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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来我国的美国政治研究
[如苍生何] 于 2005-11-19 13:45:25上贴

1989年以来我国的美国政治研究

作者:张立平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资中筠先生在1988年接受新华社记者袁晞采访时曾说:"我国一直很少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一般人想到美国政治就局限于谁可能当总统,具体政纲是什么,而没有从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美国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发展的,都没有专门研究" 。弹指一挥间,十多年过去了,我国的美国政治研究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哪些方面取得进展?研究中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加以克服?未来有哪些领域值得研究?本人不揣谫陋,试图就所了解的情况对以上这些问题做出回答,不当的地方请读者批评指正。1989年以来有关美国政治研究的论文有221篇,著作有10部。如果仅从数量上看,比前10年的成果有所增长 ;从内容上看,我国的美国政治研究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发生了一些变化,:一、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的研究明显增多,在这方面的论文(56篇)占了四分之一;二、对政党和选举政治(尤其是选举政治)的研究兴趣不断增长,这方面的论文(50篇)几乎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三、对美国政治思想的关注也十分明显,这方面的论文有26篇;四、利益集团的研究渐成热点;五、国会研究也有升温之势;六、宪法/最高法院的研究比重虽然较轻,但研究方向上存在着从客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趋势;七、对美国时政和社会政治问题的关心持续不变,我将这方面的文章归入时论/问题。以下分别就这七个方面的主要学术成果、学术观点作一个简单介绍。

一、 制度研究

  近十年来,人们对美国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兴趣大增,涉及面较广,主要有:
(一) 美国民主制/分权制衡的研究(介绍、评价、代议制宪政改革)。学者们意识到美国民主制的精髓是宪法所规定的分权制衡机制,尤其是三权分立机制、联邦机制及其它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相钳制。具体说来有如下方面:
(1)民主制的起源。学者在这方面的看法大体相同,只是侧重有所不同:张毅从"美国何以有国会"这一问题入手,探讨了美国民主政体的起源,他认为,欧洲民主思想的影响、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实践及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是美国选择了国会民主政体的原因所在,制宪会议期间,人们意识形态的趋同性及在政治上愿意互相妥协是国会得以生存下去的基础 。周琪则认为,美国率先实行共和代议民主制的原因是英国专制统治的松驰、在特殊条件下自然形成的人民主权观念、始于基层的民主政治和得天独厚的条件 。张友伦对美国民主制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研究的结果是:美国民主制形成和发展的有利条件是加尔文主义的民主共和思想及良好的自然环境,不利条件是殖民地时期就存在的奴隶制;独立战争后通过制定的宪法通过妥协达成了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共识,但宪法本身也有不足之处(缺少权利法案、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这些不足之处在以后的发展中或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得到弥补或通过长期不懈的社会运动得到更正。我认为他得出的关于美国民主制的结论值得在此引用,他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具有美国特色的民主制,它适合美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所以能为美国人民所接受,并引以自豪。??但它决不是一种完美无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它有优点,也有缺点,甚至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只可以借鉴,不可以照搬,更不能作为衡量民主化程度的准绳" 。
(2)对分权制衡的评价。韩福文和邢富华对三权分立的创立、实践进行了评述,张定河对联邦制的基
本原则及其历史演变进行了分析 。
(3)宪政改革。70年代后,由于总统与国会分属两个政党,加上体制上国会与总统的权力竞争,美国政府不时陷入僵局,这一现象引发了不少学者对分权制衡的宪制体制的争论,我国的学者此也作了不少介绍和研究 。蒋劲松在比较了美国的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宪制体制与其它西方民主制度,并对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争论进行介绍后,他提出,美国的宪制体制虽然是开创性的,但它的特点是只追求民主、不计效率,这一体制越来越难以解决治理的困难,他同意西方一些学者的观点:必须对宪制体制进行效率与民主并重的改革,否则将很难提高美国政府的决策效率 。蒋劲松的文章在我国政治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94年12月美国研究所政治室和《美国研究》编辑部专门举行了一个题为"美国的宪制体制"的研讨会,会议邀请了30多位美国政治研究方面在京的学者,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其一、美国是否存在着宪政危机。美国所的李道揆和扬达洲认为美国的宪政体制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以"危机"一词来说明有点言重了;其二、民主和效率。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效率的价值是无法与民主的价值相提并论的,民主的观念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一种信仰;当然不同国家和社会对政府效率的要求也不一样(周琪),另外民众对不同的政府部门有不同要求,对立法部门要求民主,对行政部门要求效率,对司法部门要求公正(王浦劬);其三、美国有无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可能性。与会者认为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可能性。金灿荣总结说,目前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个趋向:在研究和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时候,学者们总是希望能找到一个"最好的可能性",但"最好的可能性"往往没有现实性;实际上 "最可能好的制度"已经不错了。
(二)总统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以下方面展开的:
(1)总统制。袁瑞军探讨了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部门中幕僚与阁员权力关系此消彼长的过程及其原因,他认为,从立国之初至1933年是阁员中心主义时期,1933-1959年是幕僚确立时期,1960-1974年是幕僚权力上升时期,从福特时期到今天则是阁员权力有所恢复时期。幕僚权力上升的原因是:政府职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扩大,总统权力欲的膨胀则是其驱动力;阁员权力的下降主要是由于阁员的任命程序以及阁员与总统的关系不如幕僚与总统的关系近 。卢林则对国务院地位下降、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政策中的决策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国务院地位下降的表现是:越来越多的行政部门插手对外事务,而总统本人越来越热衷于自己扮演国务卿,从前主掌国家外交政策的国务院沦为外交决策中的一个普通成员;与此相反,国家安全委员会则自尼克松政府以后逐渐成为总统外交政策的核心,国务院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权力的消长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地位的变化及总统的制度化;他认为,国务院地位下降使得美国的外交事务越来越受国内政治的影响,总统越来越难以超越党派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 。
(2)总统选举制。由于四年一次的大选,我国学者对美国的总统大选比较熟悉,但对选举制的一些具体程序研究得不够,如对预选程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多地着眼于党代表大会及劳工节后的正式选举及其结果。
(3)总统的搁置否决权。房勇和蔡永顺对总统的搁置否决权进行了介绍,并说明了它与正常否决权的区别(搁置否决权是绝对的否决权,国会无法推翻)以及有关搁置否决权的争论,作者认为随着通信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总统在同一届国会的修会期使用搁置否决权的"宪法理由"将越来越不充分 。
(4)总统的行政特权。
江心学认为,行政特权是美国总统的护身符 ;张毅则对行政特权引起的宪法问题进行了评述(见下文)。
(5)行政协定。房勇和蔡永顺介绍了行政协定的来龙去脉及法律依据(总统身兼行政元首、外交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执法的监督者),并指出总统摆脱国会拨款控制的方法(项目资金挪用、秘密资金、处理剩余军用物资及余款),因为行政协定的实施95%~98%都需要国会拨款 。
(6)与国会争权。由于分权制衡的宪制结构,国会与总统分掌决策权,因此闹出了总统与国会竞争权力,尤其是战争权(见下文)。
(7)与文官争权等,石庆环对此进行了分析 。
(三)行政制度。这方面的研究涉及行政法及行政改革 、文官制及其改革 。汪玉凯的考察报告《美国行政改革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对克林顿执政以来的行政改革及联邦、州、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介绍,作者认为,克林顿改革行政改革的总目标是在政府与国会之间寻找平衡点,具体做法是将社会福利政策的有关项目从政府手中转移给一些独立的机构去承担;另一方面将联邦原来的社会职能逐步向州和地方政府转移。美国的一些做法可为我国的机构改革提供些借鉴,但不能照搬 。在文官改革改革方面,学者认为,无论是联邦还是州的趋向都是职务分类制及业绩工资制 。
(四)决策机制。这方面的研究有美国政治决策程序的分析 、思想库在决策中的作用、精英阶层/上层阶级 。周琪在对美国的上层阶级的形成及与权力精英的关系作了细致分析,同时她还区分了上层阶级与精英的区别、上层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上层阶级是资产阶级中最稳定的、最有权势的那一部分,"上层阶级"这一概念强调的是人的社会身份地位,而"资产阶级"概念则着重于经济地位;精英阶层与上层阶级的区别在于前者与家庭背景、与种族无关,而后者则强调家庭背景必须是有钱人家;周琪的结论是,上层阶级是美国真正的统治阶级,掌握了美国的金融和企业。
(五)州和地方政府(州政府、县政府、市政体制) 。王旭的文章对于占47%的一种市政体制--城市经理制的历史成因、持续稳定发展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动力进行了条分缕析地说明并发现,城市经理制的特色是:超党派的市议会选举,旨在消弭政党及其它利益集团对市政过程的影响;立法与行政分离,既保持了基层参与政治的民主性,又以行政权的相对集中保证了市政管理的效率,聘用而不是民选城市经理以保证专家治市并使其免于政治干扰等。苏鹏飞则通过对伯克利市宪章分析向读者提供了一个美国地方自治的例子。他认为,自治宪章相当于一国的宪法或州宪法,它对于市政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它反映了基层政权的组织状况及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它对于培养人们对宪政体制的信念有极大的好处。

二、美国政党/选举政治

美国的政党与选举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向被称之为"为选举而存在的政党",因此,笔者将政党与选举政治列入同一类。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有:
(一)政党制。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是围绕着美国政党体制形成、衰落、改革及发展趋向来论述的 。在这些论述美国政党制的文章中,师枫燕介绍了她翻译的由美国著名政治史学家克林顿*罗西特 的名著《美国的政党和政治》一书中的主要观点以及罗西特预测的政党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后,将美国政党的连续性归结为四个因素(宪制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价值观念因素、政党自发展史的因素),然后探讨了近30年来美国政党政治的变化方面(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政党在政治中的作用下降)及造成这种变化原因(福利政策、公务员制、直接预选制、电视、美国人反制度情绪),最后得出结论说:美国政党制度的持续性和变化都是限制在宪制的框架内,受美国多元化社会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并据此大胆地预言25年后的美国政党制度看起来和1989年差不多 。樊体宁对两党的产生和演变进行了分析,着重指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并认为两党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分歧,只是在具体的政策主张上有区别。这与我国学者的传统认识是一致的,即美国政党是美国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两党的政治路线都是为了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郭定平在追寻政党体制的历史轨迹后,揭示了美国政党体制衰落的特点(体制功能方面--两党界限模糊、组织结构方面--丧失竞选作用、大众与政党关系方面--忠诚选民比率下降、无党派选民的比率上升、投票率下跌)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社会结构的变化--后工业社会代替工业社会、选举制度及政府体制使两党差别缩小、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利益集团在政治生活中的上升);最后介绍了美国政治学家改革政党的建议,如夏特施奈德的"建立更负责任的政党"之说,西奥多*洛伊的建立"三党制"的说法,并认为美国政党因受选举制度和政府体制及政治文化的制约,不会发生剧烈的变革,因此美国政党制度离"民
(二)政党与选举。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是谈两大党的竞争态势、选举胜败的原因、具体政纲的差异、未来发展的趋势。我国学者对于美国两大党在大选中实力的消长的看法基本一致,如杨达洲、杨健对于共和党在80年代取得对民主党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共和党连续三次在大选中取胜的原因有:共和党自里根上台后在经济方面用供应学派代替凯恩斯学派并收到良好的成效、美国社会政治思潮趋于保守、共和党"南方政治"取得成功、年轻的白人选民中自认同于共和党的比较多、共和党候选人里根或老布什的竞选战略战术比民主党的候选人搞得好、共和党在筹资方面的能力也比民主党强 。有人注意到两大党/美国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下降,利益集团的作用上升 。有学者分析了第三党在与两大党竞争总统职位中频频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也有学者从选举的角度来考察美国政党的组织结构 。
(三)选举政治。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
(1)金钱与选举。我国学者对美国选举离不开金钱有着广泛的认识和共识 ,但对它进入深入细致分析的不多见,张毅的"国会选举与金钱"一文是一篇难得的佳作。他分析了竞选经费不断上涨的原因、金钱与选举结果的能关系、国会对竞选经费的改革及其后果、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彻底解决竞选中的金钱问题的可能性极小的原因等。他指出,金钱可以影响选举结果,但选举结果不是由金钱决定的,选票多的候选人当选而不是筹钱多或花钱多的候选人当选,因此在使金钱转化为选票的过程中,候选人不是用金钱来买选票,而是用金钱作广告,宣扬自己贬低对手。此外,他认识到,代议制民主的本质是政治上的平等,这要求选举是自由的和真实的,而选举的自由度和真实度与竞争激烈程度成正比,竞选越激烈,选举就越真实;反之亦然。美国国会选举中的存在的问题就是在竞选经费改革后,竞争的激烈程度下降(这可从众议员选举的连任率不断升高、而"保险选区"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看出)
(2)媒体/电视与总统竞选。在选举政治的研究中,难能可贵的是有人注意到新闻媒体/电视在总统竞选中的作用在不断增长 ,新闻媒体的报道方式侧重于强调大选中的"赛马"的成分(尤其是在预选中),谁在民意测验中领先,谁落后;而对竞选的实质(两人政策主张的差异不感兴趣),电视自1960年大选以来更是对总统候选人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谁在电视表演中输给对手或引起选民的反感,谁就完蛋。
(3)投票率。我国学者很想弄明白美国投票率低的原因 ,人们对政治的冷漠还是繁琐的登记手续还是政党不够强大?
(4)选民的投票选择。恕笔者孤陋寡闻,目前尚未看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只看到一篇介绍美国选举行为研究成果的文章 ,文章介绍道,不同时代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解释模式,50年代中的议题投票模式、60年代的政党认同解释模式、目前的候选人评价模式,这些研究主要是要找出影响选民投票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5)对大选和中期选举的分析 。我国学者对大选的关注不仅是出于理论上的兴趣,而且也是因为它有实际意义,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这方面的分析、评论一点也不比外国的同行差,在对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的判断方面,有时甚至比他们更胜一筹,如1998年的中期选举,美国学者中有人预测说共和党即使不是大胜也应该是小胜,而中国的学者感觉到未必尽然,因为共和党在弹劾案上走得太过头了可能会引起选民的反弹,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事实证明中国学者的判断更接近实际。此外,2000年的选举前期,美国的政治学家中不少人认为戈尔应该胜利在望了,他们甚至采用多种数学模型失推断出戈尔获胜的可能性比小布什大;而中国的学者中,有人早就预感小布什的胜算把握比较大。1994年以前,我国学者对于中期选举并不太关心 ,而1994年中选不仅是在美国政坛上引起了大地震,而且也在我国的美国研究界引起了强烈的冲击波,人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结果进行分析、评论、对未来进行预测 ,许多单位都举行了有关中期选举的研讨会。
  
  三、政治思想
  
我国的学者对于美国的两大政治思潮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及它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表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反共主义、麦卡锡主义有所探讨,对美国外交策中的孤立主义及"美国例外论"也有不少发现。
(一)自由主义。有关自由主义方面,姜新浩和倪峰发掘了美国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王恩铭等分析了新自由主义 。姜新浩通过对"革命之子"潘恩和"云游仙人"梭罗的政治思想的分析,指出这两位思想家对美国早期自由主义思想的贡献以及他们对国家与社会、自由与平等关系方面的思想差异,总结道:早期自由主义与后来的自由主义的分界是与美国社会经济结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相适应的,这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自由与平等仍然是其自由主义的核心;早期自由主义对促进美国政治发展、塑造美国政治精神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倪峰对梭罗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评述,他认为梭罗的思想属于美国早期自由主义思想的范畴;梭罗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超出寻常的强调以及对于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在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遭到国家或社会的侵犯时,梭罗主张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倪峰认为,梭罗提出的"和平革命论"及消极抵抗的政治原则不仅有巨大的理论价值,也有深远的实践意义,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胜利就是这一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范例。

(二)保守主义。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对保守主义的思想及实践的研究相当广泛 。基本的共识是:(1)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与政治实践紧密相关的,里根上台标志着保守主义思想已取得对自由主义一些势头,里根的内外政策均受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样,得到保守派支持的小布什目前的对华政策也受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 ;
(2)后里根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潮中"宗教右翼"的力量引人注目 ;(3)保守主义思想崛起的原因主要是新政自由主义国内政策陷入困境以及60、70年代引发的文化危机。不同的意见发生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1)当代保守主义思潮包含哪些内容?丁一凡的"新保守主义革命"主要包括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如反对"积极行动" 的黑人新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如反女性主义);而俞晓秋则区分了狭义的新保守主义与广义的新保守主义,前者主要指背离新政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党内的保守派人士及其思想观点,后者则包括从民主党内分离出来的"新保守派"、传统的保守主义(老右翼)、其三是从共和党内分离出来的"新右翼";贾浩则将保守派分为传统保守派、温和保守派、新保守派 。(2)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形势:有人认为80年代是保守主义思想大发展的时期,但90年代由于克林顿的上台,保守主义的发展受到了遏制并且有后退之势 ;另有人则认为,保守主义思想在90年代并未因克林顿的上台而大撤退,反而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在1994年中期选举之后,连在克林顿也受到这股思想的影响,被迫走"中间道路"而不是民主党传统的自由主义的道路 。
(三)马克思主义/反共主义。孙杰勇在"马克思主义美国一文"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主义在美国发展的历史情况(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促成了1886年美国劳联的建立,但在一战和二战后马克主义的影响受到极大削弱,马克思主义在工会在工会几乎被清除干净)及影响较大的6个马克思主义学派(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理论、马尔库塞后的倾向、女性主义研究、黑人研究、《每月评论学派》)。行健对美国历史上的反共歇斯底里系统地进行了描述,并指出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反共高潮中,美国国会、联邦调查局、最高法院、其它官僚机构都卷入了反共活动 ;而刘建飞则探索了反共主义在美国产生与发展的深厚根源,他认为,除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外,美国所特有的政治文化背景也是重要根源之一:在美国主流社会看来,共产主义是最大的"非美
因素";美国有反对激进革命的传统,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美国人有"天定命运"思想,而共产主义则被认为是美国实现天定命运的最大障碍;此外,宗教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失误也构成了反共主义在美国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外交政策思想。由于外交政策思想与一般政治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如通常人们认为,理想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想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表现,而现实主义的思想根源则是保守主义;因此我将外交政策思想也归入政治思想这一类,不知这样归类是否合适。综述起来有三个方面:
(1)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王缉思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美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是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美国外交思想的最大特色,至于不同时期,政府如何平衡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则要看美国在世界格局的实力地位的消长、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与国会围绕外交权力的斗争、总统个人的党派背景和思想倾向、美国国内的政治思想动向 。其他学者也承认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很难将其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与其信仰分开。
(2)"美国例外论"对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影响。周琪对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无挑战,她着重对理想主义提出疑问:作为西方国家中的一员,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何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富有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她得的回答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是其理想主义昌盛的根源,美国人自视为"上帝的选民",生活在"山巅之城",其自由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应当惠及全世界,这种使命感在当代的表现就是在全世界推进人权和民主的发展。周琪发现,在如何使美国的价值观普
遍化方面,美国传统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树立榜样和实行干预。自20世纪初,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美国的这种"使命感"日益同取得世界领导权的驱动力结合在一起 。
(3)孤立主义。张也白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传统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孤立主义是与全球主义或国际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政策主张,孤立主义并非主张美国完全"隔绝于世","闭关自守",更不是美国完全不管其它国家的事;孤立主义虽然反对干涉,但即使在孤立主义最盛行的时期,美国也还是对拉丁美洲和亚洲进行了干涉,它的不干涉主义仅限于不干涉欧洲;张也白还指出,二战后随着美国实力的膨胀,美国完全脱身于国际事务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了,而孤立主义者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争,只是"全球干涉主义"与"有限度的干涉主义"之争。张也白同意这一说法:孤立主主义与国际主义在美国的外交史上循环出现,每当美国国内出现危机或在国际上遭遇失败,孤立主义思潮即抬头,美国在对外政策上比较"内向";每当美国国力强大或在国际上比较顺利时,干涉主义
即占上风,美国的对外政策则比较"外向" 。杨永红在1992年对当时的美国孤立主义作了一些探讨,他的文章对孤立主义的定义、二战后孤立主义的四次回潮、当前孤立主义的代表人物及政策主张、当前孤立主义回潮的根源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还特别对新老孤立主义进行了区别:其一、老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为对立面,一味反对美国卷入海外事务;而新孤立主义则仅反对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介入;其二、老孤立主义是有组织的,党派界线分明的,如美国第一委员会、要求和平与自由的妇女联盟等;新孤立主义是没有组织的、不分党派的;其三、老孤立主义主张自由贸易,新孤立主义则赞成贸易保护主义 。

  四、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中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0年代以来利益集团的活动及影响有加强之势。我国学者对这方面的认识和研究也有了进一步提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概括起来,这方面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益集团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张定淮先生主认为,利益集团的理论可以溯源于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它创造了一种"新古典式的行政管理模式" 。研究者们关心的还有这些问题:美国的利益集团为何如此发达、利益集团参政对美国政治结构产生什么变化、利益集团参政的评价。在第一个问题上,研究者们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即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是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基础,而政党的衰落也为利益集团政治创造了重要条件。但说到今日利益集团政治,则有不同的看法:李寿祺先生认为,开放的、激烈竞争的阶级社会及社会分工日益专门化是集团政治发达的另外两个原因;而钱春元先生除承认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矛盾加剧是一个原因外,他还认为,美国政府职能的日益扩大及国会权力
的进一步分散也是集团政治成气候的原因。王勇先生提出,频繁的选举、金钱政治及对不同观点、不同利益互相竞争的鼓励也是集团政治影响日强大的原因。王树盛则主张,美国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是集团政治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使得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力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种观念的扩展便导致了各式各样的集团的利益的竞争。在第二个问题上,有人认为,利益集团政治使美国的政权部门扩大化,它继新闻媒体后成为美国第五大权力部门,同时它也对联邦政府的正规的三个权力部门进行制衡 。王树盛认为,集团参政的过程是民众对政府的"民意流向过程"和政府对民众的"透明过程" 。既然民意流向政府,它就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决策透明就便于监督。在第三个问题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是认为集团政治对美国民主化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集团政治使政府权威下降,并加剧了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美国政治中产生了不弊端 。
  (二)利益集团的游说。游说是利益集团参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益集团的游说从大的方面可分为两个:一是对内政策的游说,二是对外政策的游说。对内政策的游说又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对国会的游说、对行政部门的游说以及对最高法院的游说。对外政策的游说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外国利益集团的游说、二是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学者们对游说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游说活动的方式。李淼不仅指出了新旧游说方式的异同,而且分析了新的游说方式得以产生的原因。旧的游说方式凭借的是政治关系网、上层熟门路、"零售化"活动、巧妙的社会活动、在议员的助手班子里担任一个不领薪金也不可缺少的成员;而新的游说方式则强调基层活动;旧式的游说人员主要是律师和卸任的政客;而新式的游说人员则主要是公关专家、媒体专家、竞选总管、选民动员专家,当然也包括律师。新旧游说方式的共同点是:金钱政治。新的游说方式的产生主要是为了适应国会的新的游戏规则,70年代国会的改革使国会的权力结构更加分散,促使利益集团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此外,李寿祺、熊志勇、王勇对新的游说方式都有详细介绍,游说人员不仅向议员提供专业信息、知识及他们的意见书,有时还帮助他们起草法案,在听证会上作证,在重要的顾问委员会中任职;发动基层选民向本区国会议员发电报、发信、发明信片或打电话,向议员施加压力等。
(2)利益集团对国会的游说。游说国会是利益集团游说活动的最重要的部分。我国学者对利益集团在国内政策方面的游说研究较少,专家们主要强调利益集团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游说。不少人研究了亲以援外集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势力强大的原因、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以及具体做法 。基本的看法是:亲以援外集团的强大主要是因为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比较高、强烈的参政热情(90%的投票率及对两党候选人的巨额捐款)和团结一致。还有较多的人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美国利益集团政治对美国对华政策或中美关系的影响 ,研究者们认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集团主要是经贸政策方面的互相矛盾的两大利益集团--企业集团和劳联-产联、安全政策方面的军工集团和台湾在美国的院外游说集团、人权政策方面的激进的人权组织和宗教右翼。这方面的专著有王勇的
《最惠国待遇的回会》(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利益集团与最高法院。就我所见,这方面的研究专文只有王树盛的一篇 。王树盛在指出利益集团对最高法院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司法程序(即诉讼)而不是游说后,着重论述了利益集团发挥影响的四个渠道(利益集团作为原告、作为诉讼人的律师、作为"法庭之友"、作为影响法官人选的任命)、利益集团在法院取胜的例子以及利益集团在法院取胜较多的原因(利益集团是"重复演员"、利益集团有一大批专门人才、利益集团有长远的政策性的目标、利益集团的雄厚财力等)。
  (三)利益集团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除直接游说外,利益集团影响国会议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选举中对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政治捐款。王树盛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管制及影响"是我所见的唯一以政治行动委员会为标题的并对它进行全面介绍的专文 ,他在文中介绍了PAC的分类、沿革与近况,PAC的动机、组织、管理,有关管制PAC的法规、机构及程序,并分析了PAC对各类选举的影响、对国会的影响、对政党的影响及对美国政治结构的影响。他认为,PAC的产生主要是利益的需要和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在一个多元化的、分权制衡的、选举频繁的民主体制下,民众通过PAC自由接近和影响政府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李淼的"美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院外游说集团--钱的作用" 虽然在标题中没有PAC字样,但却是论述PAC在对选举政治的作用的好文章,他详细介绍了规范PAC并使之合法化的1971年的联邦选举筹资法并明确指出PAC对候选人捐款的目标有四个:获得"接触(议员)的机会"、议员能够"随时想到"的好处、议员的"倾向性"、捐款者与接受捐款者之间的"默契"。

  五、国会研究
  
这一时期的国会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对国会本身的研究。主要包括国会运作机制和国会改革等。张毅对国会的助手队伍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国会助手队伍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助手的分类(议员个人的助手和委员会助手)、助手的作用(确定议事日程、组织调查和听证会、谈判协议和议员竞选工作)、有关助手的争论(费用、工作量及影响) 。高鉴国和尹德蓉分别对国会的委员会制进行论述 ,他们介绍了参众委员会的设置及分类、国会权力的转移(从国会领导转移至委员会主席再转移到小组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在国会立法中的重要作用、委员会及下属的小组委员会成员的选派等,并认为委员会制是国会正常有效地运转的关键,委员会解决了分散的国会所造成的困境。此外,高鉴国对国会资历制的形成及改革进行了论述,他提出,一个世纪多以来,国会议员升迁的唯一标准是资历制,委员会的资历制比国会的资历制还重要;而70年代初国会对资历制改革的原因主要是新进了许多年轻的议员,他们不满于老议员垄断委员会主席,此外对于因资历制而使得许多保守的民主党议员在国会中掌握大权也颇有微词,改革后的委员会主席由党内议员选举产生,尽管资历仍然很重要但已不是升迁的唯一标准 。此外,蒋劲松对1993年国会的改革和国会中多数党的领导方式进行了介绍 。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有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和孙哲的《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 。蒋劲松的书中对美国国会创设、演进及其体制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宪法对国会体制的创设包括四个部分(国会权力、国会结构、国会一致原则及国会纪录公开),国会既要反映民众的要求和情绪,又要对之审慎权衡。国会同时也是院外活动的主要场地,院外
活动对于保持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亦起着重要的作用。孙哲对国会的运作程序及权力政治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二)国会与总统的权力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国会立法否决权。吴撷英讲述了198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移民与归化局诉查德"一案中裁决使国会行使达50年之久的立法否决权因违宪而失效的案例,并追溯了立法否决权的由来和发展,评析了判决引发的争论及其影响,对国会与总统的权力关系现状提出看法。立法否决权的丧失使国会在与总统的权力斗争中处于下风,国会千方百计弥补权力损失 。
(2)单项否决权。王树盛对单项否决权的定义、由来及各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进行了阐述 ,他认为,单项否决权与总统扣压拨款有关,这一问题的核心是为解决由总统与国会在预算方面的分歧而引发的僵局而提出的,但国会与总统都想使各自的权力最大化。
(3)战争权力。一般认为,国会与总统在战争权力方面的争执根源是宪法的含糊规定 。
(三)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国会与中美关系的研究在1995年李登辉访美以后迅速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问题。其实早在1989年,张毅在其"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10年" 一文中就指出研究国会与中美关系的必要性在于两个,一是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二是"比起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来说,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尤其重大"。他在文章中对国会在中美建交的头十年中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所持的态度、所起的作用及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的某些看法至今仍然有效,他说:总的说来,国会在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方面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会尤其热忠于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又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造成国会对华政策和态度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现实主义精神,二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前者是促进
中美关系的动力,而后者则无时无刻不在牵制着中美关系发展的进度、深度和广度。他得出的结论是:十年的总趋势是现实主义的因素在加强,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淡化;在未来,如果意识形态不能继续淡化下去,中美两国非常难以成为关系紧密的朋友。在1996年,苏格重又探讨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美建交后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与台湾关系法"的制订及其引起的国会议员与总统的法庭争执和售台武器问题;而在冷战后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主要是在人权问题、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和台湾/香港问题。他的结论是:冷战后,国会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呈上升趋势;国会议员的政治倾向受党派利益的影响较大;国会是美国式"民主"的体现,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以向对它施加影响,了解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及其规律性对于把握美国未来对华政策有很大意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政治室合写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即将付梓。
(四)美国国会与州议会的关系。这方面的文章仅有一篇 ,蒋劲松把国会与州议会的关系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双重联邦制下的双方的财政关系(1789-1913),这时候双方的来往不多,且遵循收支平衡的"财政宪法";二是合作联邦制下双方的财政关系(新政以后至里根上台),这时期无论是国会还是州议会实行"赤字财政",而且国会取得了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司营业税的权力,其财政能力大为加强,州议会对它的依赖也日甚一日;三是里根的联邦制改革。里根欲通过改革还政于州,但遇到国会的强烈抵制并宣告失败。
  
  六、宪法/最高法院
  
宪法对美国政治的重要性犹如《圣经》对于基督徒一样,对它的研究理应成为人们打开美国政治之门的一把钥匙;而最高法院作为宪法规定下的分权制衡的宪治政府的一个部门,它对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自不待言。然而,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要对宪法/最高法院进行研究并非易事,宪法蕴含的意义之深,最高法院处理案件之复杂,加上不可回避的法律语汇之艰涩,使得不少研究者知难而退。此外,美国的宪法/最高法院对我国没有直接的影响,它不像总统或国会与美国对华政策息息相关。难怪,我国政治学界研究宪法/最高法院人数廖若晨星。
90年代宪法/最高法院的研究在继承了80年代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对司法审查制的研究。研究者们同意,司法审查制是最高法院(司法部门)对国会(立法部门)和总统(行政部门)进行制衡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对司法审查制的评价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司法审查制是制度的缺陷,法官的保守政见阻碍进步立法,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司法审查制是旧制度的卫道士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司法审查制是美国的制度创新而不是制度缺陷,"司法审查"或"司法专政"("司法的能动主义")表面上可能有不民主的嫌疑,但是它是否有利社会进步取决于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的构成,或者说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倾向及政治观点,如果大多数大法官都是自由派,则可能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民主化,如"沃伦法院"(1953-1969);相反,如果大多数法官都是保守派,则可能阻碍工人权利的实现,如"洛克纳时期"(1890-1937) 。
(2)对宪法修正案的研究。蒋劲松先生在介绍了宪法第27条修正案引发的争论 :这条由众议员麦迪逊提出的修正案早在200年前国会就通过,其条文是"任何改变对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服务所付报酬的法律,在新一届众议员选举之前不得施行",由于迟迟得不到修宪所要求的3/4的州的批准,它一直拖到1992年才生效。这一宪法修正案的生效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修正案的批准是否有期限?这一修正案由于200年前提出的,它是否已违背了"修正案需获同时代人的同意"的精神?对此最高法院不愿做出回答,而国会议员由于选举政治需要也不便对它提出挑战。第二、它的影响问题。它是否会影响到另外久拖不决的其它四项修正案,如"禁止美国公务员接受外国的荣誉称号"、"禁止国会以法律取消奴隶制"、"禁止使用童工"等仍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修正案也步第27条修正案的后尘,结果会令人啼笑皆非)。崔之元探讨了有关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三个理论问题 。他将美国政法学家关于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争论归结为三个理论上的问题:联邦(中央)与州(地方)的关系问题、司法审查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向后看"的"正当程序"与"向前看"的"平等保护"的关系问题。在第一个问题上,崔之元认为,针对于各州的第十四条修正案与第十条修正案存在着紧张关系,在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1868)之前,美国处于所谓的"二元联邦制"(dual federalism)下,即州内经济和事务由州政府全权管辖,州际经济与政治事务由联邦所管辖;在此制度下,权利法案不适用于州政府,而只适用于联邦政府,也就是说,州政府不负有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责任;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通过,结束了美国政治中的这种局面,其意义在于:促使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一样必须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由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主权的分割,而在于地方政府和中央都必须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必须民主化。在第二个问题上,他认为,"司法审查"或"司法专政"早时就有,第十四条修正案加强了"司法审查"。"司法专政"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实际上取决于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的构成,而不是审查制本身。在第三个问题上,他认
为,"向后看"的"正当程序"与"向前看"的"平等保护"是相辅相成的,"正当程序"强调依法办事;而"平等保护"既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意,又有对既成法律的正当性提出疑问的可能。如果一个现成的法律未能对不同的人进行了平等保护,则这一法律违宪,也就等于宣告废止这一法律。崔之元选举的研究显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他在文中直言不讳地明说,希望他的研究能为我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些参考。我以为崔先生的这种忧国忧民、学以致用、洋为中用的心态想必是诸多政治研究学者所共有的吧?(3)总统的行政特权引
发的宪法问题。张毅对美国总统的行政特权的定义、行政特权存在的争议以及行政特权是否应受到宪法保护进行了阐述 ,他认为,行政特权是有宪法依据的,尽管它不是总统明示的权力;同时行政特权的行使是有限度的而不是绝对的,在分权制衡的体制下,国会同时享有调查权。至于如何界定二者的界线,他的结论是:在行政权的使用是否得的问题上,最高法院的态度很明朗,由法院而非总统来做裁定者(法院保护自己的权力);而在两者发生冲突、需要裁定以哪一个权力为准时,最高法院基本上未作出回答。
(4)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构成对案例裁决的影响。如上所述,崔之元在文中提到沃伦法院对美国民主的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原因是自由派大法官在最高法院中占上峰。吴振英女士在"伦奎斯特法院向何处去"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伦奎斯特法院大法官的人员构成,在保守派人数越来越占多数的情况下,最高
法院的很多裁决都是以5:4的多数通过的;她还比较了沃伦法院与伦奎斯特法院的不同的司法理论,前者倾向于"司法能动主义"(主张司法的主动性),而后者所持的是"司法渐进主义"(坚持司法的谨慎和克制);在一些争议的问题上,前者会主动做出裁决,而后者不是推给国会,就是推给各州自行解决 。有意思的是,决定2000年大选结果的伦奎斯特法院的有关选举纠纷裁决也是以5:4的微弱多数通过的,大法官的投票明显是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在支持者的人中,有三位大法官是里根任命(奥康纳、斯卡利亚和肯尼迪),有一位是老布什总统任命的(托马斯),另外一位是里根提升的,即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而在反对者中,只有一位是共和党总统(老布什)任命的(苏特),其他三位都是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斯蒂文斯、金斯伯格、布雷耶)。最高法院的保守倾向在最近十年中基本上没有发生根本
性的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有关宪法/最高法院的两部专著:一是王希的《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该书对美国宪法发展演变的历史作一了全面的回顾和叙述,并探讨了美国宪法思想和原则的来源,分析了美国宪法变化的动力、机制、形式和结果。作者在仔细考察过后,对美国宪法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他认为,美国宪法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贡献有几个方面:一是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二是它创造了一套新的宪政体制,使共和政治变成了一种可操作的现实。三是以妥协和谈判的精神来解决政治纷争,美国宪政的实践不是大破大立,而是平稳中庸。作者也指出,美国宪法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政治设计,但它是一个适合于美国国情的最可能好的宪政架构。
  第二部专著是焦心铠主编的《美国最高法院重要判决之研究,1993-1995》(台北:中央研究院,1998年)。本书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所在1993年、1995年两次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研讨会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6篇。这些论文对1993-1995年最高法院在有关政教分离与出版自由、通过互联网络非法取得的资料在刑事案件中的使用、国会议员的任期制、精神创伤及其补偿、肯定性行动、工作场合中的性骚扰问题案例中的裁决进行了详细分析,对于人们了解最高法院如何通过对案例的裁决来影响美国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线索。
  
七、时论/问题研究

"时论"指针对现实政治所作的评论分析,如对政局、政策及政治动向的把握;而问题研究则指对美国政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个案分析处理。总起来看,我国学者的评论主要是集中在对新总统上任后的内外政策走向及特点、总统与国会的权力竞争、两党政治及政治动向的分析及预测 。金灿荣的"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的演变"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金灿荣将克林顿当政以来的美国社会政治现象归结为"政治-文化分裂":政治上,民主党与共和党对峙,自由派与保守派交锋;政策上,自由派主张大政府对经济干预,强调平等,支持肯定性行动;而保守派则主张小政府,维护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对宗教保持忠诚;思想上,自由派提倡修正型的民主党自由主义,在原有的观念体系中加大平等的份量,加入政府干预论,而保守派则遵循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文化上,自由派容忍并主张多元文化,而保守派则强调主流文化。他进一步分析了产生"政治-文化分裂"的原因及其对美国政局的影响,并指出,保守派的力量仍在加强 。
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问题上:
(1)美国的人权/民权/黑人运动问题及美国的国
际人权政策。美国的人权/民权/黑人运问题继续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有十几篇 。这方面的研究趋向是学者从探讨黑人民权运动的起因、过程转向探讨民权运动成果、影响和结果,如李道揆、张立平、李志东和姬虹等人的研究;从寻找美国国内存在的人权问题到分析美国对国际人权公约的态度,如李林和周琪的研究。我认为,人们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持续保持浓厚的兴趣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二是受美国大肆推行其"人权外交"的刺激。
(2)克林顿弹劾案。这方面的文章有金灿荣的"克林顿弹劾案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和卓越、杨珍的"美国国会对总统的监督制约:克林顿弹劾案后的思考" 。
(3)政治捐款案。孙茹对于1996大选引发的民主党的"政治捐款案"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评介,作为认为"政治捐款案"不独影响到拟议中的竞选经费改革,还影响到未来党派政治的较量,也波及到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的游说活动 。
(4)1995年的预算大战 。蒋劲松对国会与总统在平衡预算上的立场、争议焦点、斗争的实质进行了详细论述。
(5)宗教与美国政治问题 ,汪波对美国实行政教分离进行了剖析。
  
  这十年来,经过学人的呕心沥血的努力,美国政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除了以上简要提到的论文和5本专著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另外5本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
(1)李道揆著:《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全二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该书全面分析了影响美国政治与政府的诸多因素:宪法、舆论、大众传媒、政党、选举制度及利益集团;并对构成美国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个权力机构: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的历史、地位及权限做了全面的阐述;该书还考察了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及政策目标,并就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公民自由与公民权利等重要政策和法案的制定进行了公允论述,诚如金灿荣所评价的那样,该书是"美国政治研究中的翘楚之作",对于我国的美国研究学者及决策者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
(2)陈毓钧:《美国民主的解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4年。
(3)王国璋:《当代美国政治论衡》,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王国璋的书中包括了作者多年来对总统、国会、总统与国会关系、政党与选举、美国政治中的第三势力(思想库、新右派、利益访华团、独立候选人等)的研究成果,因此学术意义很大。
(4)牛军主编:《克林顿治下的美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这本论文集包括论述克林顿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论文。因此也可以算是美国政治研究的成果。
(5)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笔者之所以没有将这些书放在上面介绍主要是因为它们涉及政治研究中的方方面面,不太容易将它们放入哪个单元。
  当然,美国政治研究的队伍还不够壮大,政治研究的人员主要集中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
学院美国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这反映在有关美国政治研究方面的会议不多,即使是美国政治研究的重镇美国所主办的有关会议十年来仅有四次,并且三次是关于选举讨论会,即1994年的"美国中期选举研讨会" 、1994年月12月的"美国宪政体制"的研讨会和2000年11月17~18日美国所与中华美国学会举行的"2000年美国大选与美国政治和社会"学术讨论会 、2001年2月"美国大选与美国政治外交讨论会"。
回顾过去,成果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1)在研究中,学者们对别人已取得的成果重视不够,譬如,同类题目的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很少被后来者所引证或评述,这使得一些文章深度不够,有低水平重复的嫌疑;
(2)对于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介绍性的文章大而化之的比较多,深入探讨的比较少;
(3)在国会的研究中,重视国会与总统的权力关系或分权制衡的比较多,而专门研究国会运作机制的比较少;研究国会与对外政策或国会与中美关系的比较多,但对于国会立法政治对美国国内政策的巨大影响的研究非常少;
(4)在宪法/最高法院中,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但数量显得远远不够;
(5)在政治思想方面,对保守主义的研究比较多,对于自由主义的新动向研究不够;
(6)在利益集团的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把重心放在院外集团的游说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但对利益集团在对内政策方面的研究不够,对利益集团政治的学理分析不足;
(7)政党/选举政治的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政党的衰落,但对于政党衰落的具体涵义、衰落的范围、政党在选举中所起的作用和主要表现没有具体界定;此外,对于两党的异同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认识水平上而没有仔细辨析长期以来两党存在的根本差异在哪里;要真正理解美国的政党政治恐怕还需要做更深入、细致的工作。还有,在选举政治的研究中有一种倾向:重视对于结果的分析(谁赢了谁输了、原因何在、未来动向)而对程序的研究不够,譬如学者们不太重视预选、不太重视竞选经费的流动及规则的变化;
(8)在问题的研究方面,一个好的势头是及时性和具体性加强,如预算大战、捐款案;需要注意的是对问题的重要性的把握,如美国现在的民权问题主要不是黑人问题而是拉美裔的问题;此外,诚如一些学者所注意到的,今日黑人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远远高于华裔,黑人政治/种族政治已使黑人在政治上成为一等公民,相反亚裔尤其是华裔的政治地位远不如黑人,有关方面的研究重心还需要转变。对比资中筠先生讲的话,我觉得这十年来我国的政治研究领域确实拓宽了许多,但与目前整个学术界受商业经济大潮的影响一样,美国政治研究中市场化的倾向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同时加重了,"从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美国的政治制度"的研究虽然有所增加,但要使美国政治学研究更上一个新台阶,学人们仍需要不断努力。
  
  
《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2期第43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根据杨玉圣的统计,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政治研究论文共有213篇,主要著作有6部。见杨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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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般译作"克林顿*罗赛蒂。"--本文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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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远好,"论美国第三党竞选总统失败的决定性因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117-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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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张毅的"国会选举与金钱"(《美国研究》,1990年第2期)、步维观的"通往白宫之路乃金钱铺成:说说金钱与美国总统选举"(《政党与当代世界》,1993年第1期第21-23页)、龚维敬的"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美国选举"(《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12期第41-45页)、杨健的"金钱与美国的总统选举"(《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第105-113页)。
同上,张毅文。
任小萍的"美国新闻媒介与总统竞选"(《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第68-75页)、宫智明的"谈电视时
代的美国总统竞选"(《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第114-119页)。
余逊达的"论美国公民投票率的下跌"(《世界历史》,1991年第4期第11-20页)和李融的"美国选民投票率为什么这样低"(《九江师专学报》(哲社),1992年第4期第41-46页)。
房勇,"议题与美国选民的投票选择",《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2年第9期第41-43页。
这方面的文章最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达洲、金灿荣,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吕其昌、赵圣淦,国际
问题研究所的潘同文等研究人员关注美国选举并经常在报刊上撰写评论文章。
有关1990年中期选举的成果较少,只有那些时常关注美国选举的人才写出一些文章,如潘同文的"美
国1990年中期选举及其意义"(《国际问题研究》,1991年第2期第15-20页)。
见金灿荣的"美国中期选举研讨会综述"(《美国研究》,1995年1期)、潘同文的"美国1994年中期选
举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1995年第1期第18-22页)、甘露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2期第69-74页)、周琪的"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巡视"(《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第111-121页)、扬达洲的"美国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初探"(《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61-111页)、金君晖的"美国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动荡?:中期选举后的一点思考"(《美国研究》,
1995年第1期第121-125页)、方晓光的"造民的造反:试析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美国研究》,1995
年第1期第125-129)。
姜新浩,"从‘革命之子’到‘云游仙人’"--美国早期自由主义政治观的兴衰",《美国研究》1993年
第2期。倪峰,"梭罗政治思想述评",《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王恩铭,"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史研究动态》,91年第8期17-24页
如俞晓秋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及其对里根政府的影响"(《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89年第1
期第1-10,15页)、丁一凡的"‘新保守主义革命’是一场全面的社会革命吗?"(《欧洲》,1994年第3期第60-64页)、彭新万和彭春艳合写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23-27页)、钟文范的"七八十年代美国宗教新右派运动"(《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第93-100页)、刘澎的"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第32-54页)等。
见上,俞文和丁文。另见张睿壮的"也谈美国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国
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2期)。
见注42中的钟文、刘文和俞文。
"积极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一般译作"肯定性行动"--作者注。
贾浩,"1992年大选与美国政治潮流的变化",《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见丁一凡文和贾浩文。
金灿荣,"政治-文化的分裂与美国政局的演变", 《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李道揆,"90年代的美
国政治"见其巨著《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中的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行健,"美国历史上的反共歇斯底里"(一)--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反共高潮(《美国研究参考
资料》,1989年11期4-8页)和"美国历史上的反共歇斯底里(二)--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反共
高潮"(《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12期9-14页)
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3期第1-9页。
周琪, "‘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83-94页。
张也白,"孤立主义与美国对亚洲的干涉",《美国研究》,1991年第3期第30-48页。
杨永红,"当前美国孤立主义之探讨",《国际问题研究》,1992年第4期第25-29页。
张定淮,"集权、分权、利益集团理论与美国公共形政的发展",《深圳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第58-64页
见李寿祺的"利益集团参政--美国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美国研究》1989年第4期)、王树盛的
"集团参政与美国政治结构的变化"(《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0年2期24-29页)、张业亮的"亲以院外集团与美国的中东政策",(《国际问题学院学报》,1991年2期第7页)、熊志勇的"简析对美国国会的游说--以美国对外政策为例"(《美国研究》1998年第3期)、王勇的"试论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以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政策为例",(《美国研究》1998年第2期)。
见王树盛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管制及影响"(《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7期第27页)及
上述李寿祺文。
见前面王树盛文。
王树盛文和李寿祺文。
见张旺的"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弊端",(《国际关系学报》,1999年第2期第19-23页)和钱春元
文。
见李淼的"美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院外游说集团--旧式游说活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0年
第1期第16-20页)、"美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院外游说集团--新式游说活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
1990年第4期第13-23页)和"美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院外游说集团--钱的作用",(《美国研究参考资
料》,1990年第7期第1-12页)。
如李淼的"美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院外游说集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简介",(《美国研
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12期第1-8页)、张业亮的"亲以院外集团与美国的中东政策",(《国际问题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1-11页)和"外国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美国研究》1992年第4期)。

如王勇的"试论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以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政策为例",(《美国研究》
1998年第2期)、袁征的"利益集团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当代亚太》,2000年第6期)、张心明的"冷
战后影响中美关系的利益集团因素",(《岭南学刊》,2000年第2期)。
王树盛,"利益集团在法院"(《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0年第12期第1-9页。 李寿祺的"利益集团参
政--美国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美国研究》1989年第4期)虽然也提到利益集团对最高法院的影
响,并且也指出影响方式主要是诉讼而不是对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游说,但它不是专文。
王树盛,"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管制及影响",《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7期第19-27页。
李淼的"美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院外游说集团--钱的作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0年第7期第
1-12页。
张毅,"美国国会的助手队伍",《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9期第7-15页。
见高鉴国的"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述论"(《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7期第7-14页)和尹德蓉
的"论国会委员会制度对国会困境的补强作用",(《江汉论坛》,1999年第9期第82-84页)。
高鉴国,"美国国会资历原则的形成与变化",《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2年第8期第10-15页。
见蒋劲松,"论美国国会中的多数党的领导方式"(《美国研究》,1992年第4期第52-65页)和"1993
年美国国会改革"(《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5期第17-22页)。
蒋劲松:《美国国会史》,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年。孙哲:《左右未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吴撷英,"美国国会立法否决权的兴衰--兼论美国立法与行政的关系",《中外法学》,1989年第1期第
43-47页。
王树盛,"美国总统与国会的项目否决权之争",《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1期第1-9页。
房勇的"美国总统与国会的战争权力之争"(《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2年第1期第27-31页)和刘惠
荣的"美国国会与总统的战争权力之争"(《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第101-104页)。
张毅,"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10年",《美国研究》,1989年第2期。
苏格,"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太平洋学报》,1996年第4期。
蒋劲松,"美国国会与州议会的财政关系",《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2年第3期第12-15页。
主要是在美国制宪会议二百周年之际,美国研究所政治室研究人员贡献的三篇力作:"试论美国宪法的
限权政府原则"(李道揆,《美国研究》1987年第4期第7-17)、"最高法院与美国宪法的发展"(张毅,《美国研究》1987年第3期第18-35)、"麦迪逊与美国宪法"(曹德谦,《美国研究》1987年第3期第36-51)
张定河,"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山东师大学报》(社科),1991年第2期第32-35页。
崔之元,"关于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三个理论问题",《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
蒋劲松,"美国宪法第27条修正案引起的争论",《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2年第9期第8-10页。
崔之元,"关于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三个理论问题",《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
张毅,"行政特权与美国宪法",《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0年第6期第1-6页。
吴振英,"伦奎斯特法院向何处去?"《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6期第10-16页。
如金灿荣,"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的演变",(《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第7-28页)、赵圣淦的"布什入主白宫后美国的政局和政策趋势"(《现代国际关系》,1989年第1期第26-29页)、李淼的"漫谈美国国内政治动向"(《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0年第11期第15-16页)、丁奎松的"从克林顿政府班子看其政策走向"(《现代国际关系》,1993年第2期第15-17页)、赵圣淦的"新国会与克林顿总统的关系"(《现代国际关系》,1993年第4期第6-11页)和"克林顿上台后美国国内的党派斗争"(《世界经济研究》,1993年5期第56-59、71页)、卞慕东的"评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关系"(《当代国际问题研究》,
1994年第1期第43-44、60页)、吴晋和的"共和党'革命'与美国政局"(《和平与发展》,1995年第3期第42-44页)。
同上金灿荣文。
见李道揆的"本世纪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上、下)"(《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8期
第1-8页和1989年第9期第16-24页)、王为的"试析战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外交学院学报》,1992
年第3期第72-75页)、赵宝云的"美国国内人权实施状况"(《当代思潮》,1992年第1期第55-59页)、
李世安的"黑人运动与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10-15页)、罗艳华的"评冷战后美国种族矛盾的激化"(《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9期第20-24页)、张立平的"林登*约翰逊与黑人民权法案"(《美国研究》1996年第2期)、周琪的"从1995年美国国内事件观察其今日政治",
《太平洋学报》,1996年第2期第60-67页)、李世安的"试析当代美国的人权问题"(《世界历史》,1998年第2期第21-27页)、李志东的"鲍威尔与美国政治",(《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赵晓兰的"美国黑人争取选举权运动探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第27-32页)、王慧英的"美国民权原因初探"(《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第16-19页)、曹云霞的"从种歧视看美国的人权问题"(《四川社科界》,1999年第4期第68-72页)、姬虹的"民权运动与南方黑人政治力量的兴起"(《美国研究》,
2000年第2期)、李林的"美国与国际人权公约:美国为什么未批准几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2年第7期第1-7页)、周琪的"美国对国际人权条约政策的变化及其缘由"(《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
金灿荣的"克林顿弹劾案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和平与发展》,1999年第?期)和卓越和杨珍的"美国
国会对总统的监督制约:克林顿弹劾案后的思考"(《人大研究》,1999年第7期第36-38页)。
孙茹,"评政治捐款案",《美国研究》1998年第3期。
蒋劲松,"论1995年美国预算大战",《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
汪波,"宗教与美国政治:对美国实行政教分离的剖析",《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第46-50页。
金灿荣,"美国中期选举研讨会综述",《美国研究》,1995年1期。
倪峰,"美国政治研讨会综述",《美国研究》,1995年2期。
陶文钊,"‘2000年美国大选与美国政治和社会’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美国研究》2000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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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战对中国经济影响十分有限

● 胡鞍钢(本报特约)

  2003年3月19日美国和英国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与英国等发动了对伊拉克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这既严重地打击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而且也严重地影响了美国经济复苏,还对正处于衰退中的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增长如同雪上加霜,使得全球经济复苏拖延,对世界各国经济与贸易产生连锁的负面影响。

一、战争是破坏人类财富的机器

  现代人类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以极大的创造力和空前的生产力不断创造财富、积累财富,而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世界和平或国内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人类对财富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和作法:首先是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发明、技术进步、资本投资和劳动投入来创造新增财富;二是通过各种办法转移财富,它是在转移财富,是在新增财富的前提下或在现有财富存量条件下重新分配财富,例如偷盗、抢劫、腐败、走私、假冒伪劣等非法行为,也包括政府税收和各种费用、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前者是非法行为,加剧了不平等、不公平,后者是公平分配、缓解收入差距;三是破坏财富,其中战争是最典型的例子。根据美国耶鲁大学Nordhaus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死亡5.35万人,战争损失占GDP比重为24%;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29.2万人,战争损失占GDP比重为130%;朝鲜战争损失占GDP比重为15%;越南战争损失占GDP比重为12%(见表1)。

  战争不仅让战败国损失各种财富资源,即使是战胜国也同样损失大量的本国财富和税收和军费,例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此次战争费用是二次大战后美国战争费用最高的(见表2)。

  这次美英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同样是一场破坏财富的战争。它不仅使双方的经济财富遭受极大摧毁,也直接影响了世界各国经济,成为2003年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也是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引起全球两次外部冲击之后的连续的第三次外部冲击。

二、伊战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

  伊拉克战争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衰退之中。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2.6%,2001年仅为1.1%,2002年为1.7%。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陈光炎研究估计,目前全球经济正处在衰退中,如果伊拉克战争长达3-6个月的话,2003年将出现全球经济大衰退,其中欧美日三大经济体将分别减少1.7%、1.1%和3.5%。

  世界银行也曾估计,全球经济复苏将由2003年延缓到2004年。伊拉克战争直接使世界旅游业和航空业遭受重大损失。根据世界旅游与旅行理事会主席理查德?简?卡罗估计,如对伊拉克战争久拖不决,世界旅游业将损失300亿美元和300万个工作岗位 。据国际空中运输协会估计,伊拉克战争使世界各航空公司损失100亿美元 。

三、美赢得这场战争却是最大的输家

  在军事上美国凭借军事实力可以是赢家,但是在经济上却可能是最大的输家。根据世界银行估计,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3%,2001年为0.3%,2002年为2.3%。如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分析,目前美国经济并未完全摆脱经济衰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反映在高达6%的失业率和仍然低下的设备使用率两个方面。同时对美国预算支出影响极大,预算收支不平衡,财政赤字越来越大。

  2003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预计达1990亿美元,比布什上台初期从克林顿政府的2370亿美元预算盈余相比,实际赤字达到4630亿美元。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此次战争的费用将为1500-2000亿美元左右(包括战后重建)(见表2),美国国际部估计开支将为800-1200亿美元左右。美国战争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经济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至少在0.4%-1.7%之间。

  目前美国股市已损失了1.1万亿美元。据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商学院报告,因伊拉克战争开战前,美国股市因战争威胁,到3月中旬为止,战争对美国股市的影响95%已经显现,损失达1.1万亿美元 。其中战争威胁影响最大的是生活消费品公司,航空公司、科技公司以及其他对居民消费信心比较敏感的公司。根据世界旅游与旅行理事会主席理查德·简·卡罗估计,美国旅游收入减少3.7%,减少工作岗位40万个 。伊拉克战争也使美国成为最大输家,实际的经济损失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这包括军事打击的破坏,军事占领的费用,伊拉克重建,以及相关的经济费用,据陈光炎估计总损失可能高达1924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9% 。

  再有伊拉克战争严重影响阿拉伯国家经济。目前阿拉伯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相当高,在14%左右。由于处在战争风险中的中心地区,尽管本地区石油资源十分丰富,但是阿拉伯国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不足全球的1%,不仅伊拉克遭受战争的巨大损失,而且约旦、埃及、叙利亚等国经济也受到严重影响,仅埃及的经济损失达到60-80亿美元 ,战争摧毁经济财富、造成人员伤亡的性质决定了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对美伊双方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负面影响。此外作为“一报还一报”的战争游戏,即使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她也还将为此不断的付出比高额战争军费更大的、更长远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

四、石油资源短缺制约中国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人均石油资源水平极低的国家之一,总人口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1%,而石油资源只占世界总量的3%,石油生产量占世界总量的5%。石油资源严重短缺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制约瓶颈。中国从1993年以来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进口量年平均增长率为33%。到2000年,中国原油进口达到7027万吨,比1995年增长了311%。2001年进口原油6027万吨,2002年进口6941万吨。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原油进口国,在美国、日本之后。从原油进口来源看,中东地区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1995年中东地区比重为45.4%,2000年上升为53.6%;非洲地区由10.8%上升为24.1%;这两大地区约占77.7%。而亚太地区比重则由41.4%下降为15.1%(见表3)。从原油净进口率看,目前中国已经达到30%,今后还会进一步上升。

  我个人认为,伊拉克战争以及世界石油价格上涨和剧烈波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贸易增长影响相对不大。首先,石油消费占中国能源总消费量比重不足1/4(2001年为23.6%),石油进口量占中国总能源消费量比重只有7%,2002年全国能源工业除石油外大幅度增长,如煤炭增长了18.9%,发电量增长了11.7%,都超过GDP增长率。在国内能源供给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不会造成全局性的能源紧缺,也不会引起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石油供给紧缺并不等同于能源供给紧缺,石油价格上涨并不是其他能源价格上涨。

  其次,中国石油净进口率只有30%,国内石油供给为主,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并不意味着国内价格成比例上涨,即使国内油价上涨也应不高于30%,超过这一水平就意味着国内生产的石油“搭车涨价”。我刚刚从日本访问回国,日本是世界上石油净进口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即使如此,汽油价格上涨幅度不足10%,这还是在没有启用紧急石油储备的情况下。中国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主要是国内石油供给商乘机在发“战争财”,从国内消费者中获取极大的“租金”,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上升的时候,国内石油生产商和石油供给商却是“大赢家”,获取高额的利润。这一次他们又在“故伎重演”。国内消费者对他们利用垄断经营权“转移财富”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最后,伊拉克战争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是来自全球和美国出口需求下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与美国经济的依赖度相当大的趋势下,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比伊拉克战争直接对中国的影响还要更大。根据陈光炎研究,美国实际GDP下降一个百分点,会导致中国实际总出口增长下降4.6个百分点,特别是对美国出口的机器和设备、电子和电信设备行业影响更大。

  总之,中国应对外部冲击的主要策略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方针。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内需求,在抵御外部冲击方面的能力强于中小国家和石油进口依赖度较大的国家。中国已经在前两次外部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表现在全球最佳,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应对各类冲击的能力明显提高。如果把此次伊拉克战争视为第三次外部冲击的话,中国仍能迅速作出反映,灵活调整。此外,中国要加快调整石油战略,促进进口来源多元化,以确保石油供给稳定的来源;积极实现“走出去”的石油战略,扩大对海外市场的战略性石油投资,开辟新的稳定的能源供给基地。石油投资属于战略性长期性投资,应减少各类投资风险,如经济风险,政治风险,自然风险,加快建立国家、地区、主要城市、和重要企业多层次多样化石油储备体系;坚持开源节流并举,以节流为主的能源方针。实行节能政策,推广节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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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敌人:美国延续霸权需要对付的
--美国中东解套法系列 u26>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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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E周谈专稿文章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c}A*` 1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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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仍在继续,伊战还未结束,但伊战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削弱了美国国力、国内分化、与某些盟友分裂、尤其是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国际信誉。随着局势的变化,美军需要增强进行类似伊战的、持久的、大规模的战争能力,美国要延续霸权已经被迫作出了相应的战略调整。 V1Q6-z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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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3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战略重点从常规战争转向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新兴战略对手等3个新领域。其后布什3月16日在他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了“先发制人”战略,并说目前美国有两条路可选,一是孤立退却的“畏惧之路”,二是主动出击的“自信之路”。他宣称,美国要主动到国外去打击恐怖分子,而不是坐在家中等其上门;美国要塑造世界,而不是被世界塑造;要主动影响国际局势,而不是被其影响。为此,美国要建立一支“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 P)*!>pN V  
&!.ur9N,9  
从这两份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要对付的敌人:一,是“恐怖分子”,如基地组织、阿富汗反美武装、伊拉克反美武装、真主党等。二,是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国家,如伊朗、叙利亚、朝鲜、缅甸、白俄罗斯、津巴布韦,还可能包括南美的反美三驾马车等。三,是新兴战略对手,中国、俄罗斯、印度,某种程度上包括欧洲。 S!k+ wTt%  
<2jAp@jQ  
对于第一类敌人,正如美国佬在报告中所说是在“打一场长期战争”,从这种提法就可以知道,这一类敌人对于美国的影响有多大,能迫使独霸说出“打一场长期战争”的,这个分量有多大。而这些敌人往往或藏于民或隐于山,可以说是打的一场现代版的人民游击战争,要消灭这些敌人,确实是一场长期战争持久战。虽然这些敌人武装实力与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独霸还不能说一定就能打赢。 WebmuG  
kj}tm1No  
对于第二类敌人,这些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早晚是美国要铲除的目标,而首要目标就是伊朗,新国家安全战略的撰写者戴维E•桑格尔宣称,“如果就单个国家来说,伊朗是美国现在和不远将来最大的威胁。”如果能够顺利铲除掉伊朗,那美国的大中东战略就几近大功告成,全球独霸就能很好地延续下去。而由于美国佬对第一类敌人的打击并不顺手,对伊朗这个首要的第二类目标还不敢轻易下手,只在不断施压。伊朗对于这种压力还以强硬的颜色,第一类敌人虽然与伊朗没有联系,但他们的反击在客观上缓解了伊朗的压力,而伊朗的强硬也为第一类增添了信心。其他第二类敌人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目标,也不时出来唱唱戏策应一下,缓解了伊朗的压力。第三类敌人为了避免伊朗陷落,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piP{Mf|F  
bV 4'16  
对于第三类敌人,这是最为重要的敌手,这些都是地区大国,是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所说的棋手,是有追求全球影响的雄心的,如果在美国被削弱时,这些第三类敌人追近甚至赶超过去,这对美国佬想延续独霸天下的图谋无疑是沉重打击,无论是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影响上还是其他方面,也不管是采用战争形式还是和平形式的,这对美国佬要延续霸权是相当关键的。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声称:在所有主要的崛起大国中,中国最有可能在军事上同美国竞争。要求未来把美国一半的航空母舰和60%的潜水艇部署到太平洋地区,主要就是因应中国的“崛起”,尽管中国不厌其烦的宣传“和平崛起”,要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地区”、“和谐亚洲”(实际上美国佬很明白几个和谐对独霸的威胁更大)。其次是俄罗斯,这个曾经的冷战对手,随着俄罗斯的恢复和日渐强硬,俄罗斯的地位可能会渐渐上升成第三类敌人中的首位,以至美国佬想要对俄实施新的冷战。对于印度和欧洲,美国佬没有特别在意,但仍然相当关注。 Fe\2j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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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战结束与世界经济的互动联系
 
杨鸿玺 
 
     relations of mutul-causing between the termination of  war of Iraq and  world economy
 
内容摘要      伊拉克战争所幸很快结束,许多关于战争将严重拖累世界经济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石油的确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因素,美国在战争中获利不少,战争对欧洲、日本和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低于预期,但暴露了中国在石油战略储备方面的严重缺陷,发展中国家不可心存侥幸,其在经济发展上的追赶和创新使命远没有完成。
 
ABSTRACT OF THE ARTICLE
 
   The war of Iraq has come to termination  in a short period fortunately. Many forcasts that the war would  seriously  affect  the world  economy  did not  change into realities at last.It is sure that petrol is a main factor of  having caused war.Compared to Europe,Japan and China whose  economy has been involed in the war some extent ,US  got  a big harvest of economy from the war of Iraq.The war  accidentally exposed a serious defect of China that we are in great need of  the  perfect  system of reserve oil .Though the developing nations economies have not been lashed gravelly,  they  should  try to accomplish  their  strenuous tasks of  running after  and creativities  during  their  developing .
 
 
  
 
    2003nian5月初,布什宣布在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由于大规模战事很快结束,战争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比预期小得多,尤其是相对于国际政治而言。战后短期内,世界经济因美国国内乐观和伊重建等因素而一度出现乐观情绪,但世界形势总体不容乐观,美在伊拉克的清剿和重建很不顺利,美军士兵伤亡超过海湾战争;8月中旬联合国驻伊办事处大爆炸,美国和加拿大大面积停电事件;美国国内失业率上升和经济增长减慢等,这些都使布什感到沉重压力。伊拉克战争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对世界各经济体经济前景的影响今后将继续不同程度体现出来。
 
石油市场与经济神经
 
应当认定,美英发动该次战争的核心目的之一是着眼于控制石油。石油在工业和后工业时代都是世界经济的血液,石油运输线路则是沟通世界经济肌体的血脉。全球担心1979年的石油危机会否因战事不顺而重演,当时每桶石油的价格由3美元上涨到42美元,所以各主要经济体随着战争时间推移而一再调低今年的增长预测。石油价格对此次战争反应最为灵敏。伊战发生前,英国伦敦布伦特石油市场和纽约石油交易市场的油价因担心战争久拖而出现攀升势头。战争爆发后不久,受美国鼓吹和世界舆论一边倒的“速战速决”预测影响,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稳定,美元汇率回升,股市从六七年来的最低点纷纷大幅反弹,油价从3月中旬的每桶34.5美元很快下跌到21日的24.5美元,暴跌30%。从3月24日开始,伴随美英军队军事进展严重不顺利和伊拉克军队的惊人顽强抵抗,世界性的反战浪潮此起彼伏,舆论风向迅速转舵,油价出现了报复性反弹,纽约和伦敦市场油价分别报30.16美元/桶和25.35美元/桶。美国股市3月31日收盘走低,道琼斯工业指数跌破8000点大关,一天暴跌153.64点。欧洲股市也大幅下跌,3月31日欧洲三大指数跌幅都超过100点。 战前和战中,曾有多方分析,一个月内结束战争,油价不致有大的波动;3-6个月以内,石油市场将出现较大震荡,达到50美元/捅以上;一旦超过6个月或1年,而战事极度不顺利,美英联军战场失利或进入严重僵持状态,则世界石油市场将陷入不可救药的暴涨,80美元甚至100美元/桶的可能都有。但战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结束了,国际石油市场出现回落,油价在25美元左右徘徊,石油市场相对稳定。
伴随美国对中东石油生产和供应的把握和控制,欧佩克产油国对石油市场的左右能力将受到影响。今后,国际社会将在协调能源供给方面面临更多压力,石油控制权的分配将变得更加敏感。亚洲的的石油短缺问题更加突出。伴随经济迅速发展,东亚地区能源日益不能满足需求,进口原油量猛增。据国际能源机构称,从1997年至2010年,世界每天对石油的需求将从7450桶增加到9580万桶,增量中,日美欧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占28%,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占40%以上。从数量上看,亚洲地区每天的石油需求将从1997年的1280万桶增加到2010年的2180万桶。而中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原油生产已经呈饱和状态,东亚地区每天的石油供给短缺将从740万桶增加到1650万桶。为此,东亚不得不严重依赖中东石油。
战争持续时间直接影响石油市场,进而影响世界经济从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的各个环节。战争时间越短,负面因素越少,而且可能会刺激世界经济增长。IMF估计,若美伊战争速战速决,今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多一点。超过3个月,负面影响会比较明显到体现出来,衰退苗头出现。高盛集团估计,原油价格若在每桶45美元的水平上持续半年,世界经济增长就会减少0.7%并陷入严重衰退。美国耶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曾认为,如果战争持续9个月以上,单是直接经费就将达到1400亿美元,包括原油暴涨在内的经济成本,在今后10年间经济损失将达到1.9万亿美元,所幸这种情况没有出现。此次战前世界经济形势普遍比1990年要严峻,战争尽早结束并不容易使世界经济出现乐观情绪。从经济政策方面分析,美国经常收支赤字1990年占GDP的比重为1.6%,今年初上升至4.3%。欧元经济区财政赤字上次占其GDP的比重为1.8%,今年初占GDP的比重高达3.8%。而日本1990年是财政黑字,今年转为7.2%的赤字。亚洲“四小龙”上次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1.1%,今年初为3.6%。
    对战争的严重估计一度严重打击世界经济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信心。持负面看法的分析家一度大有人在。因为从经济学分析,经济环境恶化,石油匮乏,将导致生产成本畸高,资本投资势头遭到严重打击,消费者消费欲望也趋于冷淡。工商业发展的受阻,直接波及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世界旅游、航空等各行业受冲击凋零。哈佛大学商学院研究报告显示,仅伊拉克开战之前,战争的阴影对美国股市的影响,已损失1.1万亿美元。世界旅游理事会估计,伊战久拖不决,世界旅游业损失将高达300亿美元,并减少300多万个工作岗位。欧洲航空协会3月31日称,从3月17日到3月23日,欧洲各家航空公司乘客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2%,中东航线的乘客人数暴跌了42%,北大西洋航线下降了10%。另外,战争爆发后,中东海运航线极其危险,亚洲国家的贸易渠道也严重受阻。这突显了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经济体系的脆弱和敏感。伊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造成的恐慌仍是今后的分析案例
 
在战争中成长的美国经济
 
     伊战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政治等多重目的。例如推进反恐行动,检验美国武器装备和军事思想;借反恐名义推进美国价值观,从政治、文化价值观上对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按照美国的模式和理想进行改革改造;通过牢固中东石油,在中东确立国际关系霸权,在世界确立经济控制权;转移国内经济不振视线,满足右翼军工集团势力的扩张需要,使经济免于衰退,加快复苏步伐。难怪也有专家预计,即使战争拖长,美国在经济上仍是胜利者,今年经济仍有缓慢增长。
    战后,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等综合的中东战略非常明显的。首先是牢牢控制中东石油和伊拉克重建商机,在经济上把握发言权。美很有可能培植土以色列、伊拉克和土耳其组成新的同盟轴心。下一步,美国会着手解决阿以冲突问题,向巴勒斯坦施加强大压力,将阿拉法特边缘化,争取一劳永逸地解决该问题。美国很可能直接将矛头对准叙利亚、黎巴嫩,间接向伊朗施加压力以求其生变。在有条不紊推进战后重建的同时,美国将着手培植西方民主政权和亲美国家,辅以经济上的拉拢利诱;从文化和价值观上向地区穆斯林国家灌输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并对沙特等海湾六国和其它相对保守的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使其民主和教育体系改变反美性质;美国很可能还将发起立体式的伊斯兰宗教改革,将伊斯兰信仰中美国认为非理性和极端的内核部分彻底温和化并不再反美和仇美。直接面对美国“和平改造”冲击的国家可能将包括沙特等海湾六国以及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等国。但从今年5-8月的形势发展看,这些目标实现有相当的难度和阻力,实现有些目标是不可能的,只是布什政府的一相情愿。
从经济上看,无论战争持续长短,美国经济所受负面影响程度都相对要低,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反而对经济发展有一定刺激作用。这正是美国强硬派决策人物一直肆无忌惮的原因。从战争经费的分摊看,美国已经要求日本等盟国负担部分费用,伊拉克战后也将用石油出口偿还军费和重建费用,美国最终不用自己出钱,却可以从战争对国内的工业刺激和把持战后重建、石油开采大权中,获得巨额战争红利。在美国现当代经济大发展史上,战争推动经济螺旋式成长的例证比较典型。从开国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到20世纪的一战、二战、韩战到越战,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除付出或多或少的士兵生命外,美国从经济上看是具有较高收益的。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战前,美国个人消费大幅降低,国内生产总值连续3个季度负增长,但开战后,股价上升,战争在6周时间内结束后,美国实际增长率从1991年第二季度开始转为正增长。美国权威智囊机构曾预测,如本次战争短期结束,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心理都将会好转。战争拉动军工生产,国内物资调动和流通顺畅,为开动战争机器而出现巨大需求,这种拉动效应将波及相关经济领域和社会服务领域,有利于经济成长和科技升级换代。科技的大规模更新又出现反常的“高科技收益递增”现象,其科技外溢效应再次给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美国不会做赔本的买卖,其基本思想是独吞收益,转嫁成本。其一,战前很长时间,美国就利用石油低价位大量储备石油。可供180天使用,而欧盟整体上是90天,日本也不过110多天,以后油价猛涨,在可以控制的180天内,未来美国从赚取的石油差价早就弥补了部分战争经费。其二,美国将从战后军火销售中大发横财。这次战争等于是为武器销售做的活广告,一架售价5000万美元的F-16战斗机利润在50%以上。其三,战争经费分摊,日本已经答应。其四,美国还可以从重建中瓜分到最大蛋糕。有专家估计,战后伊拉克重建将耗资250亿到1000亿美元。美国公司在战争刚结束就已经分得了大量重建蛋糕,初步享受到战争红利和果实。其五,美国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危局,也未雨绸缪,做了准备。美联储坚定扮演调整利率、稳定市场信心的角色;高度关注股市汇市,加强国际间经济合作应付战争对经济的冲击,稳定外汇、金融市场;随时准备联手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抑制油价飙涨。事实上,这些措施因为战争速决而基本没有用以应对严重的经济形势。其六,严密监控中东地区运输通道,防止油路中断、油价上涨;训练美军熟悉油田保护工作,防范库尔德族对油田的控制。在诸多措施采取后,美国国内的权威人士对美国经济的估计比较谨慎乐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4月30日表示,今后数月美国经济增长将更加有力。但他同时认为,经济复苏步伐将呈现一个渐进的过程。5月21日,格林斯潘表示,美国经济目前仍受到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但经济复苏的前景未因此而改变。
    客观上讲,美国经济也当然要承受负面影响。美国财长斯诺承认战争一定程度上将会拖慢美国经济。目前的军费开支预算800亿美元,但是,由于战争速决,只花费了200多亿美元。国会一度预计可在3000亿内徘徊,经济专家则曾预计时间长了将达到5000亿美元,赤字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相当于GDP的4.75%,但这些情况没有出现。当然,目前美国的经济隐忧是存在的,贸易收支仍然持续巨额逆差,美国今后可能再次受到80年代那样的双重赤字的折磨。4月21日,美联储官员暗示:若经济仍无起色 将进一步降息。尤要引起注意的一点是,美国仍将面临大规模恐怖威胁,因此而带来的社会环境恶化等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今年8月中旬,美国和加拿大大面积停电,据报道基地组织已经宣布对此负责,所以,恐怖心理和恐怖活动今后对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还要持续。
 
两大经济与货币的间接较量
 
国内外有不少报道认为,美国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戒备和打压将引发两个经济体之间长期的间接较量。对伊战争间接反映了美国的这个目的,通过打压欧元打击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分化离间之,确立全球经济霸权。有专家深入分析认为,美国的根本目的是不仅在国际政治中确立霸权,更重要是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确立美国权威,通过削弱近年来已经敢与美元一争高下的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影响力,降低美元汇率、勾销贸易逆差、打压欧元,保持美元的绝对权威,进而打击欧洲经济一体化,遏制其从近年来加速联合中获得的越来越大的红利,从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使欧洲保持分化,不致对美构成实质挑战。如果战争导致油价持续大幅上涨,欧元区经济可能会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欧元区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至5月底,美元面临贬值而欧元面临升值的大幅压力,这对欧洲经济而言不是个好消息。布什政府寄希望于美元贬值,欧元升值,因为尽管欧元升值可以缓解欧元国家在能源进口方面的压力,但是弊大于利,因为欧元币值低时,欧元经济区能够促进出口。有关最近数据显示,美国GDP今年第二季度增长2.4%,比预期的1.6%要高不少,从宏观上看,美国经济算是比较健康,正在走出衰退,并将在房地产和零售业的带动下逐渐复兴。而欧盟经济不容乐观,欧元区经济GDP为零增长,德、意增长率为负0.1%,法国负0.3%,荷兰负0.5%,预计短期内欧洲难以摆脱经济低迷状态。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持续高居不下,一度出现1∶1.19的历史高点,使欧洲经济承受沉重压力。而欧盟央行为防范通货膨胀而不敢轻易降低利率,这种情况下,很难寄望于通过出口拉动经济成长。从一定意义上说,欧洲间接为美国分担了军费。所以,说法国和德国这次坚决反美发动战争有经济原因不无道理。 战争结束了,但欧美之间的经济和货币较量没有结束,今后还将继续,并将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势。
     欧洲国家的诸多媒体一度非常担忧战争带来的严重危害,由于战争结束相对快速,欧洲担忧才不至于如此严重,但欧洲经济仍面临不确定性。例如,德国和西班牙的战前估计。早在战前的3月16日,德国《星期日世界报》就报道说,欧盟委员会向该报提供了秘密评估报告,称战争将明显激化本已紧张的欧洲经济形势,可能导致欧洲经济衰退,还将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稳定公约产生明显影响。报告预见到一系列恶性循环:油价猛升,股市急剧下滑,欧元兑美元汇率动荡不定;油价攀升抑制消费欲求和抬高企业生产成本;消费者行为趋冷,企业赢利预期下降,限制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进而国际资本流动减缓甚至迟滞;国际旅游和交通运输业急剧下跌。据该报告悲观估计,2003年欧洲经济增长率将下跌1.3或1.4个百分点。与1990年海湾战争前期相比,目前的欧洲经济形势更加严峻,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比1990年更低;交易所行情下跌,金融体系面临着50年来从未有过的最大压力,许多大公司可能在财务方面存在问题;欧洲失业率达8.5%。
 
                     日本的算盘与根本出路
 
尽管日本政府也间接参加了战争,希望借参与战争以刺激经济发展,战争爆发之初金融市场也的确表现不错,但从根本上看,战争给日本收益平平。日本新闻界人士大泷敏之分析,即使战争短期结束,出口也不可避免减少,不良债权问题仍将得不到解决,加之北朝鲜局势不明朗,消费者和企业的心理难以扭转。日本国内智囊机构认为,日本的实际增长率将降低0.1%—0.3%。他们一度认为,假如战争持续2个月,原油涨价,日本经济将出现衰退苗头。如果战争持续3个月以上,原油价格暴涨至高达每桶80美元,日本经济不可避免会陷入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还被要求分摊大额军费,因此,2003年度日本经济增长率将为负0.5%-负1%。
    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对伊局势担忧早就开始负面影响日本经济。2月份工业产值较上月下降1.7%,一些大型制造企业已开始收缩战线,日本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本田汽车将日本国内的生产减少了13%;2月份日本对其海外最大市场美国的出口下降13.6%,这是15个月来的最大跌幅。东京证券交易所日经股指3月31日比上个交易日下跌307.45点。债券收益率也已跌到历史最低点。4月1日公布的调查显示,本季度日本商业景气的改善势头已大幅放缓。4月22日 ,日央行对经济作出悲观评估 东京股市再刮暴跌风,东京股市日经股指一度大跌221.10点,跌至7747.86点,再次更新20多年来的最低点。5月-8月,日本经济依旧在低谷中徘徊,经济不景气征兆明显。伊战快速结束,使日本这方面的担忧减少了,但仍有隐患。日本经济问题的根源在国内,是结构问题。所以靠外在力量拉动只是一个次要因素。
 
中国经济的挑战与机遇
 
客观来看,战争对中国而言利弊各有,挑战和机遇并存。从速战速决看,利好因素反而上升。
    伊拉克战争从负面向中国提出警醒和启示,这就是石油储备问题。实际负面影响很有限。中国经济的负面因素是明显的,中国石油供应面临巨大威胁,经济对外贸依存度太高(45%),世界经济动荡必然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冲击。中国没有建立石油储备体系,油价猛涨抬高生产成本,汽车工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中国2002年进口了5.9亿桶原油,比上年增加15%,中国30%以上的石油消费依赖进口,国际能源机构称,到2030年,这个比例会增加到84%。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却没有像美国和日本等其它石油进口大国那样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进行石油期货交易或采取其它方式来减少油价剧变对公司和消费者的影响。有专家指出,如果石油价格维持在每桶40美元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低1个百分点。当然,如果战争持续时间不长,石油对中国经济冲击有限。但中国香港经济一度也受战争影响,世界买家尤其是中东买家取消不少产品定单,香港四大支柱工业钟表业、塑料玩具业、纺织业和电子业受到冲击。
战争前和进行中,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前景表示谨慎乐观的人士也大有人在。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先生当时就认为,战争对中国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因为石油消费只占中国总能源消费的1/5,中国只有1/100的进口石油来自伊拉克。他特别强调,中国可以通过扩大内需继续拉动拉动经济增长7%。还有人认为,战争以及战后一段时间,中国将发挥作用,大量进口亚洲国家商品,弥补亚洲出口断档, 2005年中国将有望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口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预测,根据战争的三种前景,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仍将分别达到7.8%、6.4%和5.2%,远远高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是因为中国商品出口结构多元化,也不同于新加坡等严重依赖外需的国家。在资本吸收方面,中国政治环境稳定,国内市场成长迅速,外汇储备充足,高达3000亿美元,国际资本纷纷流入中国。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师罗奇认为,中国还会继续吸引很多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就吸收了110亿美元投资。受“非典”影响,该机构一度调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但“非典”过去后,他们重新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评价中国经济发展。
 实际也是这样,相比战争拉长几个月的先前预期,速战速决对世界和中国经济负面影响大大降低。原因主要有:(一)、美国经济涨势强劲,全球经济复苏动力增强,外贸依存度45%的中国经济可以借势出现比较好的增长。(二)、中国的旅游业、航空业和海洋运输业一度因担忧战争拉长而出现不振势头,目前看,这几个行业将较快恢复以往势头。(三)、中国石油进口和国外供应因战争速战速决而虚惊一场,本来中国从伊拉克进口的石油比例很低,伊拉克石油设施在战争中没有遭到大的破坏,很快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全球油价回稳迅速。但从长远看,这次伊拉克战争突显了我国石油储备和应急体系的脆弱,今后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防患于未然。(四)、在战后伊拉克重建问题上,因我国在外交上没有直接与美对抗和交锋,取得一定回旋余地,美国战后重建名单上将反对美对伊动武国家如俄、德、法等国排除在外,但中国没有被列入名单,说明美国在有求于我的动向,我正可借势努力争取介入参与伊战后重建,一是出于大国外交考虑,二是为获取经济利益。从战前看,中国商品在伊拉克是很有竞争力的。我们也可以适当争取在伊石油开发领域获取利益。当然,对美给我多大参与重建份额也要有清醒认识,美国不会过多甚至不会出让重建利益的可能也是存在的。
 
发展中经济踯躅前行
 
    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经济息息相关。在一度恐慌的情况下,其形势是严峻的。战争速战速决增加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信心,也使发展中国家经济情绪趋于稳定。但从根本和长远看,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原动力不足,机制不畅,不解决内在问题而一味依靠外在市场
拉动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
     中东地区经济长远看前景不乐观。该地区本来产业结构不合理,严重依赖石油产业,近年来增长乏力,战争引发地区动荡,经济发展受损是必然的,叙利亚、如耳其、约旦、埃及、黎巴嫩等国经济都已感受到损害。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4月底接受法国《论坛报》记者采访时说,伊拉克战争给中东地区经济带来冲击。以约旦为例,该国一直以优惠价格从伊拉克进口石油,如果它今后必须按国际市场价格购买石油,则每年要多支付5亿美元,它每年还向伊拉克出口近4亿美元商品,另外,在正常年份,约旦每年旅游收入是1.5亿美元。这样估计将使约旦每年损失10亿美元,而其国际生产总值才90亿美元。叙利亚情况类似,但相对轻些。至于埃及,仅游客减少和经过苏伊士兵运河船只减少就导致少收入30亿美元,幸好埃及的GDP为每年近1000亿美元。非洲和拉美经济尽管貌似相对遥远,与战争关联不大,但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难以避免受害,而且越是不发达越是容易受打击。非洲经济整体长期落后而脆弱,在国际分工中一直处于依附地位和底层;拉美国家近年来饱受金融危机困绕,经济增长迟滞,“拉美综合症”不断发作,今后仍将艰难行进。
伊拉克战事一度迅速波及和直接打击了东亚和南亚经济信心和发展势头,目前趋于稳定。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原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称,伊拉克战事对亚洲经济的影响有望成为论坛议题。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长王景荣说,由于战争、预期油价急升和外国投资减少将损害东盟十国不稳的经济复苏,并担心拖延的战事将使其经济增长减少多达1%。亚洲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商界领导人一度普遍担心,若对伊战争拖延数月,亚洲的出口将遇到更大麻烦,刚刚走出金融危机,又碰到大麻烦,出口型经济将进一步受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曾发出警告说,亚洲经济增长可能放慢,油价上涨造成商品生产和运输成本增加,产品竞争力下降。战争还影响亚洲的原料进口、劳务输出和旅游业等。特别是中东是亚洲的重要出口市场,战争影响亚洲对中东的直接出口,中东各国纷纷减少对亚洲产品定单。越南大米1/4出口伊拉克,现在完全停止。印尼受影响更明显,印尼非油气产品出口的10%左右输往中东。印尼工业与贸易部官员估计,因战争问题,印尼对美国出口将下降10%到25%。另外,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对中东石油和出口市场的依赖也注定其将受到一定冲击。中东的不稳定,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长期的。
 
作者   杨鸿玺 YANG HONGXI
 
Research Fellow in China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World Studies
我的学术网站 http://www.sweatsky.com/b/b.asp?B=29 qq:24516717 email:xinweinanren@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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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战结束与世界经济的互动联系
 
杨鸿玺 
 
     relations of mutul-causing between the termination of  war of Iraq and  world economy
 
内容摘要      伊拉克战争所幸很快结束,许多关于战争将严重拖累世界经济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石油的确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因素,美国在战争中获利不少,战争对欧洲、日本和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低于预期,但暴露了中国在石油战略储备方面的严重缺陷,发展中国家不可心存侥幸,其在经济发展上的追赶和创新使命远没有完成。
 
ABSTRACT OF THE ARTICLE
 
   The war of Iraq has come to termination  in a short period fortunately. Many forcasts that the war would  seriously  affect  the world  economy  did not  change into realities at last.It is sure that petrol is a main factor of  having caused war.Compared to Europe,Japan and China whose  economy has been involed in the war some extent ,US  got  a big harvest of economy from the war of Iraq.The war  accidentally exposed a serious defect of China that we are in great need of  the  perfect  system of reserve oil .Though the developing nations economies have not been lashed gravelly,  they  should  try to accomplish  their  strenuous tasks of  running after  and creativities  during  their  developing .
 
 
  
 
    2003nian5月初,布什宣布在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由于大规模战事很快结束,战争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比预期小得多,尤其是相对于国际政治而言。战后短期内,世界经济因美国国内乐观和伊重建等因素而一度出现乐观情绪,但世界形势总体不容乐观,美在伊拉克的清剿和重建很不顺利,美军士兵伤亡超过海湾战争;8月中旬联合国驻伊办事处大爆炸,美国和加拿大大面积停电事件;美国国内失业率上升和经济增长减慢等,这些都使布什感到沉重压力。伊拉克战争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对世界各经济体经济前景的影响今后将继续不同程度体现出来。
 
石油市场与经济神经
 
应当认定,美英发动该次战争的核心目的之一是着眼于控制石油。石油在工业和后工业时代都是世界经济的血液,石油运输线路则是沟通世界经济肌体的血脉。全球担心1979年的石油危机会否因战事不顺而重演,当时每桶石油的价格由3美元上涨到42美元,所以各主要经济体随着战争时间推移而一再调低今年的增长预测。石油价格对此次战争反应最为灵敏。伊战发生前,英国伦敦布伦特石油市场和纽约石油交易市场的油价因担心战争久拖而出现攀升势头。战争爆发后不久,受美国鼓吹和世界舆论一边倒的“速战速决”预测影响,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稳定,美元汇率回升,股市从六七年来的最低点纷纷大幅反弹,油价从3月中旬的每桶34.5美元很快下跌到21日的24.5美元,暴跌30%。从3月24日开始,伴随美英军队军事进展严重不顺利和伊拉克军队的惊人顽强抵抗,世界性的反战浪潮此起彼伏,舆论风向迅速转舵,油价出现了报复性反弹,纽约和伦敦市场油价分别报30.16美元/桶和25.35美元/桶。美国股市3月31日收盘走低,道琼斯工业指数跌破8000点大关,一天暴跌153.64点。欧洲股市也大幅下跌,3月31日欧洲三大指数跌幅都超过100点。 战前和战中,曾有多方分析,一个月内结束战争,油价不致有大的波动;3-6个月以内,石油市场将出现较大震荡,达到50美元/捅以上;一旦超过6个月或1年,而战事极度不顺利,美英联军战场失利或进入严重僵持状态,则世界石油市场将陷入不可救药的暴涨,80美元甚至100美元/桶的可能都有。但战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结束了,国际石油市场出现回落,油价在25美元左右徘徊,石油市场相对稳定。
伴随美国对中东石油生产和供应的把握和控制,欧佩克产油国对石油市场的左右能力将受到影响。今后,国际社会将在协调能源供给方面面临更多压力,石油控制权的分配将变得更加敏感。亚洲的的石油短缺问题更加突出。伴随经济迅速发展,东亚地区能源日益不能满足需求,进口原油量猛增。据国际能源机构称,从1997年至2010年,世界每天对石油的需求将从7450桶增加到9580万桶,增量中,日美欧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占28%,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占40%以上。从数量上看,亚洲地区每天的石油需求将从1997年的1280万桶增加到2010年的2180万桶。而中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原油生产已经呈饱和状态,东亚地区每天的石油供给短缺将从740万桶增加到1650万桶。为此,东亚不得不严重依赖中东石油。
战争持续时间直接影响石油市场,进而影响世界经济从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的各个环节。战争时间越短,负面因素越少,而且可能会刺激世界经济增长。IMF估计,若美伊战争速战速决,今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多一点。超过3个月,负面影响会比较明显到体现出来,衰退苗头出现。高盛集团估计,原油价格若在每桶45美元的水平上持续半年,世界经济增长就会减少0.7%并陷入严重衰退。美国耶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曾认为,如果战争持续9个月以上,单是直接经费就将达到1400亿美元,包括原油暴涨在内的经济成本,在今后10年间经济损失将达到1.9万亿美元,所幸这种情况没有出现。此次战前世界经济形势普遍比1990年要严峻,战争尽早结束并不容易使世界经济出现乐观情绪。从经济政策方面分析,美国经常收支赤字1990年占GDP的比重为1.6%,今年初上升至4.3%。欧元经济区财政赤字上次占其GDP的比重为1.8%,今年初占GDP的比重高达3.8%。而日本1990年是财政黑字,今年转为7.2%的赤字。亚洲“四小龙”上次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1.1%,今年初为3.6%。
    对战争的严重估计一度严重打击世界经济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信心。持负面看法的分析家一度大有人在。因为从经济学分析,经济环境恶化,石油匮乏,将导致生产成本畸高,资本投资势头遭到严重打击,消费者消费欲望也趋于冷淡。工商业发展的受阻,直接波及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世界旅游、航空等各行业受冲击凋零。哈佛大学商学院研究报告显示,仅伊拉克开战之前,战争的阴影对美国股市的影响,已损失1.1万亿美元。世界旅游理事会估计,伊战久拖不决,世界旅游业损失将高达300亿美元,并减少300多万个工作岗位。欧洲航空协会3月31日称,从3月17日到3月23日,欧洲各家航空公司乘客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2%,中东航线的乘客人数暴跌了42%,北大西洋航线下降了10%。另外,战争爆发后,中东海运航线极其危险,亚洲国家的贸易渠道也严重受阻。这突显了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经济体系的脆弱和敏感。伊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造成的恐慌仍是今后的分析案例
 
在战争中成长的美国经济
 
     伊战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政治等多重目的。例如推进反恐行动,检验美国武器装备和军事思想;借反恐名义推进美国价值观,从政治、文化价值观上对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按照美国的模式和理想进行改革改造;通过牢固中东石油,在中东确立国际关系霸权,在世界确立经济控制权;转移国内经济不振视线,满足右翼军工集团势力的扩张需要,使经济免于衰退,加快复苏步伐。难怪也有专家预计,即使战争拖长,美国在经济上仍是胜利者,今年经济仍有缓慢增长。
    战后,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等综合的中东战略非常明显的。首先是牢牢控制中东石油和伊拉克重建商机,在经济上把握发言权。美很有可能培植土以色列、伊拉克和土耳其组成新的同盟轴心。下一步,美国会着手解决阿以冲突问题,向巴勒斯坦施加强大压力,将阿拉法特边缘化,争取一劳永逸地解决该问题。美国很可能直接将矛头对准叙利亚、黎巴嫩,间接向伊朗施加压力以求其生变。在有条不紊推进战后重建的同时,美国将着手培植西方民主政权和亲美国家,辅以经济上的拉拢利诱;从文化和价值观上向地区穆斯林国家灌输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并对沙特等海湾六国和其它相对保守的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使其民主和教育体系改变反美性质;美国很可能还将发起立体式的伊斯兰宗教改革,将伊斯兰信仰中美国认为非理性和极端的内核部分彻底温和化并不再反美和仇美。直接面对美国“和平改造”冲击的国家可能将包括沙特等海湾六国以及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等国。但从今年5-8月的形势发展看,这些目标实现有相当的难度和阻力,实现有些目标是不可能的,只是布什政府的一相情愿。
从经济上看,无论战争持续长短,美国经济所受负面影响程度都相对要低,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反而对经济发展有一定刺激作用。这正是美国强硬派决策人物一直肆无忌惮的原因。从战争经费的分摊看,美国已经要求日本等盟国负担部分费用,伊拉克战后也将用石油出口偿还军费和重建费用,美国最终不用自己出钱,却可以从战争对国内的工业刺激和把持战后重建、石油开采大权中,获得巨额战争红利。在美国现当代经济大发展史上,战争推动经济螺旋式成长的例证比较典型。从开国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到20世纪的一战、二战、韩战到越战,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除付出或多或少的士兵生命外,美国从经济上看是具有较高收益的。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战前,美国个人消费大幅降低,国内生产总值连续3个季度负增长,但开战后,股价上升,战争在6周时间内结束后,美国实际增长率从1991年第二季度开始转为正增长。美国权威智囊机构曾预测,如本次战争短期结束,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心理都将会好转。战争拉动军工生产,国内物资调动和流通顺畅,为开动战争机器而出现巨大需求,这种拉动效应将波及相关经济领域和社会服务领域,有利于经济成长和科技升级换代。科技的大规模更新又出现反常的“高科技收益递增”现象,其科技外溢效应再次给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美国不会做赔本的买卖,其基本思想是独吞收益,转嫁成本。其一,战前很长时间,美国就利用石油低价位大量储备石油。可供180天使用,而欧盟整体上是90天,日本也不过110多天,以后油价猛涨,在可以控制的180天内,未来美国从赚取的石油差价早就弥补了部分战争经费。其二,美国将从战后军火销售中大发横财。这次战争等于是为武器销售做的活广告,一架售价5000万美元的F-16战斗机利润在50%以上。其三,战争经费分摊,日本已经答应。其四,美国还可以从重建中瓜分到最大蛋糕。有专家估计,战后伊拉克重建将耗资250亿到1000亿美元。美国公司在战争刚结束就已经分得了大量重建蛋糕,初步享受到战争红利和果实。其五,美国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危局,也未雨绸缪,做了准备。美联储坚定扮演调整利率、稳定市场信心的角色;高度关注股市汇市,加强国际间经济合作应付战争对经济的冲击,稳定外汇、金融市场;随时准备联手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抑制油价飙涨。事实上,这些措施因为战争速决而基本没有用以应对严重的经济形势。其六,严密监控中东地区运输通道,防止油路中断、油价上涨;训练美军熟悉油田保护工作,防范库尔德族对油田的控制。在诸多措施采取后,美国国内的权威人士对美国经济的估计比较谨慎乐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4月30日表示,今后数月美国经济增长将更加有力。但他同时认为,经济复苏步伐将呈现一个渐进的过程。5月21日,格林斯潘表示,美国经济目前仍受到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但经济复苏的前景未因此而改变。
    客观上讲,美国经济也当然要承受负面影响。美国财长斯诺承认战争一定程度上将会拖慢美国经济。目前的军费开支预算800亿美元,但是,由于战争速决,只花费了200多亿美元。国会一度预计可在3000亿内徘徊,经济专家则曾预计时间长了将达到5000亿美元,赤字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相当于GDP的4.75%,但这些情况没有出现。当然,目前美国的经济隐忧是存在的,贸易收支仍然持续巨额逆差,美国今后可能再次受到80年代那样的双重赤字的折磨。4月21日,美联储官员暗示:若经济仍无起色 将进一步降息。尤要引起注意的一点是,美国仍将面临大规模恐怖威胁,因此而带来的社会环境恶化等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今年8月中旬,美国和加拿大大面积停电,据报道基地组织已经宣布对此负责,所以,恐怖心理和恐怖活动今后对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还要持续。
 
两大经济与货币的间接较量
 
国内外有不少报道认为,美国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戒备和打压将引发两个经济体之间长期的间接较量。对伊战争间接反映了美国的这个目的,通过打压欧元打击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分化离间之,确立全球经济霸权。有专家深入分析认为,美国的根本目的是不仅在国际政治中确立霸权,更重要是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确立美国权威,通过削弱近年来已经敢与美元一争高下的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影响力,降低美元汇率、勾销贸易逆差、打压欧元,保持美元的绝对权威,进而打击欧洲经济一体化,遏制其从近年来加速联合中获得的越来越大的红利,从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使欧洲保持分化,不致对美构成实质挑战。如果战争导致油价持续大幅上涨,欧元区经济可能会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欧元区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至5月底,美元面临贬值而欧元面临升值的大幅压力,这对欧洲经济而言不是个好消息。布什政府寄希望于美元贬值,欧元升值,因为尽管欧元升值可以缓解欧元国家在能源进口方面的压力,但是弊大于利,因为欧元币值低时,欧元经济区能够促进出口。有关最近数据显示,美国GDP今年第二季度增长2.4%,比预期的1.6%要高不少,从宏观上看,美国经济算是比较健康,正在走出衰退,并将在房地产和零售业的带动下逐渐复兴。而欧盟经济不容乐观,欧元区经济GDP为零增长,德、意增长率为负0.1%,法国负0.3%,荷兰负0.5%,预计短期内欧洲难以摆脱经济低迷状态。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持续高居不下,一度出现1∶1.19的历史高点,使欧洲经济承受沉重压力。而欧盟央行为防范通货膨胀而不敢轻易降低利率,这种情况下,很难寄望于通过出口拉动经济成长。从一定意义上说,欧洲间接为美国分担了军费。所以,说法国和德国这次坚决反美发动战争有经济原因不无道理。 战争结束了,但欧美之间的经济和货币较量没有结束,今后还将继续,并将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势。
     欧洲国家的诸多媒体一度非常担忧战争带来的严重危害,由于战争结束相对快速,欧洲担忧才不至于如此严重,但欧洲经济仍面临不确定性。例如,德国和西班牙的战前估计。早在战前的3月16日,德国《星期日世界报》就报道说,欧盟委员会向该报提供了秘密评估报告,称战争将明显激化本已紧张的欧洲经济形势,可能导致欧洲经济衰退,还将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稳定公约产生明显影响。报告预见到一系列恶性循环:油价猛升,股市急剧下滑,欧元兑美元汇率动荡不定;油价攀升抑制消费欲求和抬高企业生产成本;消费者行为趋冷,企业赢利预期下降,限制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进而国际资本流动减缓甚至迟滞;国际旅游和交通运输业急剧下跌。据该报告悲观估计,2003年欧洲经济增长率将下跌1.3或1.4个百分点。与1990年海湾战争前期相比,目前的欧洲经济形势更加严峻,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比1990年更低;交易所行情下跌,金融体系面临着50年来从未有过的最大压力,许多大公司可能在财务方面存在问题;欧洲失业率达8.5%。
 
                     日本的算盘与根本出路
 
尽管日本政府也间接参加了战争,希望借参与战争以刺激经济发展,战争爆发之初金融市场也的确表现不错,但从根本上看,战争给日本收益平平。日本新闻界人士大泷敏之分析,即使战争短期结束,出口也不可避免减少,不良债权问题仍将得不到解决,加之北朝鲜局势不明朗,消费者和企业的心理难以扭转。日本国内智囊机构认为,日本的实际增长率将降低0.1%—0.3%。他们一度认为,假如战争持续2个月,原油涨价,日本经济将出现衰退苗头。如果战争持续3个月以上,原油价格暴涨至高达每桶80美元,日本经济不可避免会陷入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还被要求分摊大额军费,因此,2003年度日本经济增长率将为负0.5%-负1%。
    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对伊局势担忧早就开始负面影响日本经济。2月份工业产值较上月下降1.7%,一些大型制造企业已开始收缩战线,日本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本田汽车将日本国内的生产减少了13%;2月份日本对其海外最大市场美国的出口下降13.6%,这是15个月来的最大跌幅。东京证券交易所日经股指3月31日比上个交易日下跌307.45点。债券收益率也已跌到历史最低点。4月1日公布的调查显示,本季度日本商业景气的改善势头已大幅放缓。4月22日 ,日央行对经济作出悲观评估 东京股市再刮暴跌风,东京股市日经股指一度大跌221.10点,跌至7747.86点,再次更新20多年来的最低点。5月-8月,日本经济依旧在低谷中徘徊,经济不景气征兆明显。伊战快速结束,使日本这方面的担忧减少了,但仍有隐患。日本经济问题的根源在国内,是结构问题。所以靠外在力量拉动只是一个次要因素。
 
中国经济的挑战与机遇
 
客观来看,战争对中国而言利弊各有,挑战和机遇并存。从速战速决看,利好因素反而上升。
    伊拉克战争从负面向中国提出警醒和启示,这就是石油储备问题。实际负面影响很有限。中国经济的负面因素是明显的,中国石油供应面临巨大威胁,经济对外贸依存度太高(45%),世界经济动荡必然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冲击。中国没有建立石油储备体系,油价猛涨抬高生产成本,汽车工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中国2002年进口了5.9亿桶原油,比上年增加15%,中国30%以上的石油消费依赖进口,国际能源机构称,到2030年,这个比例会增加到84%。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却没有像美国和日本等其它石油进口大国那样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进行石油期货交易或采取其它方式来减少油价剧变对公司和消费者的影响。有专家指出,如果石油价格维持在每桶40美元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低1个百分点。当然,如果战争持续时间不长,石油对中国经济冲击有限。但中国香港经济一度也受战争影响,世界买家尤其是中东买家取消不少产品定单,香港四大支柱工业钟表业、塑料玩具业、纺织业和电子业受到冲击。
战争前和进行中,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前景表示谨慎乐观的人士也大有人在。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先生当时就认为,战争对中国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因为石油消费只占中国总能源消费的1/5,中国只有1/100的进口石油来自伊拉克。他特别强调,中国可以通过扩大内需继续拉动拉动经济增长7%。还有人认为,战争以及战后一段时间,中国将发挥作用,大量进口亚洲国家商品,弥补亚洲出口断档, 2005年中国将有望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口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预测,根据战争的三种前景,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仍将分别达到7.8%、6.4%和5.2%,远远高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是因为中国商品出口结构多元化,也不同于新加坡等严重依赖外需的国家。在资本吸收方面,中国政治环境稳定,国内市场成长迅速,外汇储备充足,高达3000亿美元,国际资本纷纷流入中国。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师罗奇认为,中国还会继续吸引很多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就吸收了110亿美元投资。受“非典”影响,该机构一度调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但“非典”过去后,他们重新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评价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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