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
很久没上网了,我也奏着说几句歪儿吧:
(一)中国自古并无西洋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因而“中国哲学”名言似下的未当。不过,我们大致可以承认有些范畴是有联系的,不过要细为梳理,否则有毫厘千差之失。例如,西洋的metaphysics,民国时人们套了易系辞中的“形而上者之谓道”一句,遂名为“形而上学”,其实,中国古时讲的形而上非西洋的形而上,西洋说的是“原则”或“纯理”或“终极本体”,决不同。当时有个研究亚里仕多德的教授陈康先生就不用“形而上学”一词,竞直用“物理学之后诸学”的直译形式。用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一百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其实说白了,是一种在西方哲学术语与思维模式的观照下的西方哲学变种,跟着这种思路,走向僵化是迟早的事。程朱之学,被定格为“客观唯心主义”,大乘佛学,被定格为“主观唯心主义”;实在是一个大冤案。这种后果,一方面让人觉得中国哲学不外如是,未加深究;另一方面使中土的学术不能真面目地发扬。所以,某尝言现今提倡发扬中华文化的大都是“奢谈”,因为不明自己要发扬的是什么,其结果一定是跟着西洋的文化做些儿不中不西的事情,其蔽也甚。最终要说的一点是:中国哲学,只有同情去理解,并优悠涵养,体究自性,方是真途径。到了这田地,我们就知道我们应怎样去践行了。
(二)西方哲学是有其严格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规则的,但其与中国哲学的治学方式大异其趣。各有路数,未可轻议优劣,这样实在较为危险。还是先好好自己钻研,不好发议论,才是对得起学术啊!诸君认为如何。
(三)进一步说,在我们都认识透了两者时,才有一个较为理性的权衡。这点甚至在大学者那里也未必处理得好。例如梁任公去欧洲访问,那时是一战刚结束,许多欧洲哲学家说你们中国的家珍都不要,却要我们这些玩意。说得梁任公顿时责任不知加了多少倍。但他自己其实并不明白责任何在。我要说得是,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责任何在。我信服一位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的观点,看完他的文集,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感到他(她)正自暴自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