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所邀请，现供职于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所的钱永祥日前专程来沪参加学术研讨，并就“公民政治与民粹政治的理念与实践”这一主题进行了公开演讲。
作为台湾地区知名政治哲学家，钱永祥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知性、淳朴，言谈间又偶尔流露出一些睿智和俏皮，他的思想十分超脱，并不愿与现实扯上太多的关联，他时常呼吁知识分子要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因此持守住一份理想。
30年前，当时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念书的钱永祥，曾因抗议当局而被关押。钱永祥后负笈英伦，潜心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上》一文，曾获“长江读书奖”。
民主“合理性”存在问题
“在谈公民政治与民主之前，我认为政治观分为三种，一种敌对型，一种对手型，另一种则是合作型。”钱永祥认为，民主的基础就是假定这个社会有差异、有分歧，然后他们需要达成一个协议，并以全体的名义来落实、来实行。民主也就相对应的有了三个基本条件：正当性、合理性和公共性。
“但大多数的情况下，民主只落实了‘正当性’的标准，比如说投票选举，很简单，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但譬如美国宪法十条修正案，那里面规定的一些基本权利就是不能通过民主程序来修改的，这就是说，你要让一个民主社会运作起来，就先要确定一些东西是不能经过民主的程序进行随意改动，比如说基本的人权等等。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艾滋病，传染力很强，你是不是可以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以多数人的名义来决定患者是不是应该被关进集中营？这都是关于民主的‘合理性’问题。”钱永祥说。
民粹政治无关“合理”
“我认为民粹政治有两个特色，一是由统治者发动，二是超过现有的政治体制和宪政体制直接对人民进行召唤。民粹政治符合‘正当性’，也有很强烈的对于‘合理性’的诉求，但实际上它并不符合‘合理性’要求。比如台湾地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这样一套叙述，它告诉我们，台湾的先民是怎样筚路蓝缕，怎样遭受压迫，所有的台湾人现在又怎么样共享同样的命运等等。有了这样一套叙述，民众就被召唤出来。但是，这套叙述的‘合理性’是不允许别人去质疑的。既然不能去追问它的‘合理性’，又怎么能够保证有效的沟通和讨论，并因此落实民主的‘公共性’？”钱永祥反问道。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认为，钱永祥是在用政治的方法来讨论哲学问题，其思考都在回应台湾今天的具体问题，“我刚从台湾回来，我个人感觉是，现在台湾社会的撕裂已经从政治的层面弥漫到了社会的层面，很多知识分子都感到忧心忡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