亚当.斯密和哈耶克那里，所谓的自由经济首先就是法治下的经济。何谓法治？何谓宪政？有中国这样的法治和宪政吗？自由主义体现在政治体制乃是宪政主义。一种所谓的自由主义，一旦放弃了宪政主义原则，还是自由主义吗？

这个时候，我只能痛苦地说，我分外怀念死去了的杨小凯先生。反思了“现代化的陷阱”的何清涟流亡了，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秦晖被边缘化了，经济学界只有小人得志。

转移支付，在中国本身就有问题，中国不是没有好的法律，而是缺少正规的程序。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和“羊毛出在羊身上”有什么区别？说法不一样而已。

“取100元，回馈10元”也是“用之于民”，有些地方政府连救灾款都能截留，别的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得认清中国的国情。

我来说两句题外话：

自问对经济学了解甚少，不过我知道经济学常常是反常识的，只是张维迎没有给出详细的论证，而这论证才是最重要的，与其奔波于各地做演讲，鼓吹这个鼓吹那个，倒不如坐下来认真研究一下，对于研究经济问题而言，建立模型来讨论才是最根本的。在那里泛泛而论，谁不会啊。 我不懂经济学，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我没有学过经济学。我现在真想好好静下心来看看张维迎的书，研究下他的主张是如何影响到中国的公共政策的。与其在这里高呼打倒经济自由主义，不如努力去学一点经济学，象杨小凯先生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