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雷锋”这两个字，中国人就会自动联想到榜样、模范这样的字眼。
榜样，标准品的意思，模范，制造一律产品的模具。雷锋，在中国，长期是一个人的“巴黎米原尺”。不同的是，他是高标准的、理想的“米原尺”，是常人无法企及高度的标准。
维根斯特坦在《哲学研究》里提到，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我们既不能说它是一米长，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米长，这种东西就是巴黎的米原尺。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想问一声：雷锋是谁？那个曾作为榜样的雷锋、那个在今天面临是否过时考问的雷锋，和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的那个雷锋是否是一个人？
除了曾与雷锋生活过的人，对公众而言，“雷锋”这两个字后面的那个人，永远是一个抽象出来的符号化的人。时代不同，这个符号的象征意义不同，取舍的标准不同，就被重新组织素材营造一番。雷锋，作为一个符号而言，是多变而多能的。
而那个符号后面的雷锋，公众已经永远无法了解了，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只能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一个以不同时代的标准看都道德高尚的、优秀的年轻人。而正是他的全面和优秀，足以提供不同的素材，以满足不版本的“标准”要求。
他，曾是在批斗会上用有多处刃痕的手揪住地主婆、日记里写下要对敌人严冬般冷酷无情的“雷锋”；他曾是一休息就捧着毛主席著作、热爱政治学习的“雷锋”；他曾是衣裤打满补丁、舍不得喝汽水的“雷锋”；他，曾是“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雷锋”……《学习雷锋好榜样》那首歌是对“雷锋”这一全能标准的最典型概括。
到了领袖走下神坛、英雄走出高大全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也有过爱情的士兵雷锋，那个也买手表、皮夹克、料子裤的青年雷锋，那个有普通人好恶温情的雷锋，在一个好人变成泛政治时代的榜样时，被过滤掉了全部的鲜活和血肉。而在鼓励消费的时代，一个被新“挖掘”出的时髦的、人性化的“雷锋”，依然不是那个曾经的雷锋。
当雷锋还是一个时代的做人标准，一个偶像的时候，“雷锋”这两个字就永远是符号，而不是那个曾经真实活着的一个人，一个好人。
同样，所有围绕着“雷锋精神”是否过时的争论，争论的对象，也永远是那个塑造出来的雷锋。真实的雷锋已随着他离开这个世界而永远不可了解，甚至，当他还活着开始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榜样时，真实的雷锋就已隐没在那个符号雷锋的后面，那个活着的雷锋就开始不真实。
在已经过去的所有时代中，都曾有过许多雷锋这样高尚而优秀的人。他们或许因此而著名，或许永远只为周围的人所熟知。用各个时代共通的价值标准看，他们都是英雄，雷锋是其中之一。
罗素在《论历史》中曾充满感情地论说道：“那些历史上曾经的英雄们，他们的种种苦痛与挣扎，欢乐与欣喜，他们每一次英勇的努力和悲壮的挫败，都为时间这个死亡之神的神圣一触而不朽——没有任何活着的人能够改变它的一丝一毫。”然而，至少雷锋是个例外。那个曾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雷锋，只在悄悄栖息在乔安山们的记忆里，他曾经恋人的怀念里，甚至，都不是。而时刻出现在中国人眼睛、耳朵里的那个雷锋，是个多变而符号的英雄。
那个好人雷锋，我相信他在不同时代，都会成为当时价值标准的好人。
那个好人雷锋，那个真英雄的雷锋，他会否预料到自己身后会成为一个声名最响亮的平凡的英雄？我们已无从知晓。
那个好人雷锋，我相信他是自觉的，但是，在“自觉”本身也是一种价值标准的时候，人们怀疑“自觉”的含金量也是正常的。
那个好人雷锋，我相信他自己的“雷锋精神”是与时俱进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做了许多今天由市场来做的事情，在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还有许许多多市场无法提供的服务，还有许许多多人需要帮助。他的精神不过时。
那个好人雷锋，我相信他不愿意看到他被符号化后，他本人的道德律令最终变成了一场周期性的外在行政动员。
那个好人雷锋，我相信如果他活在今天，会愿意活得更真实，象我们知道的那样朝气蓬勃，那样充满热情。
那个好人雷锋，我相信他如果活在今天，会活得更平凡更普通，象普通人那样有爱情，有烦恼。象世界上许多热情的义工一样默默无闻。
而这个好人雷锋，并不是那个曾经的好人雷锋。康德有云：“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心中”。 我的希望和想象，是对道德律令在心中的好人——他们将成为道德星空一员的祝福，祝福大地上那些平凡而普通的雷锋们：好人一生平安。
是为对雷锋——曾真实活着的好人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