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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顾准!!!

从长远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支配的,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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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 一个未发生应有作用的思想家

作者:张桂华    一   顾准,一位未发生应有作用的思想家。   这是六年前,我读完《顾准文集》后立刻涌出的想法。可面对好评如潮、赞誉蜂起, 就有点迷惑:自己没把握顾准思想的基本脉络?   六年时间过去了。   顾准遗作没有再发现,除了一部日记。但,以顾准身份,在那个年代,又是写给自己 看的日记,怎会有完整思想记下?而对顾准的评价,却是越来越高并逐渐定型,可我看来 看去,除当时论定外并无甚新解。现在,集中赞誉的潮头已过已渐趋平歇,再来谈自己看 法,想必不会被误以为是故唱反调。 二   首先表明我对顾准的认识:顾准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如果从其所达到的思考深度来说 ,也算是个出色的思想家。这一点,我与其他赞誉者的评价,本质上没有不同,至多只是 程度上有所差异。   从《顾准文集》可知,顾准的学问涉及到这样几方面:经济学及会计学,古希腊罗马 史,中国先秦思想,以及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经济学可看作顾准的本行。他虽不是科班出身,不曾放洋留学,学历只是立信会计专 科学校毕业,但他聪颖勤奋,在早年读会计学、教会计学时已显出这方面才能,十九岁即 出版了《银行会计》专著,以至中国现代会计学创始人潘序伦欲将其视为传人。   顾准的经济学知识广博,见解高明,孙冶方50年代提出价值规律问题就是得到了他的 “提醒”。到70年代,他已看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有别于马克思列宁论断的新发展。不过 ,单凭这些,顾准只是个出色的学者,谈不上思想家,连经济思想家都说不上。学者与思 想家的区别在于,学者,即使是出色的学者,无论其学术达到怎样水准,影响一般只限于 专业领域;而对思想家来说,无论其专长是什么,其影响一定是超越专业领域而广及于整 个社会的。因此,决定顾准思想家地位的,就不是他的经济学知识和见解,而是其他。   顾准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历史,集中于古希腊罗马史和中国先秦思想,更有成就的 是前者,有专著《希腊城邦制度》可证明。顾准许多思想都由此研究得到,他可说是“言 必称希腊”,并时时处处与中国古史作比较研究,不但从中取材,而且由此立论,虽非史 家,却取得了为人称道的成就,提出了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别于西方的特殊,中国古代 不曾发生过马克思历史分期法中的奴隶社会阶段,中国近代即便没有西方强行入侵也无法 自然发展出资本主义等等看法。这些都是顾准另辟蹊径、推倒陈说而创的新解,令人耳目 一新。不过,这仍然是出色学者的工作,所以“重视”的也只是“史学界”专业人士。   真正使顾准达到思想家高度的工作,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这其实是顾准所 有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经济研究、中外古代史比较研究,都可涵盖于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之名下。   顾准非史家实在也无意成为史家,他之研究古希腊罗马史,是为追寻马克思主义的源 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作的准备和铺垫。而这一研究也不是单纯理论研究,顾准是“论 从史出”派,持“古为今用”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 的人来说,从来就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   只是在这里,顾准获得了极高的成就,使他真正达到了思想家的高度。他的深邃精细 的分析,明确锋利的批判,撇开末节直达其要害之处,发人深省,自己大彻大悟后也令人 大彻大悟。他明确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理论和目的论性质,指明了唯理论、目的论的虚 妄和偏执,指明了终极目标“远大理想”的不必,寻求真理可靠的唯有经验主义,凡此种 种,也就在思想路线上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规划了方向。方向在哪里?那就是:从理想 主义转向经验主义。 三   遗憾的是,顾准的思考发生在1973-1974年,可其思想为公众所全面了解,却已是二十 年以后了。   这二十年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推进市场化制度,已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虽不能胡乱夸张一天等于二十年,但二十年确是一整个历史时 期了。间隔如此长的一个时间差,当顾准思想为我们所全面了解时,不知该庆幸还是悲哀 ,顾准思想对我们,却已不新鲜了。不新鲜,不在顾准的经济学、古代史研究,而在顾准 最重要的理论贡献,那就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想。   这里的“我们”,是指我以及周围朋友,是指或多或少在从事理论研究、读点书写点 文章的或学者或文人。为何不新鲜?二十年的时间差。   一种思想,从思想家个人的发明发现,历二十年时间才公之于众,未必不新鲜,但对 顾准思想而言,却是事实。因为顾准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都在试图解决的 问题;因为在这期间,我们已从其他途径了解、认识和掌握了不是来自顾准的“顾准思想 ”,我们通过学习探索以及亲身的社会实践,自我经历并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的思想过渡。   二十年时间,仅就我记忆所及、个人经验为限,随便举一些书名(限于理论学术)吧 ,也许可大略窥见如我辈人的思想发展线索。   70年代末读的是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80年代初眼界开阔,读到了苏联萨哈 罗夫、麦德维杰夫等人的书。随着国门逐步打开,西方学术理论著作大量译进,眼界由此 大开。萨缪尔逊《经济学》、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使人想到了经济之后的更深层问题。 国内“文化热”以及金观涛哲学探索著作的风行,已是80年代后期的事。在我个人,此前 读了一本台湾出的哈耶克《走向奴役之路》,台湾译本不太好读,但当时的阅读冲动至今 仍留有深刻印象。因哈的台湾译本关系,又去找来哈耶克访台时要求见面的殷海光的书来 读。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在我看来是最全面深刻论述中国文化的著作,若不管 什么原创性,让我举一百年来中国最好的思想家和理论著作,我举殷海光和《中国文化的 展望》。我不知道读过此书的人是否注意到,殷海光在书中结尾部分说到,如果共产主义 阵营发生变故,最早的一环当是东欧,60年代初写下,在将近三十年后应验了。再以后80 年代末90年代初,那就读波普尔了,读他的科学方法论,读他的《历史决定论的破产》。 波普尔其实并没多少原创性,他的证伪说只是休谟归纳法问题的肯定式表达。这样,由波 普尔我再回到以前读过的莱辛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再由此回到更远的培根、洛克和休谟,回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逻辑经验主义那里。   这段回顾可能已经过长,但决不算是概括完全的,实在说,在我同辈人中,谁当时没 有读过几十上百本呢?我算是读得少的。这段回顾只是为了说明,仅仅读过了这些书,再 稍稍动过脑筋的人,再读顾准,顾准思想还可能是新鲜的吗? 四   不新鲜,当然并不减少我们对于顾准的赞佩,不会减弱我们对于顾准思想的评价。不 新鲜,在于顾准思想被埋没耽搁了二十年,才得以被我们知晓。若换一个方向往回想,二 十年之前,在大多数人还在迷信迷惘、少数先觉者刚在思考探索,而顾准却已经独力完成 了顾准思想。   顾准能达到如此境界,不仅在于他的高明眼光和卓越见识,还在于他的高尚品质和人 格,在于他的崇高理想,不是他所要摒弃的那个理想,而是马克思式的“为人类服务”的 高远理想。这我们就不仅是钦佩,而且要加以深深的敬重了。可钦佩敬重之余,却是无尽 的痛惜和遗憾。痛惜的是,顾准过早地离开人世,与他在恶劣环境下不懈工作以至身患绝 症,应不无关系吧?遗憾的是,顾准付出如此代价所完成的卓越思想,却不曾发生本应发 生的历史作用。   今天,许多人对顾准的高尚人格和独立研究精神加以很高的赞誉,这无疑是应该的。 不过,这仍然不会改变顾准思想没发生应有作用的事实。对一个思想家而言,最重要的, 是看其思想的独创性和所发生的社会作用,其他都是余事。顾准不是一个未完成自己工作 的思想家,也不是让人惋惜的早夭天才,而是已成型的杰出思想家,可却是个被埋没了二 十年、因而多少失去了时效的思想家。可以设想,如果顾准思想在其完成之时即能提供给 社会,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那可省却以后多少人的暗中摸索?用时间量化的话,至少可 提前五年开始我们的思想解放。   真令人要仰面长叹,顾准思想本该发生震聋发聩的作用,事实上却没有发生。顾准思 想,质量上已达到思想家水准,但在功用上,却没有发生应有的巨大作用。这岂止是顾准 本人的不幸,更是我们社会的损失!   顾准思想不曾发生应有作用,当然,其责不在顾准,而在时代。   所幸,顾准并未真埋没,终于被发现,如果不计较新鲜不新鲜,管他二十年不二十年 ,现在许多人读顾准、读顾准而发生了观念变化、思想革命,这不就是大好事!不就是思 想对现实的功用!顾准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吧!   迟到的欣慰也是欣慰,应可弥补一点遗憾的。 五   对顾准,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研究,只要这些角度不是虚妄的。就我本人而言,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顾准的心路历程,他的随个人遭遇变化而发生的思想情感发展过程。   顾准不是单纯的书生,不是一个行践所谓人文关怀的纯粹知识分子,现在年轻一辈学 人动辄将他与陈寅恪甚至胡适放在一起论列,这实在是不懂顾准。顾准自己不会想到、也 决不会同意这种不类的比附的。   顾准是一个老革命,是以低级知识分子身份投身于“理想”且有过多年实际经历的老 革命,像他这样经历的,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是具典型意义的。这我们只要看看,新中国建 立以后,担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各级部门负责人的出身,就可明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 除极少数农工出身的,大多是这些小知识分子在当政当道。顾准在资历上属第二代,地位 上属第二层级,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国最大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财政税务 局局长,地位不可谓不高,权势不可谓不重,如其在这条道上顺利走下去,日后拔擢为中 央政府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应是可待之事。然而,由于政策见解不合,顾准不久就被逐出权 力岗位,最终以戴罪之身走上“下野即读书”的求学求真之路。   革命革了几十年,最后却遭贬黜被逐出权要部门继而再逐出革命队伍,自然是令人丧 气的事,这成了顾准“从理想走向经验”的现实人生条件。不过,身份发生变化,还只是 可能,有如此遭遇的人很多,却不曾达到顾准思想那样的清晰、深刻而决绝。这里还需要 有其他条件,这些条件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但我认为必得加上的一条是:对自己所终身从 事之事业、所信奉之理想的反思和否定,在感情上的果敢和决绝!个人仕途发生变故,个 人遭遇不幸或者说不公正,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这并不稀罕;唯有在感情上做到彻 底决裂,既已认识,就再也不回头,拿起冰冷的手术刀解剖“事业”、“理想”,同时也 解剖自我,只凭理性指引,由大智而带来大勇,从而作出独立判断,得到决然的结论,唯 独顾准达到了如此境界!   这一思想进程,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非外人所能想像。顾准不同于哈耶克、殷海光 ,哈、殷他们原本就是对方阵营中人,只凭理智不涉感情。顾准也不同于陈寅恪等单纯的 学者文人,陈以及众多进步知识分子至多算是受“理想”感召者,上者为同路人,下者差 不多就是旁观者,他们可以从理念到理念,有一点感情却谈不上激情。而对顾准,则不然 。   顾准是事业中人,事业于他这一类知识革命者来说,不仅是信仰,更是生活实践和生 命的全部,是生死以之、为之死而无悔、终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他们不惟受理想感召 ,而且将其作为“舍我其谁”来担当的为民族为国家的神圣使命,他们在革命之中是浑然 忘我、全身心投入的。   可当事业成就之后,也就发生“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既得利益者已经满足,混世 界的也达到了目的,无所用心者则随大流而行,像顾准这样头脑清醒的纯情革命者就痛苦 了。当随着必定是孤独的探索前行,一切正未明将明时,他们感情上的痛苦和绝望也就达 到了顶点。这不是简单如局外人想像,只是理念的转瞬之间,在顾准,那是要与过去的自 我告别,与过去的一切割断,将自己生死以继的事业放弃,其过程的惨痛煎熬直似生生撕 扯下自己的皮肉,其紧张激烈犹如灵魂在旷野中奔走呼号!面对着战友的尸体,面对着血 流成河,这一切都白干了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小人奸人庸人的叹息冷嘲和高蹈远举, 无一不在往后往两旁拉扯牵制,这里只要稍一犹疑,头脑也就随之轰悔。眼看着有多少人 ,努力再努力,终没跨过这道最后的门槛,可顾准终于走过来了!   我所敬佩的,就是这一位性情中的顾准!   这是一篇大文章,是一篇需要赶紧做的大文章,时光流逝,年轻一辈的心灵已越来越 疏远了。

你笑予莹莹,我笑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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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如果有如此精神的人多了。,中国何愁不发达?!
情深似大海。 义重如泰山。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 水袖长歌,听萧声曲韵; 灯影秦淮,看人生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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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才被埋没了,实在是中国制度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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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干嘛要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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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意义在于促进国家的发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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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一下,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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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留帖,喊口号是放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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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有九条命
余光中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housewife),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house husband)。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

  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三十年代文学,夜间写八十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再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优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1985年7月7日

我能直言不讳,因为我不像那些爱国者;我不以我的国家为耻,并且我能暴露中国的毛病,因为我未曾失望。中国是比她的小爱国者们伟大,也无须他们的洗刷。她要和她已往一样,再纠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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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能拥有九条命,就好了!

愿大家也能拥有九条命,虽然很难拥有或实现!!!

我能直言不讳,因为我不像那些爱国者;我不以我的国家为耻,并且我能暴露中国的毛病,因为我未曾失望。中国是比她的小爱国者们伟大,也无须他们的洗刷。她要和她已往一样,再纠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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