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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的内在精神
——《清代学术概论》读后感
[2006年3月15日]
转自：http://sinosophy.go3.icpcn.com/book/0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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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又名《中国学术史第五种》，因他打算写出一部《中国学术史》，而将这一部归为其中的第五部分。关于这本书写作的缘起，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蒋方震先生编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于是请梁先生为他作序。哪想到梁先生下笔如水泻，一发不可收拾，篇幅竟然与原书差不多了。想一想，自古以来还没有哪篇序文有这样长的篇幅，只好独立成一书，而他又反过来请蒋先生为《概论》作序。
这本书虽然“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而且写成后就立即交《改造》杂志应期出版了，但它绝不像当今的某些所谓学者，在为社会制造一堆垃圾。梁启超自一开始就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想借这个机会将清代的学术发展与欧洲文艺复兴作一比较。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认识，《概论》始终以欧洲的文艺复兴作为写作的参照对象，试图从中国学术发展逻辑的层面上为当时正处于列强侵略下的中国找到自强、自信的根据。
可以说，“科学”是贯穿《概论》一书的主线。《概论》认为时代思潮的发展，总要经过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清代学术也同样经过了这样四个阶段。通过对这四个阶段代表人物思想的比较和清代学术思潮各流派的产生原因的分析，《概论》解释了为什么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下，中国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科学技术，而只是继承和发展了天文历算这一方面。
梁先生认为，中国自有中国的学术特点，这是欧洲科学技术所不能取代的，清代没有发展出欧洲那样的科学技术，有其自身的时代限制。更为重要的是，“语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精神”，清代学者面对厚重的学术遗产，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其贡献于我文化者已不少，实不能更责以其他”。清代学术的意义，不在于“研究之种类”，而在于“研究之精神”，即科学的精神，“清儒所遵之途径，实为科学发达之先驱”，从学术思潮发展的四个阶段来说，在更大的逻辑层面上，清代学术正是将来中国科学发达的“启蒙期”。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来讲，“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科学的研究精神正是清代学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概论》的第二条主线就是“民主”。当然，相对于“科学”来讲，“民主”在清代学术中似乎并不存在。今天我们来谈清代的朴学，首先想到的就是清代学者迫于清王朝严厉的文化政策，而放弃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目的，走向了故纸堆，才产生了朴学这种学术形态。但事实上并不如此，惠派的崇古尊汉是为了彻底地清算阳明心学所带来的积弊，而戴派的研究“三礼”则是为了寻求“三代之治”在当世的实现。他们的为学并不只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大都有着现实的目的性。正是在这种“经世”思想的引导下，在我们今天看来，清代学术形成了近代转向意义上的“民主”倾向。
梁先生评论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清代学术的“民主”倾向并不是以大声疾呼“民主”的口号出现的，而是以学术上的“复古”的形式来达到思想解放的目的。
清代学术的“复古”在梁先生看来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是复宋明理学之古，从王阳明的心学中解放出来；第二步是复东汉古文经学之古，从宋明理学中解放出来；第三步是复西汉今文经学之古，从许慎、郑玄的传注中解放出来；第四步就是回归先秦之古，从一切传注中解放出来。但这还只是历史，《概论》并不只想复述历史，而是直面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直接把当时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纳入了解释的范围。在梁先生看来，“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传统文化，并不是与中国学术的发展逻辑相脱离的，而是中国学术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传统是对清代学术的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清代学术具有内在的“民主”倾向。
经过这样的一番考察，《概论》已经基本上为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中国人建立了对自身传统学术自强、自信的基石。一方面，“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而“我国民确有‘学问的本能’”，面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我们在接受新文化的时候，同时也不应当妄自菲薄，遗弃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所谓科学，最重要的并不在于要照搬西方科学技术的一切，而在于其内在的科学精神，并且将这种精神继承下去。而这种“善疑”、“求真”、“创获”的科学精神，正是民主得以成立的思想基础。为此梁先生特别警示：“学问非一派可尽”，“万不可求思想统一”。我们今天的学术发展，应当是灌注了科学和民主的精神的，不应当再出现封建社会那样定孔子于一尊的愚昧行为。清儒尚且能一次又一次地否定权威，我们更应当承接起一直以来生生不息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