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 2008-6-9 18:44
沈阳：那一代人的道德至上：读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那一代人的道德至上：读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文 / 沈阳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真理的标准，都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当之无愧的救世主；从一个意识形态到另一个意识形态，从一种狂飙突进到另一种狂飙突进。1992年在香港的《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一书出版，作者顾昕如此批评了中国学者一百年来的不长进。人的最大局限并非在于自身的眼界，而是道德上的种种局限。可是几千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是道德高调的。直到近代民主运动，虽然仁人志士们自以为追求自由民主，实际上却发展种种道德专制主义，与宪政民主的精义完全背道而驰。张耀杰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则以其传记作家的特长描述了后来被一代又一代“学者”所“神话”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
一、新文化运动中的道德专制主义
一群立志救国救民的启蒙主义者，个人道德也很难说怎么高尚，政治技艺更是一窍不通：陈独秀和高一涵免不了要嫖娼狎妓；当初不要稿费的同人也免不了要围绕“金字招牌”展开内部争夺；鲁迅一再怂恿钱玄同、刘半农冲锋陷阵，自己却不愿意公开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的真实身份；神经衰弱的钱玄同遇到刺激便忍不住要说极端片面的偏激话。可是这些似乎不要紧，要紧的是国家的民主自由。分不清楚哪是士大夫的正义感，哪是今生的骄傲，这些读书人就办起了《新青年》，发动了一场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
这些启蒙先驱养成了爱说极端话的坏习惯。而且，当年的《新青年》同人还互相勉励着说极端话。封戏馆、废汉字之类的极端话语，原本是钱玄同、刘半农在鲁迅、周作人兄弟居住的绍兴会馆的槐树下，碰撞出来的思想火花，然后由钱玄同出面“代朋友立言”，再由其他同人及时跟进。这种极端粗暴的攻击性态度，就其实质而言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一元决定论的线型发展观。旧的东西固然有种种不义，并不能说旧的东西必须采用极端手段予以否定毁灭，更不意味着取而代之的“新”事物就是合理的、就是公义的。不过，既然自己注定是真理的标准，那么自己所反对的对象必然就是不合理的，既然是不合理的，就必然是反对的，哪怕不择手段，当然也包括匿名发表文章对他人搞道德缺席审判，也包括种种以牺牲程序正义原则而进行的种种替天行道的恶劣行为。
这与新文化运动的高调道德观是相一致的。陈独秀的启蒙是高调的道德启蒙，不是体现出宽容、服务于人权的法政启蒙。在《新青年》同人看来，道德更多是作为社会控制的公共手段和操作体制，而不是博爱容忍的自省自律。带学生泡妓院的事件发生后，在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校长就把陈独秀的学长职务变相免去了，这直接导致了后者的离北京大学出走。这是蔡元培一生最大的败笔之一。可是这也是必然的：蔡元培的治校理念是“以德治校”。由此导致，当时北京大学的管理，如评议会，存在着种种严重的制度缺失。“五四”不是一个重视制度的时代——在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前夕，以德治校的蔡元培不恰当地把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变相免去，从而直接导致了后者的离京出走及随后的组党革命。
陈独秀所走的这条道路是什么？这个陈独秀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当然不是今天很难写进历史书的高家姐妹，以及北京八大胡同里的那些娼妓。虽然宣布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可是这些活生生的苦难的生命，是不会写入党文化教科书的。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与他们所反对的二十四史一样，写满的是那一个个的掌权者和那些以启蒙为业的文人们。不要小看这个编年史，这一个个人民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可是二十四史中的帝王将相，而那些启蒙主义文人，正是二十四史中诸如孔子、孟子那些被称为民族先贤的人们。陈独秀指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对道德的高调张扬，并不能改变陈独秀本人的私德败坏。今天整理历史，我们就会发觉当代中国就是在陈独秀这样一个个仁人志士的遗产上建立的。
既然体现程序正义的法治制度缺失，加上高调的道德批判传统，这些启蒙先驱常常使用“小人”“君子”“伪君子”极端化、情绪化地对待自己的同伴。譬如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就不知多少次这样苦毒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同仁。人的爱是何等地脆弱，人的纠纷又是何等地容易兴起。高调的道德批判下，以为惟有自己才是对的，除了愤怒，我们常常没有任何真正体现人性的光亮之物。宽容、和谐、所有一切体现为现代文明的美好之物全部荡然无存。不过，恰恰是这么一群人，自称要救国救民。
二、启蒙政治的吊诡与极权主义的生成
每个政治人都竭力推销自己的观点，并常常自以为天然正确。张灏在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谈到了儒家的“好为帝王师”、缺乏对权力的幽暗意识，导致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缺乏坚定的先验信仰基础。几千年来，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对于中国人的潜移默化和深入影响深度，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即使在那些反儒家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也出现了儒家的种种通病。由于人对于一己思维方法的力不从心，可以说，除非经历巨大的洗心革面和思维“格式化”，很少有知识分子能够彻底摆脱儒家的影响。
平心而论，对自身缺乏有效反思，乃是生为人的通病，只是儒家把这种人性深处的种种弱点给放大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时代意义上的大转型，诸神冲突就要进入知识分子的议事日程。类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争论后世不断演义，其中就有类似儒家这样的唯理主义和高调道德传统。卢梭追求文学审美，柏克则捍卫欧洲古老的中世纪法治主义传统。托克维尔则以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与《论美国的民主》里两种国家和政制的对比，宣告了朱学勤所说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和世俗的宪政民主超级国的兴起。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这样描述，“人们研究法国革命史就会看到，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进行的：即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于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致；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
启蒙是知识分子的政治。虽然常常没有听众，启蒙却是政治动员令。自封为道德君主的启蒙者是不会自我反省的。不学无术的启蒙主义是蛮不讲理的。文人和哲人自命为人们道德上的牧师。只是这个牧师之关注人类的心灵，其实是出于他在政治上的控制欲望。由于缺乏政治参与机会，常常付诸道德诉求和人心改造。由于政治操作技艺缺乏，一旦危机中掌握权力，无论是启蒙系知识分子，还是带有启蒙系思维的普通民众，例如反对孔孟之道的朱元璋，都很容易将伦理与政治合二为一，虽然常常鼓吹去政治化，操作起来却还是政治，最终将反政治的政治发展为了反人性的政治，与自己所反对的对象殊途同归。启蒙系不是要求自我反省，而是强迫他人悔改，乔治•奥维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所描述的正是这样的精神秩序。极权主义顺理成章地生成了，启蒙政治乃是它的母腹。
千万不要相信人文知识分子的信誓旦旦。不要因为宣布远离政治而放弃了政治生活技能的培训。没有不干预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即使今天我不干预了，过几天就可能参与了，甚至摇身一变成为政治领袖。政治领域，没有永恒的参与政治或不参与政治的承诺。个体的不作为，以及种种作为，对于特定秩序的维系或破坏，都是政治上的作为。只是，没有政治技能依然没有政治依然。如必须寄人篱下的卢梭，如毫无生活技能的陈独秀，一旦参与起政治，因为缺乏企业家的管理才能，缺乏普通人的手工技能，他们是不能离开政治的。由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旦离开了政治舞台，他们不仅丧失了众人对他们的仰慕（这是权力的快感），更是连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只能活活饿死，至少很难过上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不信，看看卢梭和陈独秀各自的晚年生活就知道了。
由此来看，朱学勤对卢梭政治哲学的批判，对道德理想国的批评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经得起实践史见证的。朱学勤的书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有什么地位，与此相对应的是，张耀杰的书也应该有什么地位。当然，我这么强调“启蒙政治的吊诡与极权主义的生成”，并非想批判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与我们有关系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革命：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出走了，发动了中国的共产革命。而且糟糕的是，同样的不懂任何政治技义的政治人物，同样的对神学、对法学、对管理学、对经济学、对社会学视而不见，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哲学、文学和伦理学。即使这点哲学、文学和伦理学，也是浅薄的，作为手电筒对他人道德批判专用的。
还有一点，也必须提起，那就是，朱学勤认识到了启蒙主义高调道德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张耀杰则补充了五四这个意识形态坐标所塑造的高调道德新传统，加上五四本身曾经高调批评过的儒家高调道德传统，构成了近代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化之丰沃土壤的三大高调道德传统。然后又与当代中国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等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四大高调道德传统。不难看到，今天中国那些高调谈论道德者，这四大高调道德传统，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或者其他几个，几乎都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中国要经历一场新的社会变革，必须高度警惕这个传统的再度泛滥，发展为新的洪水猛兽。
三、宪政民主必须反对高调道德
“任何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弱点、盲点和局限性的。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值得所有人崇拜学习的完美人格。蔡元培和胡适不完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更不完美。我研究这些人的目的不是像中央电视台那样再制造出一个或几个道德楷模，而是从这些人中间找出一条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路线图。蔡元培在北大期间只是在胡适和蒋梦麟等人的帮助下，初步建立一种相对独立也相对合理的大学制度，他更多的心思其实是用在了反制度、反文明的以德治校方面。陈独秀就是蔡元培心目中的一个道德楷模，也是参与创办进德会的得力干将。然而，就是这个自愿宣誓‘不嫖，不赌，不娶妾’的陈独秀，安徽老家有一个元配妻子高晓岚，北京家里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妹高君曼，他却偏偏要到八大胡同去嫖娼狎妓，甚至与自己的学生争风吃醋，从而闹出了很大的丑闻。蔡元培对于陈独秀并不是按照进德会的规章和北京大学的制度来进行处理，而是在浙江同乡汤和尔、沈尹默、马叙伦这些人的怂恿之下，采用见不得阳光的暗箱操作免除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这样一来，陈独秀恼差成怒，加上他实在没有胡适那样的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本领和学问，于是他便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张耀杰如此评述这部书中的主人公们的作为。人的缺点和弱点各有什么？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如何？宪政民主的真正意涵是什么？张耀杰对此系列问题的回答是深刻的。人士间哪来的公义与真理的标准？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这就告诉我们，宪政民主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高调道德，无论是以任何人物、乃至以神明的名义。
托克维尔还说，“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时，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同样出于对自由的热爱，现代法政文明所坚持的法治保守主义主张对原则的维护是被动和低调的，它没有那种主动建构与主动干预的特性，从而留下了更多的选择空间给公民社会。
宪政民主，谈的是对权利的保护以及对权力的制约，谈的是人与人的有规则、有底线的组织生活。人的一切体制当中，最保守、也最开放的则是以司法宪政主义为核心的法政文明秩序。这个文明体系所强调的乃是，被法律所制约的世俗国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国家，一个允许人的道德败坏、却人人努力过上节制生活的开放社会。因而，法律人的政治主导，乃必须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当之无愧的共识底线。不过，在五四那个时代，整个《新青年》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反对者的阵营中，有一个作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学者和宪政主义者吗？就这样一个不知道德自律与权力制约的队伍，能真正有效促进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吗？
作为思维模式，公民社会最忌自以为是。可是，今天的联系到近年来诸如“施琅之争”、“诞生节事件”等一系列公共事件，在这个转型正义需要我们精细呵护的时代，必须将价值、精神、道德、责任等一切的理性和自以为理性之物关在法政文明的笼子里。自由主义精神也好，民族主义精神也好，儒家精神也好，基督教精神也好，只要它在骨子里带有扩张性和积极性等特征，就必须给它戴上法律的面具，完成其从启蒙系到法政系的伟大转变。不过，这些话题却不是五四时代的那些仁人志士所能够明白的、却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所必须鉴明的。
事实上，真正坚持了美好道德的不是那些自称道德比一切都重要的人物，也不是那些自以为道德比他人更高尚的人物，如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当然也不是那个到处逛妓院、一向狂飙突进的陈独秀，而是在美国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胡适。要鲁迅精神，还是要胡适精神？今天很多文人争论得面红耳赤、咬牙切齿。张耀杰曾经是鲁迅的崇拜者，不过，现在不了，因为他既熟读了鲁迅的谜一般歧义模糊的杂文小说，也熟读了胡适用明白无误的大白话讲解人生道理的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更因为他静下心来研究了那一代人何以在各种情欲下产生了如此之大的骄傲与权力扩张的愿望。
四、中国文明的“出埃及记”
爱与宽容是这个世俗世界最美好的事物。人的爱是何等地脆弱，以致我们常常感觉自己想爱都爱不起，一点力量都没有。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使用那么多的极端话语，为什么我们以为自己乃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并将道德作为控制他人、对他人缺席论断并审判的工具？为什么我们不将更多的精力用在自己的道德反省之上、用在体现宽容与爱的现代制度的建构之上，以至让这个世界不是在专断、就是在混乱之中交替循环？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社会事务，最为基础的何尝不是自己的悔改、以自新争取社会的更新呢？
在一个博客上，张耀杰交代了他的人生哲学：“吃饭第一，发言第二。程序正义第一，保障人权第二，自由民主第三。奉行先防身后扒粪的犬儒哲学。”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目前中国有一些非常出名的自由民主的战士，到处要人忏悔，甚至指出当代自由主义最大的困境就是“犬儒主义”。难道自己就高高在上？难道自己见义勇为就一定要让人做炮灰？这是如此具有思想深度和现实责任感的传记文学作品：今天的中国，必须经历一个思想观念上的转型，从高调的道德理性转向低调的法律理性，从道德意义上的他者启蒙转向个体权利的自觉启蒙。张耀杰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一书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他不是要对五四时候的那些仁人志士高调道德批判，而是指出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何以可能，是道德批判的、还是妥协宽容的，是道德启蒙的、还是法政启蒙的。
启蒙的从道德转向法政，我曾经写过一篇“给启蒙精神戴上法律面具”，刊登在香港的《领导者》2007年的第一期。后来这篇文章以“以法政文明深化启蒙精神”的名字看到在5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有个网友阅读了我的文章，给了一个我不敢接受的评价，说这种转型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出埃及记”：“新的文化启蒙，是坚持因循守旧的道德价值判断，还是确立新的法律价值判断标准？将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坚持旧酒新瓶的道德启蒙，还是选择新酒新瓶的法律文化启蒙，将确立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的价值走向。当下强调‘以人为本’、‘ 科学的发展观’等，假如人本与科学不服膺于新的信仰规范，不知将如何持续并自圆其说。《圣经》教人谦逊，去掉自以为是的骄傲，谦逊才能不断向先进文明学习与自我超越。信仰是文明的源泉，反观西方，假如没有圣经和教会，又如何产生完备的法律体系下的现代工业文明？中国社会不乏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历史长期地停滞性循环，也证明东方面临西方文明挑战之下的脆弱与式微。中国亟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一场文化信仰上的‘ 出埃及记’。”
我知道除了基督信仰，张耀杰认同我关于法政文明的几乎全部观点。这是有证据的：也是这篇《给启蒙精神戴上法律面具》在网络上出现后，张耀杰很快就把文章发布到他的博客和网站上。可是，说真的，我还是很难高兴起来。要想说服一个民族，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民族，谦卑起来，宽容起来，并真正能够从制度上落实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太难太难了。我们能改变得了谁，我们除了说服自己没有任何能力，有时甚至由于内心的软弱，都不敢再坚持自己的观点。早在十五年前，顾昕对五四意识形态传统的批判固然很有价值，可是今天的绝大多数我们却视而不见，并且依然要对这个国家做意识形态的活体实验；是否十五年之后，张耀杰在《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的这些忠言逆耳，仍然难以摆脱这悲凉的宿命？！
我真的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如果非回答不可，十有八九必然是肯定性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