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 原价： 22.00元

图书名称： 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 出版社： 三联书店 作者： 钱永祥 装帧： 平装 开本： 32开 出版日期： 2002-10 版次： 第一版 国标编号： X7-108-01738-5/ 作者国家： 中国 页数： 394 -------------------------------------------------------------------------------- ◇图书所属分类： > 人文学术 > 哲学宗教 ◇作者其他作品： 钱永祥 ◇查该出版社： 三联书店 “现代”是一种诸神退隐、价值枯竭的荒凉情境。那么现代情境里的行动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伦理自觉？对于以实践为念的人，现代性提出了什么样的道德考验？现代世界中的政治行动，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约束？本书所关切的主题，反映了作者眼中韦伯、卢卡奇、奥威尔、马尔库塞、伯林等思想家的来路，也形成了作者在现实议题的挤压、启发之下，研读韦伯、马克思主义以及广泛的自由主义传统时的用心之处。 内容简介： 透过这些学术论文、书评、有关台湾事务的公共议论以及历史的反思，作者将政治哲学与政治行动的伦理思考结合，形成了一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意识与实践伦理远景。作者强调，对比于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现代伦理必须另寻平等这项基本公共价值作为出路。可是平等主义的深远、广泛涵蕴，包括在多元性和普遍性两方面的严峻要求，还有待实践者在公共生活里耐心地琢磨和推敲。

-------------------------------------------------------------------------------- 作者简介： 钱永祥

钱永祥，1949年生于兰州，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黑格尔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旁及动物伦理学。著有多篇学术及评论文章，译有《学术与政治》、《动物解放》等书。

-------------------------------------------------------------------------------- 请读片断： 黑格尔：西方古典哲学传统的最后一位大宗师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黑格尔”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大家都晓得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是一位有高超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德国哲学家，但除了“世界精神”。“辩证法’等几个名词之外，一般人对他的思想所知也就不多了。这个现象不足为奇，因为任何处理近代西方思想或意识形态的著作，大概总难免要提到黑格尔，但是如果读者想要进一步了解黑格尔思想的内容，却面临很大的困难。第一，黑格尔本人的著作以艰涩著称，无论一般读者或专业哲学工作者，阅读时都不容易掌握住黑格尔到底是在说什么。第二，黑格尔的思想背景和时代环境，和今天的世界相去甚远，因此今天的读者，不容易看出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很难了解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用的基本概念用意何在。这两个因素非但妨碍了一般读者对他的兴趣，也使得大多数较平庸的诠释性二手著作，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 但是话说回来，显然黑格尔又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哲学家。从他在1831年去世之时开始，他的幽灵一直在骚扰着近代思想的发展。一百五十年来，西方国家几度掀起“黑格尔复兴”，随之而起的必然是强烈的批判浪潮，而以新的思想取向收场。但每过一段时期，这只火凤凰又从灰烬中现身，对新一代人发挥莫名的吸引力。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的青年黑格尔学派，随着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浪潮，被实征主义取代；19世纪末叶英美的新黑格尔主义，被罗素、穆尔的新实在论及詹姆士、杜威的实效论淹没；20世纪初期在德国、意大利茁壮的“黑格尔复兴”，很快便遭现象学、存在主义及纳粹意识形态所压倒；30及40年代在法国出现的黑格尔研究，旋即被弗洛伊德、尼采、马克思等新题目所掩盖。直到60年代末期开始，整个西方才又重新燃起对黑格尔的兴趣。新的全集及版本不断出现，新的翻译陆续问世，每年都有大约两三百篇关于他的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而过去十年间，单是英语世界，就有大约四十种以他为主题的专书出版。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1946年曾说：“对黑格尔作诠释，就是在我们时代一切哲学、政治和宗教的问题上，采取某种立场。”再没有比这句话更能综括黑格尔的重要性的说法了。因此，虽然波普尔（Karl Popper）在1945年曾经写道：“这场黑格尔闹剧已经造成够多的祸害了。我们必须把它制止。我们必须说话了——即使因此我们得去碰触这个丑恶的东西，沾脏我们的手。”愈来愈多的人却已开始不忌“沾脏”自己的手，想去一探这个“丑恶的东西”的真相。 为什么一个过去的晦涩哲学家会有这样奇特的命运？ 这个问题自然不会有简单的答案。1976年，美国哲学家考夫曼（Walter Kaufmann）曾在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中，撰文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6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对黑格尔兴趣的骤升，有四个原因：因为黑格尔的思想本来便很有意思；因为对于受实征主义支配已久的英美哲学界来说，黑格尔代表另一条出路；因为学生运动以后一般学生开始对黑格尔发生兴趣；因为整个西方知识界对马克思有浓厚的兴趣。1977年，另一位美国哲学家拍恩斯坦（Richard J．Bernstein）认为考夫曼所列的“原因”只是现象的叙述，而没有说明为什么有这些现象。柏恩斯坦举出了当代哲学三个最活跃的领域：科学的哲学、知识论及行动理论，指出在这三个领域之中，黑格尔提供了基本、重要而新颖的见解，非但和当代哲学家的取向有不谋而合之处，并且往往能够对当代哲学家的摸索，提供切要的启发。更进一步，柏恩斯坦从思想史和广义的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观察，指出黑格尔之所以再度成为西方思想的注意焦点之一，是因为黑格尔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正以不同的形式笼罩着现代人，因此他的思想和作品，无可避免地会引起现代人的兴趣。柏恩斯坦的这个说法，显然是说明黑格尔的现代意义的一个最佳途径；而事实上，这个作法，也正是过去十余年来研究黑格尔的主要取向之一。

-------------------------------------------------------------------------------- 目录： 序言 一、祛魅之后：现代式伦理的艰难 黑格尔：西方古典哲学传统的最后一位大宗师 走出神话国之后：读刘大任《走出神话国》 空气中的叛逆精神：马尔库塞与60年代的消逝 历史与传记：读玛丽安娜·韦伯的《韦伯传》上册 韦伯与卢卡奇：消散在时代风暴中的友谊 水晶般的精神：乔治·奥威尔与西班牙内战 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动力与现代课题 在纵欲与虚无之上——回顾韦伯的《学术与政治》 纪念伯林之死 美国自由主义的髑髅地 “我总是活在表层上”：谈思想家伯林 权力与权利的辩证：《联邦论》导读 二、自由主义：平等与多元的伦理 个人抑共同体？ ——关于西方宪政思想根源的一些想法 自由主义与政治秩序：对《自由中国》经验的反省 “分而治之”：从党派与代表试论《联邦论》中政治领域的独立性格 社会整合与罗尔斯自由主义的政治性格 社群关系与自我之构成：对桑德尔社群主义论证的检讨 霍布斯是自由主义者吗？：谈自由主义的一项必要成分 自由主义的政治性格：殷海光与罗尔斯的对照 自由主义为什么关切平等：当代的一个看法 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两种政治价值的反思 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 ——汪晖论现代性读后有感 三、众生平等：回避不得的动物伦理 动物福祉与社会进步 猫与我：一段道德启蒙的经验 一个“论述”的里程碑：《我的猩猩宝贝》序言 四、责任与自制：知识分子的伦理 学术权威如何善尽社会角色 略谈“公共型”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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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师长，可惜他在海峡对面的台湾；

倘若哪天祖国统一了，欢迎大家报考他的研究生！！！

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评《张灏自选集》 成 庆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二年九月号　总第6期 2002年9月30日

　

　

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

⊙ 成 庆

　

　

许纪霖编：《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书写思想史，即是描述一个时代的公共观念史。公共观念是存在于一个社会的普遍观念和意识形态，它负载的是一个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变迁，因此，我们往往从思想史中就可以洞察到一个时代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深刻根源。不如此，往往就不能洞察到人类发展中观念的独特力量，正因此，我们方能发现思想史的真正魅力所在。

　　张灏的文章无疑是能够体现思想史魅力的文字，他在大陆发表的文章甚少，也因此显得甚为低调。最近，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许纪霖策划的《张灏自选集》，书中收集了张灏的一些代表性文章，其中部分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在大陆发表。但是今日重读某些文章，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感。

　　相信人们对〈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文仍印象深刻。从「五四」运\f0动以来，中国一直将西方民主思想奉为圭臬，但是为甚么中国不能内生出民主的精神呢？这一问题长期以来被拆解成社会、经济、政治的部分来进行探讨，少有纯粹思想史的分析。张灏在此文中以幽暗意识作为中西思想史比较的核心概念，分别疏理了各自在政治体制建构中的思想史进路。文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存在幽暗意识，但是由于受儒家思想主流的「至善论」的压制，长期处在间接映衬的位置。由此，无法在政治思想上产生对权力本身的真正警醒，陷入了对「圣王、德治」的执迷追求之中。

　　直到近代，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一思想的征兆，比如胡适等人倡导的「好人政府」就是一例。新文化运\f0动的先行者一面服膺于民主体制，但是一面却无法真正体会到，民主所需要的并非仅仅是政治架构本身，因为一个制度平台的背后往往孕积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还受着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仍然摆脱不了传统政治行为的方式，比如对开明专制的渴求，对权威的迷恋以及对「道德政治」的亲近。但是「五四」运\f0动一方面割断了传统的价值联系，出现如张灏所谓的「文化取向的危机」；一方面又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完成社会的转型。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同时面临着重构局面，对于传统的急风暴雨式的破坏，道德秩序无法完成自身的转型，从而在这一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就如建在沙滩上的大厦，随时可以推倒再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集权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多次摇摆就表明，稳定的民主秩序不仅仅是外在的一套制度设计，它需要一个社会的普遍观念的支撑才可能完成。

　　为何民主传统无法从传统中孕育出来呢？张灏重点分析了圣王的理想和《大学》模式，他认为，由于这两种模式最终都倚靠在成德理想之上，一方面，这种理想可以激发出儒家强烈的批判精神，但另一方面这一精神却始终只能停留在道德理想层面，无法转为制度的实践。正是儒家思想的这一局限，最终限制了民主传统的形成。

　　如果说〈幽暗〉一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儒家传统和西方民主传统轮廓的话，那么〈超越意识和幽暗意识〉一文则是对儒家传统的「圣王精神」进行庖丁解牛式的解读，从而从这一精神中分离出超越意识和幽暗意识这一对概念。后一概念在〈幽暗〉一文中已有详尽分析，前一概念则包含了「天人合一」以及「天人相应」这两种模式。「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模式主要是来自于轴心时代。关于轴心时代和超越精神，张先生另有〈从世界文化看枢轴时代〉（《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一文作了专门的阐发。这一内在的超越模式主要强调了个人的道德转化可以建立起一个内在的独立权威，这样也就使得对于现实的政治权威有了内在的评判标准，直接导致了权威二元化的局面。而「天人相应」模式则重点强调了现存秩序的神圣性，从而直接削弱了思想的批判性和独立性。但是这两种模式的发展是纠缠不清的，因此使得传统中的批判资源始终无法实现突破。如果观察西方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传统长时期以来扮演了对世俗政权的精神指导角色，任何世俗事务都必须经过宗教检验，从而造成政治秩序和精神统御的二元结构。而正是宗教的这一超越性源头，使得西方能够不断打破旧有的政治秩序，实现变革。但是中国传统的批判性因素却不得不始终在现存的政治秩序中游荡，无法超越其上进行批判和指导。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中国的政治结构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而无法突破。

　　正是由于幽暗意识和超越意识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正面和积极的角色，所以中国无法内生出一套和西方民主体制相近的制度，在现代化浪潮一次又一次冲击后，中国便不得不面临转型的各种危机，首先就是政治和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危机，这一危机直接激发了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思潮的兴起，关于这一点，张灏在〈中国近百年的革命思想道路〉中就有十分精练的阐述。

　　由于中国的几次局部和激进的政治改造一一宣告失败，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价值取向，都无法顺利进行重塑。随着各种激进思潮的相继涌入，和传统中的某些激进道德思想发生共鸣，从而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迅速接受了革命思想。这种革命思想最早则是以民主作为其表现的，国家的危亡和精神的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得整个民族有了一种整体的危机，因此就认为民主是救国救民的良方妙药。但是正如张灏分析的，在当时的中国，共和主义的民主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一味强调了民众的积极参与而忽视了制度实践，从而唤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漫主义运\f0动。这一种群体的转化意识的最终结果，就是让中国长时期陷入了激进民主运\f0动过程之中，而无法实现平稳转型。

　　如果聚焦到个人，我们可以看出，在群体意识转化的背后，可以找到个人转化意识的支撑。一方面是西方传入的启蒙的个人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传统中「大我」和「小我」的区分。这两方面使得个人转化和群体转化能够顺利契合在一起，完成了激进思想从个人到群体的洗涤过程。

　　张灏的研究范围集中在1895-1920年，他称之为「转型时代」。我们也的确可以看到，尽管鸦片战争的发生早在1840年，但实际上，社会转型却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全面展开。这一过程是中国面临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二元概念纠葛的发始端，也是不断重新审视自身进行重塑的起点，但是这一过程直到今天还未结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之后，仍然面临着与「转型时代」相似的问题：政治秩序如何重建以及民族文化价值如何定位等等。从今天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状况我们也可以看出，商业文化的侵袭和传统价值的阙失，使得中国能够高速完成社会经济的转型，却又使得民族的思想文化出现「空心化」的趋向。当中原因一方面是长期的激进思潮割断了传统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与市场社会本身的强烈「文化消费」特质有关，文化仅仅成为消费品，而无法承载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和精神。这一危机并非刚刚发生，而是早已开始。本书的最后部分「传统与现代化」就点明了中国近代史一路下来的这一最终问题，而后两篇关于殷海光的文章也正好为这一问题做了最好的注释。殷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变就深刻表明了中国社会的传统变迁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冲突和紧张。个人在转型期间的心灵危机和对现代化的两难态度在殷先生身上都有极好的印证。但是他只不过是一个缩影而已，他的背后真正反映的是中国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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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总第七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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