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 2008-6-9 18:47
刘大生：青年时代与学术人生
青年时代与学术人生——在“江苏省委党校第二届硕士论坛”上的开坛演讲（辑要）
刘大生
（2007年5月22日晚于教学楼第二教室）
在我们江苏省委党校，讲学术我不是最合适的，讲人生我也不是最合适的，但是，讲学术人生，恐怕没有比我更合适的。
我想先讲讲我自己的学术人生，然后讲讲我们江苏省委党校的学术“人生”，最后再结合国际国内的大环境讲讲你们的学术人生。
我是一个八无教授：无官职、无党派、无法学会会籍、无宗教背景、无政府项目、无政府奖励、无出国访问及留学经历、无入狱及流亡经历。既然这也无，那也无，凭什么牛呢？凭什么给同学们讲学术人生呢？因为除了无，也有不少的有。
有什么呢？有点疲惫，有点知识，有点水平，有点成果，有点理论，有点主张，有点思想，有点影响。
所谓影响，大概是这样的：人没有出过国，文章出过国；人没有进过中南海，文章进过中南海；人没有坐过牢，文章经常坐牢。
退休教授杨尔烈先生去美国探亲，回来后对我说，在她女儿为他提供的当地华文报刊上，多次见到过刘大生的文章。我请他告诉我那些报刊的名字，以便索要稿费，他说因为年纪大了，忘记了。用了我的文章，居然不给稿费，遗憾。
当然，不是所有的外国报刊都不给稿费，纽约和悉尼的报刊，都是及时给我稿费的。
此外，台湾的刊物，不管蓝营、绿营，香港的刊物，不管左中右，都是及时给稿费的。
我的文章进中南海的途径大概有三个，一是一些特供型智库刊物。这些刊物印数很少，一般两百份，只向上传，不向外发，主动约稿，不给稿费。但是，我们学校是给奖励的，发一篇奖励一千块钱，并且按照一类重点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标准计算科研分。
第二个途径是一些情报工作者。有些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专门向上面提供情报，他们也时常将我的文章送上去。这类文章不跟作者见面，也不算科研分。但是，从一些新闻稿中，发现我有三篇小文章，胡锦涛同志、吴邦国同志肯定是看过的。这三篇短文是：《锦涛同志莫越权》、《莫把议案当建议》、《锦涛同志的“我代表”》。
第三种途径是中南海的学术报告。去年，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到中南海讲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他的报告的核心思想就是党主立宪。他的讲稿在《亚洲周刊》上发表过。此外，在中央党校的远程教学网上也能查到他讲党主立宪的录像资料。
党主立宪是我21年前的一天晚上，在9号楼3楼会议室（就是你们学生会旁边的那个会议室）里的一次学术沙龙上提出来的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后来大约发表过六七篇文章，作过详细论述。这个系列文章中，有几篇曾经获得过江苏省委党校的科研奖，三等奖。三等奖也是奖，表明我刘大生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专门和上面过不去的人。《世纪中国》上有一个贴子，题目叫《刘大生为什么能在江苏省委党校呆下去？》，点击率很高，跟贴也很多。为什么能呆下去呢？党校都给我评三等奖了，我还不能呆下去吗？
南京林业大学的许向阳教授也特别喜欢党主立宪这个概念，并经常在嘴上念叨。当然，批评以至坚决反对党主立宪的也不少。
我的观点和主张，除了党主立宪外，还有规范生育论，白马非白马论，无民法论，坏人人权论，撒尿自由论，两级政府论，受贿无罪论，反政治童工论，告别鲁迅论，死而平等论，等等。
不过，我的文章在我校老师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不多，大概只有两篇，这就是《病句走大运》和《北京大学，北京哪个大学？》。
《病句走大运》批评了三个人：诗人海子，小说家乔伊斯，经济学家科斯。我们党校既有海子迷，更有科斯迷，所以这篇文章在校内产生了影响。《北京大学，北京哪个大学？》批评了前几年一种所谓的学术体制改革，刚好我们党校那时也搞学术体制改革，老师们有同感，所以产生了共鸣，所以有了影响。很遗憾，别的文章在校内除了能获得一个什么三等奖以外，没有产生什么真正的影响。原因嘛，很简单，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有些文章不能在校内产生影响还有大环境的原因。因为大环境，有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也几乎不能产生影响。党主立宪这个概念现在可以在中央党校甚至可以在中南海堂而皇之地讲述，但是在最初的几年，我仅仅可以将它印在名片上，用名片传播观点，是我的一个发明，不得而已的发明。现在有网络了，方便多了。但是，好多文章仍然无法传播。互联网上，大概有几十万、上百万个刘大生的网页，但是，现在能查到的恐怕只有几万，能打开的恐怕只有几千。这就叫：人没有坐过牢，文章经常坐牢。或者叫做人没有流亡，文章却经常流亡。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学术上的影响。正因为有这些影响，今年年初，一个知名网站，将我选入2006年度世界华人100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名录。还有一个网站，搞了一个两百人的名单，分甲乙两等，甲等100名，没有我，乙等100名，有我。
我选择并坚守学术道路，与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小时候正逢文革，社会流行辩论，在家里，我的父兄们经常传播一些辩论的故事，搞一些半真半假的辩论，这可能就是我的“学术”启蒙。
初中时，老师要我写一篇《刘庄盛开大寨花》的作文，而当时我所在的刘庄生产队却特别贫穷、特别落后，半温半饱是普遍现象，外出要饭也时有发生。于是，我天真地认为，刘庄没有认真学大寨，没有盛开大寨花，因而拒绝写《刘庄盛开大寨花》的作文。为此，我与老师进行了好几个礼拜的辩论，老师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小彭德怀。而我却认为老师降低了大寨花的标准，损害了大寨以及农业学大寨的形象。辩论不了了之，但却给我留下了永恒的研究兴趣。
大学毕业论文差点通不过，是我走上学术道路的关键点。农村的孩子上大学，家里总是希望将来能弄个一官半职，以便改变家庭的悲惨命运。所以，我也是很想当官的。所以，毕业论文也没有打算认真写，写了大概三四千字，分析了几个案例，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心想，本科论文，差不多了。不曾想，指导老师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只好耐心解释，详细论证，反复求证，字斟句酌，左推右敲，一不小心，写了一万三千字。然而，指导老师更加不满意，更明确地表示不能过关。因为，我所批评的观点正是他的观点。他的观点是：凡是违背妇女意志的都是强奸（凡是发光的都是太阳）。我的观点是，强奸是违背妇女意志的，但是违背妇女意志的不一定是强奸（太阳是发光的，但发光的不一定是太阳）。后来，导师仅仅因为“书写公正”而同意让我毕业，这无疑是对我的羞辱。这种羞辱让我发誓：一定要让学术权威们在我的学术成果面前发抖（我现在才明白，这一誓愿是多么的滑稽，因为，中国的学术权威仅仅会在官员面前发抖。但是，当时就是那样想的）。这一誓愿让我坚定地走上了学术道路。如今，我不为我的选择后悔。但是，我总觉得对不起我的父母哥姐，他们节衣缩食，供我读大学，然而28年过去了，我仅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没有去改变家庭的命运。我如果不当教授而去当官，哪怕当一个七品官，我的亲人也会少受许多苦难。
* * * * * *
我对江苏省委党校的历史没有研究过，但是对学校的学术“人生”还是有一些感觉的。下面说说我校的学术环境和学术趣闻，用若干个三来概括。
三大美女：名字我就不说了，你们自己看，在你们研究生院就有。这些美女的特点是：二十岁楚楚动人，三十岁仍然楚楚动人，四十岁依旧楚楚动人。
三大才女：她们是王睿华老师，黄菡老师，姜晓萍老师。用周明生校长的话说，她们有形象、有气质、有才华。用我的话说，她们要身材有身材，要文才有文才，要口才有口才。所有的班级，所有的学员，不管普通干部还是高级干部，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听过三大才女的课，都愿意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
三个金嗓子：函授处的府宁，后勤处的王凤英，还有赵霞，不是图书馆的赵霞，是另外一个处的赵霞，只要她们一展歌喉，你就会感到“此喉只有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你就会觉得自己不是身处江苏省委党校，而是身处维也纳金色大厅。
三大富翁：图书馆的谢新民先生是我们党校的头号富翁。若干年前，他的夫人下岗了，他帮助夫人自主创业，开了一个小小售货店，越开越大，一发不可收拾。你们走在街上会发现南京有几家大酒店以及一家房地产公司，名曰“新桂”，那“新”就是我们党校图书馆的谢新民师傅，那“桂”大概就是他的夫人。“桂”是大老板，“新”是幕后大老板。然而，谢新民这位幕后大老板依旧在我们图书馆当工人，依旧保持工人本色，不迟到、不早退，分书、捆书、搬书、扛书、理书、洁书，等等，依旧不亦乐乎。赵常林教授也是大富翁，十年前就是股市上的股神，不亚于上海的杨百万，现在恐怕已经将杨百万远远抛到后面了。孙月平教授也是富翁，手上控制的科研经费据说早已超过百万，还担任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财富可想而知。
三大酒鬼：名字我就不说了，你们自己观察。
三大酒仙：汪锡奎教授，王庆五教授，徐明华教授。酒鬼喝多了就不知道家在哪里，好不容易找到家，就对老婆说“你不经我同意，就把家搬了，该打！”酒仙喝多了从来不打老婆，至多打打扑克。酒鬼喝多了尽讲大道理，但是都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大道理。酒仙喝得越多谈话越精彩，哲学、人生、艺术、美学等等经典理论就会娓娓道来。
三大谜团：大礼堂失火之谜，副校长辞职之谜，学员部主任自杀之谜。国民党中央党校留给我们一个古色古香、美轮美奂的大礼堂，大概是1987年突然失火，顷刻化为灰烬。1990年，有一位副校长突然宣布辞职，不知为什么？有人说他是为了搞学问而辞职，了不起吧。大概是1995年，学员部主任突然自杀，不知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有万把块钱的经济问题，果真如此，说明我们党校的人，特别有羞耻之心。万把块钱，算什么？值得自杀吗？自我要求太高了吧？
三剑客：梁作民教授，刘小冰教授，谈镇教授，被学员称为三剑客。所有的班级，所有的学员，不管普通干部还是高级干部，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听了三剑客的课，都愿意拜倒在他们的鞍前马后。
梁作民教授，黄菡教授还经常出省讲学。中国大于欧洲，中国人出省讲学就相当于欧洲人出国讲学。了不起吧？
三博导：在有博士点的学校，混个博导算不了什么。我们学校没有博士点，却出了三位博导，就有点了不起了。周明生教授兼江苏大学博导，李炳炎教授兼中央财经大学博导，金太君教授跑到南师大当博导去了。
三个主义：顾乃忠教授曾任《唯实》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主编，“顾乃忠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走西方的路。李炳炎教授曾任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和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李炳炎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社会资本主义。顾乃忠、李炳炎的特点是，有思想，有影响，一以贯之，不跟风，不随风倒。还缺一个主义，就用“刘大生主义”来凑数吧。“刘大生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批评有理。我在网上的签名就是：“批评我自己，批评全人类。”我所有的文章，既是为了批评他人，也是为了清算自己，清除自己头脑里错误的东西。
三不左：去年我在《悉尼时报》上发过一篇文章，叫《中国的左况》，观点是：高校比党校左，民主党派比共产党左，小愤青比老愤青左。这篇文章在网上可以找到。这种左况具体到我们江苏省委党校，就是三不左：和周边高校比，不左；和周边的民主党派的党校比，不左；和周边的学生比，不左。
三个不知道：我们学校有没有学术腐败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学校近期能不能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我不知道；我们学校近期会不会出现学术滑坡，我也不知道。
三个校长三句话：裴定先生，早年投军抗日，没有文化，自学成才，文革期间受过不少苦，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任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1983年冬，他在教师座谈会说：“你们要做卡片。”他这句平常话，为我们党校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胡福明先生，就是写真理标准的那位，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任省委常委兼党校校长，在一次教师会议上，他说：“你们要有理论勇气”。一句平常话，保证了我校学术的发展和繁荣。潘宗白先生，就是现在任省人大科教文卫主任的那位，90年代初到党校任常务副校长，1998年他在全校大会上说：“要抓住机遇。”正因为他抓住了机遇，我们党校的硕士点从无到有，实现了零的突破。当时，国务院留给全国党校系统的硕士授权点仅剩最后一个，上海党校、山东党校和我校激烈竞争，都势在必夺。结果被我校获得，原因在于我校科研实力雄厚。中国有好多事情是不公平的，但是也有好多事情是公平的，我校竞报硕士点成功就是证明。
尽管这三位校长与我的个人关系并不怎么样，但是我不会忘记这三句话。我以为，三个校长的三句话应当写进校史。同时，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能够铭记这三句话。只要你能记住这三句话，你在学术上就肯定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 * * * * *
我和顾乃忠教授讨论过中美两国的学术大师问题，我们一致的看法是：中国不允许产生学术大师，美国不需要学术大师。
中国不允许产生学术大师，不允许做大学问，这个看法大家可能都不会反对。但是，美国为什么不需要学术大师呢？因为，美国的问题基本上由议员和记者们解决了，不需要学者们动多少脑筋，自然也就不需要学术大师了。
在美国当议员最辛苦，老是要辩论，老是要学习，老是要思考，老是要调查，老是担心国家主席行使否决权，老是担心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老是担心被选民抛弃，还要防备恐怖组织扔炸弹。但是美国的教授们却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而且，他们不愁没有好的生源，不愁没有科研经费，不愁文章没有地方发表，不愁文章不被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吹捧，更不用担心文字狱什么的。所以，美国的议员肩负着全人类的苦难，美国的教授则肩负着全人类的幸福。既然如此，美国怎么能出学术大师呢？最近20年红遍全世界、更红遍全中国的科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算不算学术大师呢？当然不能算。早在10年前，我就在文章中证明，科斯不过是用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用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而已，所谓的科斯定理的流行，不过是病句走大运而已。
龚祥瑞是留英海龟，据说是英国宪法学“学术大师”戴雪的学生的学生，肖蔚云是留苏海龟，朱苏力是留美海龟，其导师恐怕也是“学术大师”。然而，在这几位海龟的学术著作中，连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产生的基本事实都没有弄清楚。我去年发表的《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一文就是针对这三位海龟的，这篇文章人大复印资料有转载，获得过一个校内三等奖。
所以，对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不能迷信。
那么，到美国留学还有没有价值呢？当然有价值。美国的教授虽然基本上不是大师，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守规矩的，不会抄袭，不会剽窃，不会弄虚作假，不会搞阴谋诡计，不会整天拍领导马屁，不会收受贿赂。因此，你们如果有机会去美国留学，还是应该去的。
但是，如果真去美国留学，我希望你们不要仅仅听听课，泡泡图书馆，那些东西在网上也能找到，在我们党校的图书馆里也基本上能够找到，何必亲自跑到美国去呢？如果去留学，应当到议会里去旁听辩论，到法院旁听审判，到公司旁听股东大会，到医院看看人家是怎样看病的，到社区看看人家是怎样搞公共卫生、公共绿化的，看看人家是怎样搞拆迁的。贺卫方在他的文章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鸦片战争后，一位中国青年到英国留学，偶尔旁听了一次法院的审判，结果上了瘾，以后基本上不到学校听课，几乎天天去旁听法院的审判，最后得出结论，英国之所以能打败中国，是因为英国的法院里基本上没有冤假错案。这样的观点，从英国的大学课堂里是听不到的，这样的成就也是龚祥瑞、朱苏力等人没法取得的。
在中国可能刚好相反，议员们什么也不用担心，热烈鼓掌并举双手赞成就可以了。教授们则老是担心没有科研经费，老是担心没有好的生源，老是担心没有地方发表文章，老是担心文章让前辈不愉快，老是担心文章让领导发脾气，老是担心民群众不理解，老是担心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装袋子，老是担心连累亲人，老是担心被外国人嘲笑（天地君亲师，现在又多了一个洋），更要时刻为政府出谋划策，防止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因此，中国的教授总是肩负着全人类的苦难，中国的议员总是肩负着全人类的幸福。
中国需要学术大师，需要大学问，但又不让产生学术大师，不让做大学问。所以，中国的学者最痛苦。
但是，是不是在中国就不能做学问了呢？还是能做的，大学问做不了，中学问、小学问还是能做的。大师当不了，中师、小师还是可以当的。
问题是，现在全国的硕士点、博士点那么多，学术市场有那么大的需求吗？肯定没有。那么，读博士、读硕士有什么价值呢？还是有价值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读硕士、读博士是一种人生体验，你会体验到做学问的特殊感受。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做学问，就是学道、闻道、悟道、知道、得道、传道、用道，所以是很有趣的。
第二，会做学问也是一种生活技能。人的一生需要掌握多种技能，技能越多生活越丰富多彩。尽管有些技能不常用，但是掌握比不掌握好。现在的都市人不一定都要当司机，都要自己开车，但是会开车也是一种潇洒。你们将来不一定以做学问为职业，但是，你们肯定比不会做学问的人潇洒。所以，应当利用读硕士的机会学会如何做学问。
第三，学会做学问有利于做好其他工作。《红楼梦》说，时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很有道理，人们都赞成。但是，请大家注意，这句话如果反过来说，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即：会做学问有利于洞明时事，会写文章有利于练达人情。所以，会搞学术对你们以后的生活与工作都会有帮助。为什么会做学问有利于洞明时事，会写文章有利于人情练达呢？因为，做学问、写文章必须大量读书，而读书就是读社会。书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书的社会还是社会吗？也是，但那只能叫原始社会。
我们学校没有博士点，所以将硕士当博士对待。今天是你们第二届硕士论坛开坛，后面还有一系列活动，学校很重视，教授们也很支持。而周边的一些高校，只搞博士论坛，不搞硕士论坛。这表明你们享受到了博士待遇。此外，你们在住宿条件、伙食补贴、资料查阅、论文指导、设备使用等方面，恐怕都享受到了其他学校的博士生待遇。希望大家珍惜，对自己高要求，将硕士当作博士读。
当然，学习做学问，仅仅读书是不够的，还要经常思考，还要培养兴趣。兴趣与思想火花从哪里来呢？那需要勇气，要有勇气参与各种活动，有勇气参与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和辩论，敢于发表自己所谓“不成熟”的看法，不要太老成，不要太成熟。在你们这个年龄，不成熟是正常的，成熟反而是不正常的。希望大家做正常的青年人。
最后，再强调一下，请记住三位校长的三句话：“要做卡片”，当然是广义的做卡片，比如写博客；“要有理论勇气”，当然也包括学术勇气啦；“要抓住机遇”，做学问、出成果，也是有机遇的，希望大家好好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