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教授的著作，对于中国大陆读者来说，不能算太陌生。在台湾，张灏教授属于著名的殷门弟子，50年代末台大历史系毕业后即赴美求学，毕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成就斐然。 “过去的一切已经死了，不再有纯粹的客观可言。问题在于如何去解读历史，用现代人的心智去碰撞、激活埋葬在尘土下的记忆。”客观地说，张灏教授并非当代中国的大哲，但事实上，他奉献给读者的，的确是“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

作者简介： 张灏 张灏，1937年生，原籍安徽省滁县。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目前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并为台北中研院院士。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主要著作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转型（1890—1907）》（1971）、《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意义与秩序的追求（1895－1911）》（198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1988）、《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1989）等，他还是《剑桥中国史》晚清部分的撰稿人之一。

请读片断： 殷海光与中国知识分子——纪念海光师逝世三十周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独自出发来寻找出路和答案。当我出发时，我像是我自己曾经涉足过的印缅边境的那一条河。那一条河，在那无边际的森林里蜿蜒地流着，树木像是遮蔽着它的视线，岩石像是挡住了它的去路。但是，它不懈怠，终于找到了出路，奔赴大海，和百谷之王汇聚在一起。现在，我发现了自己该走的大路。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能走的大路。我现在看到窗外秋的蓝天，白云的舒展，和遥远的景色。” 这些年来，每当我想到殷先生，总是联想到这段他晚年写下的独白。这不是偶然，因为对于我而言，这段话最能反映殷先生生命中那份特有的理想主义精神。 记得五十年代中期我最初认得殷先生的时候，就是这份精神吸引住我。我想主要也是这份精神使得他变成当时台大校园里一块精神磁石。 在早期的台大，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其时台大不乏讲堂里叫座的教授。例如文学院的沈刚伯先生，法学院的萨孟武先生，教国际关系的黄祝贵先生，都是在教室里很能使学生风靡的教授。论口才与学识，殷先生并不一定比他们好，但他们对学生的吸引力，只限于知识层面，只能在教室里发挥。离开了教室，他们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而殷先生的磁力却不仅限于教室。在教室外，他仍然常常有一群学生环绕着他，跟随着他，和他聊天，与他同游。这可算是当时的“殷海光现象”。 就他的理想主义而言，殷先生是中国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的继承者。他在世时，常常感叹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萎靡与空虚，远不能与“从前”的知识分子相比，他所谓的“从前”是指由五四上溯到戊戌那个时代。他在那个时代的思想人物里找到了知识分子的典型，也吸收了那些人物所孕育的理想主义。殷先生生前最爱引的两句诗——“登高山更有高山，出瀛海复有瀛海”，就是那时代的思想领袖梁启超所写的。他的理想主义精神与梁启超这两句诗所透显的理念与豪情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早期知识分子的理念与豪情，却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消失了。当时由大陆退到台湾的中老年知识分子，面对当时的形势，不啻天崩地裂，在精神与思想上已成虚脱。同时国民党政府的思想控制与白色恐怖也已经开始，这种灰暗的大环境，使得在台湾初期成长的年青一代，常常感到迷茫而消沉。回忆中，五十年代的台湾总显得特别荒凉，这种荒凉的感觉，不仅因为那时代台湾经济的繁荣尚未来到，与当时消沉的时代气氛也很有关系。 就是在这荒凉的五十年代，年青的一代发现了殷先生。在台大，他的理想主义精神，透过他独特的言谈风格，犀利的思想文字，很快吸引了我们年青人的注意，激起了思想的波澜。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们开始走出那迷茫而消沉的岁月。 当年殷先生对年青一代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替我们与近代早期知识分子传统建立一个精神桥梁，重建五四的思想道路。在他所开拓的这条道路上，自由与民主的理念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今天重读他在这方面写的文字，似乎并无多少新意。但摆在三十年前的历史脉络去看，却很有时代的深意。因为在大陆的五四思想传统里，自由主义的理念，常常受到左右两派的曲解与附会，同时本身也时为群体意识所渗透，而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殷先生的贡献是把五四传统中的这些内外夹缠与混淆清除掉，同时在思想上把自由主义移置在英美自由主义所着重的个人主义与人权观念的架构上。这是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向。日后自由主义能在台湾的土壤上生根滋长，未始不与当年这思想转向有密切的关联。 但有一方面，殷先生的自由主义并未受到英美传统的影响，而仍然保持五四传统的特色，那就是，他的自由主义是带有浓厚的道德意识。在他看来，自由民主观念是有特定的道德内涵，意指一些有普遍性的道德价值，例如个人尊严，个人人格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等。这种观念，至少英美自由主义的主流是不能认可的。他们强调自由民主只能代表中立于道德价值的程序机制，以便让多元社会的各种不同的价值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如果自由主义有特定的道德内涵，则将与自由主义的多元立场相抵牾。殷先生在这一点上也许有可批评的地方。但学者关于自由主义是否能有特定的道德内涵仍在争论之中，无法在此深论，我所要强调的是：殷先生这种带有强烈道德意识的自由主义，放在他生命的脉络里，有其不寻常的意义。 我在前面指出：殷先生的自由主义不是道德中性，而是代表一些特定的道德理念。同时他的一生充分表现他有强烈的道德勇气来为他的自由理念与道德价值的实现而奋斗。就此而言，他体现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格典型。这种典型在中国近代早期知识分子中间很有代表性，但在现代社会却有日渐式微之势。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危机，认识这危机也更能彰显出殷先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典型的时代意义。 在殷先生的身上，我们可看到这种典型有下列的特征：①他身处权势之外的社会边缘地位；②他不是以专业知识的角．度而是代表一些有道德普遍性的价值去对政治社会问题发言；③发言时，不畏权势，敢说真话。 这种典型可称之为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主要因为这种形态的知识分子首次出现于世界史上几个主要传统文明的“杼轴时代”（公元前八百至前三百年）。在那个时代，一些思想型的人物以代表来自超越的真理自任，开始在现实政治秩序之外建立一个以理念与智慧为基础的独立的心灵秩序，从此传统型的知识分子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开始扮演了重要角色。到了近现代，这种形态的知识分子，承袭来自传统的天责感与使命感，认同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理念，特别是来自欧洲启蒙运动的理念，依然继续扮演他们重要的历史角色。在世界许多地区，近现代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大变动都是与这传统型的知识分子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展开，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很有日益变成“稀有动物”的趋势。当然，现代社会并不是缺乏知识分子。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已不再是少数人，作为一种社会类型，他们已变得相当普遍，但同时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也主要以另一形态出现。这就是现代意大利马克思学派的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有机型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 葛氏认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有为现存社会结构完全吸收的趋势。因此，他们往往为特定的阶级或工商企业服务，为他们说话。这就是他所谓的有机型。最明显的例子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面，许多知识分子受雇于企业家，替他们办公关，设计广告，或以其他专业技术去为他们效劳。 葛氏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观察，可谓切中旨要。把他的观察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说：随着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专业知识日趋分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变成专业技术型的知识分子（technocrat）。他们服务社会时，难免受专业知识的局限，往往缺少人文价值所培育的通识，也无法看到社会长远均衡发展的需要。同时这型的知识分子不但人数众多，散布于社会各层面，而且有领导社会，主持政府的趋势。这种情形与现代社会失去大方向而有畸形发展的危险很有密切关系。难怪，近年来西方有识之士呼吁现代社会需要“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要有关怀，同时又能超越专业知识的局限，以通识来认识社会的需要，为社会说话，这种知识分子与殷先生当年所树立的知识分子典型在心态上是很相近的。 今天面对有机型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所造成的危机，以及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声，更使我怀念三十年前殷先生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树立的楷模与风范。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号）

目录： 自序 幽暗意识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超越意识与幽暗意识 ——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之再认与反省 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 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 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 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思想的转变和改革运动（一八九○～一八九八） 一个划时代的运动 ——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 重访五四 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 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 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 传统与现代化 传统与现代化 ——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 一条没有走完的路 ——为纪念先师殷海光先生逝世两周年而作 殷海光与中国知识分子 ——纪念海光师逝世三十周年 主要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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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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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不得什么好书，翻过就算了。

我是为了写一篇叫"人性假设与制度分析"的文章才买的.

加之最近一直想儒家思想现代化的主题,看看海光师的学生会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