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萧峰、威利、厄洛姆与山崎暗斋——民族主义的几种出路
<P>萧峰、威利、厄洛姆与山崎暗斋
——民族主义的几种出路</P>
<P><a href="http://www8.tianya.cn/browse/listwriter.asp?vwriter=羽戈&idwriter=0&key=0" target="_blank" >羽戈</A>
这个世界叫“威利”的人估计是成千上万，而我要说的是斯皮尔博格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的一个德国人。他的全名——当他身处死亡的边缘，从瑟瑟发抖的嘴唇跳出的单词，模糊得让我难以辨明，不过这没什么打紧，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他的身份和背景：1944年，这个身体强壮的德国人，被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美军小分队抓为俘虏，在他的献媚与恳求——还得加上他的敌人，通晓德语的美国翻译厄洛姆的说情——之下，汤姆·汉克斯扮演的米·约翰上尉不顾战友拉宾中士的强烈反对，决定放他一条生路，让他主动去向联军部队投降。而拉宾主张杀死威利的理由，不仅仅在于这个德国佬杀了他们的兄弟，还因为，谁能保证，在没有人跟随的情况下，威利真的会去投诚，而不是返回他们那一方的军队，重新拿起枪，与美军及其联军再决生死？——不幸的是，这种担忧最终化为残酷的事实，在一座阁楼上，回归德国军队的威利硬生生地掐死放走他的美国士兵，尽管到了这场争夺战的结尾，懦弱的厄洛姆决然出击，枪毙了这条白眼狼，但报复性的补偿终究弥补不了逝去生命的缺憾。
排除电影主旋律（歌颂美国）的干扰，我从这个故事中窥见人道主义的危机，以及——民族主义的危机。原谅我使用了一个破折号。因为前一重危机较为显明，上尉和厄洛姆悲悯而宽容的人道精神，导致一位战友的无辜丧生。在势不两立的敌我之争中，人道也需要底限，毕竟，我们不能冀望于每一个人道主义者都怀有杀身成仁的信念。而后一重，民族主义的危机，却需要我加以解释：毫无疑问，威利是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他在美国士兵的枪口之下，没有表现出“威武不能屈”，而是高唱美国歌曲、痛斥希特勒以取悦敌人，但是当他重获自由，作为德国士兵再度与美国恩人生死肉搏，却半点也不手软，没错，他饶过了厄洛姆，这正是他的天良未泯的显现，但同时构成他的悲剧——最后被厄洛姆杀死。而民族主义的危机就在于此：强悍的威利敌不过软弱的厄洛姆，狭隘的民族主义敌不过广博的人道主义——我以为这是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一个主旨。当然，我已经强调过了，这部电影是支配着历史书写权力的美国拍摄的，它的人道主义，未尝没有民族主义的成色隐蔽其中。
述说这个故事的意图，是为了告诉人们，没有哪一种主义是可以一劳永逸的，普世性的人道主义也好，本土化的民族主义也罢，都有它的伤口。而我更想说，我们没必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营造出水火不容的险情——或者高呼“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或者呐喊“人类之上还有美国在”。这种二元抉择除了让人类的思维走向封闭，并无什么值得赞赏的地方。《拯救大兵瑞恩》中，那支寻找瑞恩的八人小分队里的唯一一个幸存者，不是言说“我只知道我多杀一人，便离家越远”的米·约翰上尉，不是决绝地要求杀掉威利的拉宾中士，而是标准的懦夫厄洛姆，这是一个良好的讯号，因为惟有在厄洛姆身上，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才完好地结合起来。
当然，我们得承认，这种结合是何等艰辛。我再来说一个故事。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倚栏百杯不醉，疾行千里如风的大英雄萧峰，被众人指认为契丹人之后，为了探究根底，历经劫难，甚至蒙受诸多不白之冤，他上天台山见昔日的当事人之一智光和尚，智光亦不愿说破真相，但又想化解萧峰心中的魔障，于是在圆寂之时写下四句偈语：“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这段佛家味道浓重的智慧之言是否对萧峰有所触动，我们难以凭空推测。但是我注意到这句话：“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智光没有全然否认民族身份，也没有全然肯定，他将希望寄托于萧峰在真与幻之间的决断。而对萧峰而言，民族之争却是他一生最头疼的难题。在思想上，他走出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怪圈，他只分好人和坏人，而不分契丹人和汉人；在行动上，他却必须在辽宋的民族战争中明确地站队。最终，他没法做出决断，只得以死殉难。他要用死亡换取数年的和平。之于一个无法与民族主义结姻的人道主义者（仁者，人也），这是宿命般的悲剧。而人们对萧峰之死的纷纷议论足以表明，萧峰的鲜血，依然不能冲垮民族主义这道雄关的隘口，它仍旧傲然挺立于天下英雄的心头。
当年美国9.11事件，有人发表声明以示关怀：“今夜，我们是美国人。”——这是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普遍情感。只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并不需要强行披上美国人的外衣，同样能够表达我对罹难人士的同情和默哀。后来美国对伊拉克开战，我又忍不住琢磨，当年那些宣称为美国人的家伙，如果换作是伊拉克民众，到底会站在哪一方？他们是人道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宣称让美国殖民伊拉克三百年，还是如一直犹豫不绝的厄洛姆那样，在距离侵略者威利一米远的时候，毅然生出足够的力量和勇气举起枪来？除此之外，难道要重复萧峰的英雄末路？恐怕他们的鲜血要白白流淌，因为这个越来越糟糕的世界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和平可供换取。
战争，或许惟有战争，才能将厄洛姆这样宽容（另一个说法是“懦弱”）的人道主义者改造为“十步杀一人”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在相反一面，正是苛求敌我之分的战争将企图逃避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一冲突的萧峰逼上自杀的绝路。我们不能说这两种结局都是无可挽回的悲剧，厄洛姆与萧峰的选择，到底哪个更值得效仿，我们更难以说清。在繁复的纠结之中，我想起日本学者原先斋的《先哲丛谈》收录的一则故事：
山崎暗斋（17世纪日本朱子学派儒者）尝问群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牵数万骑来攻我邦，则吾党学孔孟之道者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为，愿闻其说。”曰：“不幸关逢此厄，则吾党身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而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后弟子见伊藤东涯，告以此言，且曰：“如吾暗斋先生，可谓通圣人之旨矣。不然，安得能明此深义，而为之说乎？”东涯微笑曰：“子幸不以孔孟之攻我邦为念，予保其无之。”
——说实话，我不喜欢伊藤东涯高高在上的先知语气。在他看来，孔子和孟子都是追逐仁义的圣贤，当以守土为念，不生攻伐之心。可历史又能为此提供多少证据？毕竟，孔孟都不是当权者，也不是社会主要利益的支配者，而决定攻伐的，却是权力、利益及其它偶然的因素。譬如说今天的“孔孟之邦”美国，说是自由的圣城应不为过，但它的国际行动，有多少符合自由主义的理念？以自由（或者上帝？）的名义发动战争，去解放一个专制的国家，真的具备道德上的绝对正当性？山崎暗斋若是生在伊拉克，不知能否“身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而擒孔孟”？——须知他的同道之士，已经高唱欢迎敌人的颂歌。
在内心里，我宁可倾向于伊藤东涯，默默祝愿攻伐之乱永不发生。可“不幸关逢此厄”，山崎暗斋便是我的榜样。如果说坚持这种做法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哪怕是极其狭隘的，我仍引以为荣耀。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愿意套用戴锦华女士“不咬人的女权主义”这个概念，做一个“不咬人的民族主义者”：爱我的国家，而不是政府，更不是欺名盗世的政党；爱这个国家的人民，无论他们贫贱还是富有，激进还是犬儒；爱那数千年飘香的文化与传统，清俊的汉字，悠远的汉诗；爱我生活的城市，早晨等待公交车时从近处河面漂来的咸湿的空气，以及冬日午后的阳光打在橱窗上的温暖；爱我的祖先，他们赐予我华夏的血缘与肤色，还有骨子里坚韧的精神；爱我的父辈，他们的苦难构成了我的原罪，需要我用一生的劳作来救赎；爱烈酒，爱美食，爱我的爱人和我自己；爱和平，爱自由和宪政的精义——因此，当中国沦于伊拉克的灾难，我愿意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哪怕战死战场，但那是幸福的死亡，如伊藤东涯，我所守护的正是自由主义的“孔孟之道”。
最后要说一点题外话。有些朋友喜欢引用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的一句名言：“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没有祖国。”反过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哪里有自由，哪里才是我的祖国？用自由的多少或者有无来判定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这种做法，在我看来，不是盲目，就是短视。血缘不可更改，成长的文化传统同样难以自主选择——为了自由故，难道二者皆可抛？我宁可为专制的祖国争取自由，也不愿因向往自由而背弃祖国，更不用说我的血缘和文化。我还可以引用我的一位历经沧桑但仍壮心不已的朋友的说法：“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做一个中国人；但是在这辈子，我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我认同后半句。
2005年11月23日于宁波
见“爱琴海”每周评论专栏：http://www.77sea.com/show.asp?conteid=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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