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思想对当今中国改革者的启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高建国
2005年4月10日
顾准先生生前对东西方文明史、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源研究，概括起来，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他的贡献。
一、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的相互关系：
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
顾准在1964年就通过译介熊彼特的书指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一对矛盾，并且各有表现方式。在群体主义的东方国家，追求直接民主和高调民主往往潜伏着不容低估的危险，严重时可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动乱，中国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在中国这样群体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如果要迎接现代化，仅着眼于制度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须重视意义层面的人文重建，倡导个人尊严与独立，讲究权利与义务，了解西方传统中的个人主义渊源，象布鲁诺那样宁可烧死在火刑柱上也不放弃太阳中心说，象基督教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和积累看作在行上帝的道。
中国的群体主义与专制主义密不可分，这是内陆型文明的特点。而希腊混合型的海上文明具有更大的政治宽容性、契约共享性与文化流动性。希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海上文明的特点是它交通流动的方便性，不同政见者可以通过海上逃跑，独裁专制者无法实现他对不同政见者的消灭。因此，希腊文明流传着“海上逃亡之门”说。
内陆文明存在着对应性的缺陷，这导致了先秦时代自由辩论无法形成逻辑思维，也是许多中国人至今文化心理偏狭麻木之原因。看看当前的一些中国学者，几句话观点不相同就要吵起来，骂起来，谁都想将自己的价值强加到别人头上，缺少共存、共容、存异的心胸，总是由权威说了算，一级压一级，不管对不对，只要官大一阶，就要压人一头。这些人文制约因素，都与现代条件相悖。因此顾准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大弊在于服从政治权威，由此导致“官本位文化”和唯上是从的精英文化。未来的中国改革家必须打破对资本主义文明支柱----个人主义的排斥和惧怕心态，吸收其民主、宽容与共和的价值。
但是，顾准也预见到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肯定将兴起一轮学习西方热潮，因此，他便以典型的东亚文化心态提醒人们：虽然西方文化的主要资源是个人主义，长期倡导群体伦理的中国应当大胆鼓励个人伦理，但是，个人主义也有不顾大体、自相残杀的负作用。中国人切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损人利己、掠夺大众、破坏社会公正也当做合理行为。
他殷切告诫后人，中国要防止个人主义的极端膨胀，要承认道德在公共交往中的重大作用，承认利他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要发扬人性中善良一面的作用。在这个话语环境中，顾准超前研究了道德人与经济人的问题，这既关系着未来市场秩序，也牵涉未来的普遍价值与人文精神。
他极其赞赏鲍尔丁的《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以热烈而郑重的口吻向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社会预先发出警告：在个性解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人应当成为“经济人”，也必须成为“道德人”，否则定将引发巨大灾难。中国没有市场调节不行，没有道德和共同价值调节肯定也不行。政府应当在市场模式的自由经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顾准的思想是如此的中庸：在政治方面，既不要专制放纵下的大民主的群体主义，也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主义；既不要完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也不要缺少个人价值的集体主义。在经济方面，顾准认为，市场经济既需要效率和效益，也更需要道德和人性关怀，任何偏激和极端都不是一个好的制度。
二、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潮流中平衡选择，
顾准先生在俯瞰了人类文明长河之后精辟地指出：“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俄国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目的程度。”（《顾准文集》，第373-374页。）
世界上的事物总有以两种对立的形式出现，但缺一不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对立中前进，没有社会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便要走向极端走向崩溃，没有资本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国家也搞不好。在今天看来，无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还是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都证明了这种交融性和互补性。
顾准先生在今天看来是相当有远见的人，他既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变化，也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畸形。“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前进，两股力量正在相互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象。”（《顾准文集》，第373-374页。）在追求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应当采用彻底经验主义的态度，把多元主义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这是他多年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思想”所悟得的要旨。
40年过去了，世界历史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它的轨迹正如顾准先生的预言一样。通观顾准先生晚年的遗训，他以杜鹃啼血的方式，力主市场经济、制衡民主与多元文化，倡导超越既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实行全方位的深度改革。
同时，他对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简单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也怀有亡羊歧路般的隐忧：“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要鼓励创业精神和牟利动机，必然要把资本主义的积累看作人类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把社会积累委托给了资本家，这种积累，资本家有权无限制地加以动用……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顾准文集》，第330页。）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论表现为制度、政纲或思想，都可归入近200年来起源于西方的两股大潮流。在工业化进程的100多年过程中，中国已经失去了自我，自20世纪初就夹裹进西方的这两大思潮中。今天的中国，在西方的两大概念中，是否想起了什么？是否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能否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这已经是摆在无数中国人面前的思考。
三、顾准先生，中国学人的楷模！
顾准的思想方式是否超脱了五四以后左与右的中国模式？我们认为在思辩方法上他带有明显的中庸思想，顾准还是在按着中国的模式在思考，在行事。当文革极左的大潮袭来时，他成为右派；当改革开放极右的大潮卷来时，他成为左派。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学人所具有的基本人格。
本文选自: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