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钱永祥先生“中国问题”的评论 http://www.sinoliberal.net/scholar/review%20qianyongxiang%20cjina%20problem.htm 秋风 钱永祥先的文章我只读到有限的几篇，但即使不是篇篇珠玑生的话，起码也能给人带来很多新问题。最近《“我是谁？”：台湾自由主义的身份危机》的一篇访谈录引起了颇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做一些评论。 我觉得，大陆学界在探讨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时候，对50年代以后中国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延续基本未加以注意，钱先生用简短的篇幅让我们了解了台湾自由主义的源流兴替。尤其是对台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揭示，令我们对当代台湾问题有更深一层理解。 中间一段解释台湾自由主义者在民主化之后无话可说的窘况，并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五四到今天，都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反省，包括中国大陆今天的自由主义。你站的立场太小了、太窄了、太以眼前的问题为考量点、太实用主义了”，这句话可谓振聋发聩。恰好4月28日晚上我听了参加国际政治哲学大会的中文代表的一个小型讨论会，其中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大家热烈地讨论中国问题，有人甚至提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有很大的问题。实用主义实在是中国学术的一大传统，所谓的继承发展、所谓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然要包括所谓中国特色之类的口号，正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典型表现。我们以为面对众多学术资源，我可以这儿拿一点，那儿取一点，然后就可以解决我们眼中的所谓中国问题。 然而事情果真是如此简单吗？如果没有充分的学术积累，如果没有完善的思维训练，我们如何发现真正的问题？我们众口一词所讨论的所谓“中国问题”，果真是中国的问题？脱离了学术思想演变的统系而孤立地使用其某种分析工具和概念，能够解决问题吗？就人文、社会学问而言，任何一种学术、思想背后都有某种价值在支撑，如果我们抛弃这种价值信仰而只是以我所需任意取舍，我们恐怕既得不到学术，也得不到思想，更发现不了问题，遑论解决问题了。不过有趣的是，中国问题恰恰是钱先生引发出来的，尽管他的说法比之大陆有些学人也理性得多，但其中仍有若干值得商榷之处。 回到钱先生的文章，沿着上面一段的想法，我觉得我可以部分地解释钱先生所说的台湾自由主义在民主化之后手足无措、而西方尽管已经建立了数百年自由制度而自由主义学说仍层出不穷的现象。对于西方自由主义学人来说，自由乃是一种普适的信仰、一种坚定的信念，而不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一种解决西方问题的具有西方特色理论，而且他们相信信仰需要获得知识的支撑，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们发展出种种理论来论证自由的可能性和限度，他们正是根据自己独立的信仰和坚实的知识，来面对社会现实的，他们要求社会按照他们的信仰和逻辑运转，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的问题然后给出某个似是而非的答案。问题本身是我从自己的信仰和知识谱系中发现的，并且我所给出的只是我自己的解答。只有与社会保持距离，才能批判社会。而台湾，或者是中国现代思想谱系中的知识分子，却几乎都是把自由主义当作是某种可以随意伸缩、任意取舍、为我所用的政策工具，当然用完之后，或者是只要发现不合我用，也就弃若敝屣，转而寻求更犀利的工具，更有煽动力的话语体系。自身既无信仰之根基，则随流俗之回转而俯仰进退自如，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实用人格精神实质，表现在知识上，正是所谓的特色理论。 大陆自由主义者能够避免台湾自由主义者的覆辙吗？我不乐观。我们看到的正是无数实用主义的政策方案，而鲜见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的发展。 然后下一段钱先生本人似乎与自己上面的论述有了某种错位。他说公平的问题如此重要，这大概就是他所判断的中国问题，那么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去研究这个问题，而是探讨什么自由、权利的问题？不是设想政府如何能更好地解决极端贫困人口的基本温饱问题，而是似乎成为“一种精英的论述”、在大城市里谈论言论自由等等问题。我优点疑惑：如果大陆自由主义学者按照钱先生的思路，是不是在某一天（这些具体的中国问题解决之后）也将走入台湾自由主义当代的尴尬局面？ 我们不从逻辑上追究，具体就事论事，对于钱先生认为的具体看法我想做一评论。 钱先生的基本判断是：“我到大陆去过几次，觉得今天中国大陆的主要问题，可能还是社会公平的问题。……你们那边的贫富差距比台湾、比我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严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自由主义者，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之所以要面对，是因为你需要知道，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可能会在哪里出现，而自由主义又能提供什么样的解决途径？如果能在这方面提出完整的论述，那就有助于自由主义成为社会里活生生的力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选项、成为人们思考的时候的一个参照点。”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的看法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大陆目前严重的不平等、贫富差距、贫困人口等等，在很大程度是权力的不平等造成的。我并不反对大陆最严重的问题是不平等或者不公平的问题，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现象的描述，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不平等、不公平是如何造成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你才能开始去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我的看法就是绝对的权力制度所造成的权力的不平等可能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我对大陆很多左派人士——新的、老的——口口声声说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公平的黄金时代的说法非常不以为然，那时的不平等，我相信绝不比今天小，那种政治身份上的不平等，其实就是种姓制度，当然那时的不平等主要是政治上的不平等（不过特供商店、中南海的舞蹈队您可能也听过），现在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经济上，而且现在的信息更易获得，不平等被更多的人认知到了。而那时的信息封锁可以非常有效，我还曾经以为天安门城楼每天真的像电影上那样金光四射呢。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大陆的问题主要仍然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解决公平问题的入手点，仍然是保障民众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包括财产权。大陆最大的贫穷群体是农民，而他们的贫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权力没有任何约束，而他们对自己可怜的财产根本没有充分的权利，任何一个地方官吏甚至是政府雇佣的小青年，都可以任意剥夺他们的财产。还有像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 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要实现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问题可能并不在于政府的再分配（当然这是有一定效果的），而在于让农民拥有真正的财产权利，真正地可以支配自己的身体。其实，以大陆目前经济增长的潜力，如果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大部分农民都可以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但现有的政治法律制度却对此设置了众多障碍。 据我所知，中国的新左派比较多地是站在城市下层人口比如失业工人和激进的城市知识分子立场上，他们没有关注农村，而这是两个相当不同的群体。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出路也有较大的不同。我相信，靠一个具有强大再分配能力的政府基本上能够解决城市贫富差距问题，但我不知道如何靠再分配解决九亿农民的问题，把这九亿人口给任何一个最发达的福利国家，其经济将立刻崩溃。重要的仍然是释放出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那么关键就是保障其基本的自由和权利。 从逻辑上说，我无法想象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得不到保障而能得到公平。谁跟谁公平？奴隶（被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国家和地方官员的农奴）能与主人公平吗？只有自由人才有公平可言。西方左派自由主义者当然可以深入地探讨平等的人的概念，因为那里的人早已经自由了，而且那里的政府早已经是民主的了，在这个基础上，由政府支配资源（或限制竞争）以保证更多的平等和公平，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然而，面对一个连基本的人身权利都没有保障的农民，政府准备让他跟谁平等？须知，不平等本来就是政府的权力造成的。 相对于西方Rawls等人的自由主义，我对于公平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在西方，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已经不成为问题，他们的努力在我看来，似乎可以说是追求一种更完美的自由。然而对于大陆来说，Sen的判断我认为是恰当的，自由既是一种价值，更是一种发展的手段。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包括经济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对市场本身存有幻想，而是希望在现有的被许可的政治话语框架中，借助市场来争取民众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策略。包括拥护自由贸易，都是这种考虑。我们当然知道保障财产权，必然会保护某些官员的不义之财，然而在革命既不可能（也不希望）、我们无法均其财富的情况下，赋予穷人以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可能是一种较好的策略。 钱先生发现了中国问题（公平问题），并且暗示西方的左翼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可以作为解决的参考，因为，“‘平等的人’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左派自由主义的说法最深入、完整，照顾到了传统自由主义对自由与平等的关怀，也照顾到了这种自由与平等需要有其真实的意义。”但是在中国背景下，我们在评论“平等的人”的人之前或同时，似乎最好先看看是不是有“自由的人”。（2001/5/1） 思想评论首页 跟编者谈谈感想 请继续关注思想评论：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网站 http://libera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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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的书我看了不少，就他个人当年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经历而言，都让人敬佩。当然这并不涉及他的学术问题。

秋风认为中国问题首先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先生认为则在公平。我觉得先生发觉到了中国的真问题：在中国社会，公平具有压倒性重要性。这么说，并不是说在中国自由就不重要了，而是基于这么一个理论阐释：所谓公平，乃是一个自由权利的普及问题。先生看到了，这是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秋风没有看到的。

另外，看了先生的《自由主义为什么关切平等——当代的一个看法》，更加相信自由不是也不应该是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政治价值的最终评判标准乃是利益。所谓公平，就是利益争取和占有的平等。自由主义强调机会均等的必要性，难道就否认结果均等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吗？一个真诚的自由主义者不应该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过多宣扬自由与公正、民主等的内在紧张，更不应该为结果的不平等鼓吹，否则自由主义在中国只能死路一条。

山地，同一个主题的以后最好发在一个主题帖子里面，这样便于查阅和管理

虽然都是钱先生的文章，但不能认为主题是一致的。

自由主义这个话题太大，必须分开来论述啊。

自由主义也不是钱先生只此一家，如果关于每个学者，只要内容不一样，就另开话题，那精华要加多少啊，而且后来者翻阅也麻烦。

山地，你犯了个错误，你用利益来解释，认为人都是为利益而寻求政治价值，这个观点自然不错，不仅仅是经济学的普遍真理认识，更始马克思政治学的基本分析思路，但是你这个时候转而用利益来解释左与右也就是社会应该是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显然就糊涂了起来，正如你转的文章所说，自由在西方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本身就是最根本的利益，而在中国，不管是自由或者平等都被异化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个两重利益被你那样一说，就混了。

至于秋风是个厉害人物了，读过他不少的文章，也不知道他真名是谁

googol ，这是钱先生在《自由主义为什么关切平等——当代的一个看法》中的观点：自由的价值在于利益，在于追求自以为的理想生活的最好的路径。我觉得就这个意义而言，现代自由主义与古希腊理想也就融合起来了。自由的意义绝非自由本身，而在于它是经验所证实了的取得利益的最好的手段。自由确实已经成了一种利益，但这种利益其实最终是以其他利益为依归的。

如果用利益来解释人类的一切行为当然无话可说，王的教材也就是这条主线，但是我总觉得是两种模式来讨论政治路向的。

看看洛克的财产权理论，财产权的保护在洛克看来是保护每个人利益的根本保证，那么财产权到底是什么呢，是生命权，自由，平等，当然也包括实物的财产，也就是说自由已经包括在人们的利益实体之中，纯粹的说利益，那只是一种社会关系，是需求经过政治文化，以及政治机制筛选过后的人的欲望需求。至于钱的理论，你继续的教导一二。

可能还是目的与手段的老问题

应该说王的《政治学基础》的利益观是对的，比较争议的是书中的阶级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