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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 2004-11-13 15:59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百科全书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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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olSpan=2 height=26>作者：未知文章来源：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点击数：

253 更新时间：2004-10-30 【<a href="http://philo.ruc.edu.cn/pol04/" target="_blank" >哲学在线编辑</A>】</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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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align=center>保守主义[Conservatism]（p. 157－159）</H4>
 保守主义常被其批评者斥为“富人”维护其既得特权地位而反对“穷人”的近乎愚民政策的一种图谋。更糟的是，它被一些批评者认为与纳粹主义和国民阵线等极端主义运动有暖昧关系，从而砧污了名誉。与此相反，下文将论证保守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的哲学，它不仅值得人们认真地加以思考，而且它恰恰是与上面提到的那种极端主义运动相对立的。这种学说的精髓乃是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人类的生存以紧张状态为其特性，而政治活动可以使之缓和，但是决不可能使之完全消除。
 这种保守主义哲学观念中关于紧张状态不可消除的思想，其里大意义在同敌对的激进主义学说作比较时最为显著。根据后者的看法，邪恶和苦难的主要原因并非埋藏在人类生活的本质之中，而是漂于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因此，至少可以考虑通过对社会秩序中适当的部分实行彻底变革，以求消除这些原因、从而解放人类。在近代世界，这类激进主义的典型是马克思主义，依据它的见解，人类不幸的主要根源统统可以为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所消灭。相比之下，邪恶和苦难在保守主义眼里是人类生存所无法摆脱的，明智的做法不在于用宏大的乌托邦方案去废除它们，而在于以温和的措施去抑制和减少其影响。因此，这些紧张状态的固有的本质限定了政治只是一种有限的活动。
 如果将这种认为紧张状态不可消除的基本观念与关于政治活动有限的概念结合在一起，那么保守主义就可以定义为以维护有限政治为目的，以调和、平衡和节制为内容的政治艺术。
 近代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埃德蒙·伯克的功绩就在于，他及时认识到以革命方式追求自由并不像法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希望的那样会扩展有限政治并使之完善：恰恰相反，这将毁掉维持有限政治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中首要和最关键的是法治；其次是独立的司法制度；第三是代议制度；第四是私有财产制度；第五是靠维持均势以保护政治独立的对外政策。在保守派看来，这是藉以建立国际和平的唯一橡定而现实的原则。
 正是在这种捍卫有限政治的形式下，保守主义是最有说服力的.不过这也可能遭到反对，因为有限政治同为自由主义的内容，因此难以将如此限定的保守主义同自由主义分得一清二楚。而答案是，尽管双方有共同的背景，即洛克创立的自由主义原则（经由伯克本人所拥护的辉格主义改革的传统的传导），保守主义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维护这些原则，并有若干重要的附带条件。正如伯克所表明的，保守主义反对诸如个人、人权以及与辉格主义相结合的社会契约等抽象概念。它也反对功利主义和进步信念，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在19世纪得到重新解释的自由主义原理的特征。
 以有限政治的理想为基点.现在可以进一步区别保守主义思想的3种不同传统。虽然其中没有一种为某个国家所独具，但它们在法、德、英各国保守主义思想中所分别受到的重视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各种传统阐述紧张状态观念的理论纂础，就能够最便利地说明它们的差别所在.
 最古老的一种理论基础是神学性质的.其形式
 最古老的一种理论基础是神学性质的.其形式是表现在堕落和原罪神话中关于人性的基督教悲观主义论点。这种悲观主义效命于君主制和教权，是法国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并莫定了反对革命的思想传统的基础。后者由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创始于19世纪，到20世纪修正为一种世俗形式，最突出的代表是夏尔·莫拉斯和“法兰西行动r。基督教在伯克等人的思想里也有重要地位，而反革命哲学的特征却在于追求一种保守主义乌托邦，这通常被理解为革命前的一个据信消灭了人类主要冲突的世界。其结果是，反对革命者以宣布献身于有限政治的理想开始，但是对乌托邦的徒劳追求却难免以毁灭乌托邦而告终，因为有限政治给他们所畏惧的冲突让出无限的活动余地。
 相比之下，在德国保守主义思想里，对人类状况的神学解释明显地为一种世俗的历史哲学所取代。后者认定国家这种有机体是实现人类自由的完美手段。然而有机体论的理想与其说增强、还不如说损害了有限政治，因为自由在德国传统里一向与一种民族主义学说紧密结合，而后者使万事万物从属于文化统一或（例如纳悴主义的）种族纯洁。
 最后，在英国，保守主义的突出特征是主要反映在混合政体理想中的一种怀疑的和灵活的态度。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这一理想的关切几乎被保守阵营内各派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侵蚀殆尽，争论的一方为于预主义“中间道路”的卫士，另一方则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卫士。不过在更详尽地研究这一当代的发展之前，有必要通过探讨我们的时代向保守主义提出的主要任务，将整个现代保守主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中。这就是对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革命政治的批判。通过依次研究保守主义思想家们认为最具灾难性的革命的9个特点，批判的性质可以得到最充分的说明。
 其中第一个特点是一种类似宗教的狂热，它将有限活动的政治、即致力于逐步调解利益和情感冲突的政治改造为讨邪伐恶的一种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十字军。这样一种狂热几乎总是源于首先由占梭以近代形式作出表述的一个信念，即人生来是善良的，他们之所以腐败，完全是由于罪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使然。在本世纪的意识形态冲突中，我们对此实在太熟悉了。
 革命政治的第二个特点是理性主义，它意味着这样一个信念：理想的人类制度只能由人类去创造和使之合法化。依据这种观念，所有现存制度都在原则上遭到否定。这并不是因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到不满，而是由于这些制度被理性主义改革家们武断地定为传统习俗的非理性产物。理性主义者试图以一些新制度取而代之，它们之所以中选，是因为理性主义者相信它们符合一些纯粹的抽象理念，诸如人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社会正义或“伟大社会”等等，不一而足。从埃德蒙·伯克到迈克尔·奥克肖特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一向坚定地认为，这种信条式的政治并不是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而不过是教条主义和顽固不化的死板公式。他们还提出，理智事实上无法完成为实现乌托邦而制定详细计划的任务，因为它所能提供的无非是现在政治传统的蒸馏物〔或奥克肖特所称的“节略。概而言之，他们坚持认为，空论是非的政治所固有的对传统习俗的轻蔑毁坏了自然形成的社会纽带，结果是维系社会的手段只剩下强制。因此1789年以来的每一场革命均以暴政而告终，这绝非偶然。
 第三个特点是一种不着边际的乐观主义，即确信人类意志的力量能够以人类期求的任何形式塑造人类的命运。这种乐观主义在法西斯主义永远革命的理想中得到最妆观而可怖的表现，根据这一理想，民族生存的意义在于不断地重新界定自己的特质，确定自己在历史长河中持续生存的权利。为此首先要绝对服从一位领袖，他将带领民族发动永不停息的战争，并且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种意志祟拜及其伴随而来的政治极端主义是与保守主义格格不入的，后者注重无法解脱的紧张状态所加于意志的限制，而不是意在消灭紧张状态的徒劳无益的叛逆精神。
 最后，保守主义者批评作为新时尚核心的天真信念—人民主权是实现国内与国际和谐的关键。依据这种学说，民主将自动保障良好的政府与世界和平，因为民主意味着自治，而恶劣的自我治理或彼此攻击对（假定的）自治的人民无疑是不利的。与此相反，保守主义者告诫人们，民主不能机械地等同于自由和良好的政府，而通过公民投票，它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使独裁统治合法化.
 从1了89年到1945年间，正是这种新型的革命政治搅扰得保守主义者心绪不宁，它曾几度发生戏剧性的复活，例如184$年革命和1917年10月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这冲突不已的一个半世纪内，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反应。一个极端是一些近乎绝望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他们抛弃了有限政治的理想，而乞灵子对绝对领导权的崇拜，那便是托马斯·卡莱尔和其后的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等人的思想主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T·S·艾略特的《荒原》（1922年）和西班牙人奥尔特加一加塞特的《群众的反抗》（1929年）等一批著作也是保守派绝望心境的回响。然而，对现代世界的这些反应无异于宣告保守派为脾性乖决的无能之辈。在另一个极端，像休·塞西尔勋爵这样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似乎情愿对民众的保守天性委以无限的信任。在两种互相对立的反应之间，或许可以开出一份不小的名单。实际上影响最大的，是一长串或多或少怀有雄心的调和方案，以迪斯累利的“一个民族”理想为开端，以1945年后的“中间道路”思想体系为高潮，后者是由哈罗德·麦克米伦千1938年在一部以此取名的著作里首先提出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年间，中间道路理想取得了坚实的进展，其部分原因在于新的社会主义的挑战已经取代了旧的自由主义的挑战.保守派为对付这种新挑战，禁不住要窃取对手的衣钵.部分原因在于，战时经济所采用的控制措施，看来为政府计划在解决30年代遗留的失业问题上的能力提供了实际证明；另外一部分原因在干，世界性的福利国家潮流使每个政府都承担了对消费者的藉求进行“徽调”的贵任，以使保持充分就业。其结果是向集体主义漂移，到70年代中期为止，这一趋势强劲到如此地步，以致于在许多人看来，保守主义已经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当代“自由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对中间道路集体主义的反应必须在这个背景下加以说明，这种观念在不同程度上是过去10年欧美政治的特征。
 自由保守主义的反应是由敏锐地觉察到中间道路理想所固有的五大局限性而激发起来的。首先，中间道路的卫士们天真地假定，经济增长会自动地保证社会福利普遍增进，丰裕本身可能带来问题的观念却从未受到认真对待。尤其在美国，这一直是反对“伟大社会”的新保守主义批评家诸如丹尼尔·贝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欧文，克里斯托尔等人的一个中心论题。他们声言，政府现在被召去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做一些力所不及的事，从而难免被人按照不现实的标准加以评判，结果使得现代民主国家日益不稳。
 第二个攻击方向是中间道路的拥护者对计划的粗琉信念——视计划为治愈所有人类弊病的灵丹妙药。F·A·哈耶克在其1944年间世以来影响渐增的著作《通向奴役的道路》里声称，计划将自由社会推入一条必然径直通往极权统治的轨道。他特别强烈地批驳这样一种观念；中间道路代表一种坚定的折衷方案，靠着把计划和自由两方面的优点结合起来，就可以集中全人类的精华。
 依据第三种批评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致力保持高就业率和增长率的政府，对西方民主国家在70年代开始恶化的通货膨胀负有直接责任。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主要的自由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拿出的解决方案是：取消政府对货币供应的一切控制。然而究竟如何做到这一点，恰恰是一个仍未解答的难题，迄今所提出的只是一些怪谁的建议，例如哈耶克关于消除国家对发行法定货币的垄断的要求.另一位自由保守主义思想家W·罗普克的见解似乎较为合理，他强调，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根本不在于货币供应，而在民主国家倾向于推行“软的”而不是“硬的”财政政策，即宁可借贷以履行对选民作出的过度承诺，而不愿以必要的强制平衡预算。因此，通货膨胀便成为一种伦理和政治现象，而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具有讽材意味的是，为此寻求解救办法的努力似乎耍使自由保守派走向权力主义，因为一旦通货膨胀不再被看作一个技术性的经济问题，那么症结就在于民主制度本身了。
 第四种主耍批评意见附合托克维尔的预言，即现代民主将毁于一种新奇的家长型统治。其成因并不是政府的镇压，恰恰相反，而是一种过分的善良意愿，它使政府对其（假定是）软弱无力的人民如此关照，以致于“可以让他们不为思索而焦虑，不为生活而烦恼”。自由保守派坚持认为，正是这种有害的家长政治在一种历史较久远和有限度的福利理想（例如贝弗里奇基于社会保险和特殊需求两概念的主张）变种的推动下，最终发展成为一种从摇篮到坟墓无事不管的依附性国家。
 最后一种批评意见强调，中间道路所需要的管理政治与握合政体本身的存续势不两立。1976年，黑尔什姆勋爵在丁布尔比讲座中告诫说：行政权力现在耍求成为政府中唯一有代表性的部门，它以洒牲其他部门为代价发展得十分迅猛，以致于议会政治正在转变为一种选举的独裁制。《泰晤士报》在（1976年10月15日）一篇自鸣得意的社论中回击说.黑尔什姆忽略了一种超宪法的新型侧衡体系（例如政党和压力集团〕的发展，这一体系确保了大政府不致于演变为强政府。《泰晤士报》却没有看到，新的权力平衡未必趋向于促进法治，或切实满足宪政的任何其他要求。
 自由保守主义明确发出了一些有益的警告，但还说不上对保守主义思想作出适当的表述。自由保守主义的中心见解为自由不可分割，这意味着公民和政治自由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之中。可是这个定理一旦受到考察，就至少显露出3个重大难点.
 首先，自由保守主义将保守主义等同于维护资本主义，这难免混淆有限政治的主张与对唯物主义和消费者价值观的提倡，而后者是与保守主义力图维护的伦理、社会和政治价值相冲突的，其次，即使在自己选择的有利位置即维护自由市场机制的间题上.自由保守主义的经济理论也易于被指贵为教条主义；第三，对自由保守主义的最有力的批评恐怕还不在于说它言之有误，而在于说它文不对题。这是因为它逆流而行，发达的西方社会正向一种“后工业”的社会秩序过渡，资本主义的观念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从而投有多少人指望退回自由市场状态.
 保守主义看来前景瑙淡。一方面，它可以靠迎合托克维尔曾十分敏锐地预见到的集体主义风潮来康得大量选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自身的性质也就模糊难辨了。另一方面，它可以决意维护它一直因袭的有限政治的理想.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就会发觉它很难执掌政权，因为没有哪一种与有限政治（例如法治、议会资任制、以及司法独立》相联系的制度明显地适用于主要与追求萦荣的政治相关的时代。</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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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 2004-11-13 16:01

选自《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自由主义[Liberalism]（p. 415－418）】 最近四个世纪在欧洲和一些受欧洲文化影响的国家中多次激发起政治运动的思维方式。由于自由主义在西方政治中长期处于显赫地位，因此，如果不从远溯至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的整个西方文明来认识它，就几乎不可能给它下定义。加之极端激进的自由主义和极端保守的自由主义这对立的双方，常常从自由始而以不自由终，保守派使自由主义趋于保守，而激进派则使之激进。这就使某些界限变得模糊，而让人难于确定某些思想家是不是自由主义者〔例如霍布斯、康德、黑格尔、柏克）。而且自由主义本身也随着环境或敌对势力的变化而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例如，世俗阶级的自由主义不同于宗教时期的自由主义；天主教国家中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新教国家中的自由主义。最后，象其他思想学派一样、自由主义内部也是分裂的，因此也难于作出严格的定义。 但有益的区分仍然是可能的。首先，古典的和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有明显的区别。哲学家们如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所说的“自由主义”，按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来说，就不是自由的。这种古典“自由主义者”否认政治生活是一种自然的和有价值的活动，因而与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们的意见不同，在这方面，他们似乎预示了现代自由主义把私人生活凌驾于社会或国家之上、并反对社会或国家权利的倾向。然而这些古典“自由主义”者不同于其大多数现代同行，他们坚持认为人类理性能够拼出一种自然的最佳生活方式，在此方面他们的认识又与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们趋向一致。现代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不具有古典哲学的特性，古典哲学所考虑的是只有最优秀的个人才有反对政治权威的权利，而非所有的个人。而且古典“自由主义者”与现代自由主义者的不同还表现为，前者坚持政治行为是非自然的，因而是不可取的。就大多数情况而言，现代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是积极的，显然偶尔也表现出较多的消极情绪，现代自由主义贵难政治权威，但它主要是寻求对政治的改革而不是逃避政治。 对政治的怀疑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这种态度内在的矛盾有助于解释自由主义特有的某些复杂和令人困惑之处）。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认定政治是人为的。政府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自然的。自由是自然的人类状态。政治权威是约定的.理性能够引导政治，但自然并不针对政洽契约而向理性提供积极的目标，反而只是提供消极的目标，主要是避免死亡、疾病和贫穷。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也没有哪一个人类阶级，能够根据自然的或超自然的权利去要求统治的权力。政府的合法目标限于保障各种生活方式的条件，因而主要包括世俗的和平与繁荣的目标。 现代自由主义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反对彼岸世界的宗教对政治的歪曲。某些思想家和活动家曾提出一个国家、一个宗教的政策，从使减少在灵魂拯救问题上的权力纷争；自由主义的战略超越了这种政策，它重新界定和限制了政治的范围，这样，一个国家，多种宗教也就不再是解决内战的处方。依据这种宗教宽容的政策，自由主义者赞赏地把商业看作是一个能使公民的才力得到更有利运用的领域。在自然中缺乏积极的道德引导，自由优先于权威，政治世俗化，改进宪政及法律原则以确立政府的权限和公民反对政府的权利。这一切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墓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其后诸如保守派和激进派等相互背道而驰的各种观念。 自由主义的思想一直与许多注重实践的政党有关联。虽然“自由主义”的标签于1810年首次被用于一个西班牙政党，但那个政党的纲领是有意识地仿效英国立宪主义的。尽管威尼斯和荷兰的共和国那种宽容与商业性的政体成为大陆的先例，但现代自由主义的起源，在与1688年的英国革命有联系的思想和政策方面看得最为清楚。立宪主义、宗教信仰自由和由这个“光荣革命”所促进的商业活力，成为18世纪欧洲和美国自由主义者的标准。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鸿对英国作了多少有点理想化的描述，并认为是现代人最值得仿效的那种政体的样板。在18世纪最后25年中获得成功的美国革命者，满怀着共和的激情，当然要反击英国，但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共和政体却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洛克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被看成是对1688年革命所作的典型辩护。1789年法国革命的动机及结果更为混杂，自由主义的色彩不很明显；在这场猛动的革命中，民主、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对手。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一个世纪，自由的革命和改革横扫欧洲大陆，尽管它经常与民族主义者和民主运动结合在一起。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如托克维尔、J. S.穆勒和阿克顿勋爵开始思考如何使民主与自由，特别是使对国家的（民族的）忠诚与普遍的人权统一起来。 人们常常注意到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专注于国家的统一，尤其在德国、意大利和中欧，这使得他们比许多英国和美国的自由主义同代人更少反对国家权力的统一和集中，而后者在19世纪更热衷于反国家主义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当然也应该注意到英国和美国的自由主义并非一开始就是反国家主义的；例如，洛克和麦迪逊赞成政府缩小其范围（目的），而不是限制其权力（手段）.虽然国家行为甚至被赞成它的自由主义者称为“干预”，这一事实意味着对国家是非自然的、因而需要证明为正当的这一信条的背叛；但是由斯宾塞和萨姆纳等人提出的反对使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的观点显然又是片面的自由主义的观点。 这可从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对这些观点的矫正（有人会说是矫枉过正）看出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由主义对国家于预所作的辩护有所改变，在英国，是格林和霍布豪斯等人的新社会自由主义及凯恩斯的新政治经济学；在美国，是出进步的”改革家，如克罗利和杜威这样的作家在其著作中所表述的思想。这些作家否定了某些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极端个人主义，而试图使个人自由与下述认识相调和，即社会与国家较之个人对人类福利、尤其是对穷人的物质生活和教育状况负有更大责任。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在大陆欧洲得到了同样的发展，在那里，社会自由主义可远溯至19世纪40年代的哈科特这样的莱茵河流域的实业家。 对当时的许多人来说，这些自由主义的改变和修正如同异己的背离，是过去从没有过的，许多自由主义者拒绝和他们打交道，不信任国家指导的经济战略和社会自由主义的新福利目标，因为它们看来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可是，社会自由主义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甚至许多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也接受了福利国家的理想，虽然他们对全部依赖国家这种诱惑一直存有疑虑.英国同大陆一样，新自由主义（至少最初）没有为官方的自由主义政党全部接受，但社会民主党却采纳了它；在美国，政治上对新方法和新目标的接受是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进步分子赢得“自由主义者”称号，而老的自由主义者则被称为“保守主义者”这一事实为标志的。 新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主义政党兴起的一种反应，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间题，即新老自由主义者的区别是否就是真假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保守主义者宣称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退让过多。新自由主义者则抱怨保守主义墨守过时的、已经不再有助于达到自由主义目标的自由主义政策。这个辩论是20世纪展蛛西方政治学界的主要争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保守自由主义的声望有所恢复，特别是在看到左的暴政比右的暴政对自由政体构成更为持久的威胁的时候。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短时期内，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认为观念已无关紧要，自由主义之所以优于极权主义，是因为它不是愈识形态性的，健康的、自由的政治只存在于利益集团的冲突中，而不在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上。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意识形态重新出现两极对抗时就不存在了。试图把战后经济繁荣延续至20世纪最后1/4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管理的失败，也有助于保守自由主义复苏，从而使社会自由主义处于守势。然而论争仍在继续。 自由主义发展到社会民主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这种既分裂又混乱的格局，到底算是自由主义的成功还是意味着它的衰落呢？或许它恰恰表明自由主义在实践上有活力、有成效，只是在理论上陷入了困境.在这些理论上的困境业巳对实践发生了影响。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倾向于对国家干预间题采取一种武断的态度，这与诸如孟德斯鸡这样的老自由主义者所支持的那种较为谨慎的态度形成对照。从这个观点来看，新老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论争似乎是沉闷的而非活跃的。而且，自由主义的思想已经变得完全缺乏自信，时时从政治舞台退到比较平静的艺术之宫，特别是在现代自由主义的小说里，个人的而非政治的关系，才显露出自由的人道主义的希望。 20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障碍并非来自社会主义的挑战。新老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都有一系列言之有据的驳论：即它把物质财富的增长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却看不到经济自由与报酬不平等鱿前景是其先央条件；它把政治降低到经济的同一水平，因此它加剧而不是限制了阶级利益和阶级冲突；它使社会拥有一切而个人一无所有，从而使个人缺乏责任感；而自由主义的劳工组织和自由主义的政党能够消除那种“允许贪得无厌的雇主，在自由主义外衣下实行奴隶政策”的经济剥削制度。自由主义者必须承认，他们拒绝考虑取消家庭及其私有财产使得他们更倾向于绝对的经济机会而非均等的经济机会，但他们辩解说，他们所接受的并非完善的公平，较之任何试图取消这些私有因素的空想都更有助于人类的幸福；很多增进机会均等的事情能够或已经做到，并不需要象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那样走得很远。 对自由主义思想所抱的信心来说，更大的冲击来自这样一些批评者，他们不仅指责自由主义经济学上的缺陷，而且进一步对它的道德基础与前景提出了质疑。右的和左的批评都既反对自由主义的道德冷漠症—道德被看成是与政治无关的纯私人事务；也反对它的道德市侩气，它助长了狭隘、自私的中等阶级的道德，以至于排除了高尚与热衷公益的美德。他们认为，这种道德上的无目的性与狭隘性，破坏了旧的经济联系和社会联系，但除了破坏性的、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以外没有造就出任何可以取代它们的东西.因而使政治团体缺少活力，存在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经历常被用来说明：如果缺乏由新教徒或其它社会力量提供的自由政体所必需的旧道德规范的制约，那么自由主义的政治生命将是脆弱的。 作为对这个批评的回答，自由主义者很可以指出，在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中.没有一个曾忽视自由主义政体对社会道德的需要。这在法国自由主义著作家中表现得特别清楚，如托克维尔和基佐，他们强调道德、品行和合作的政治意义。而在如洛克这样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者那里，这一点也是有案可稽的，洛克认识到并论证了一定的道德品行和社会惯例是被正确的（即非原子论地）理解的个人主义的产物。自由主义怀疑政府的力量能否和社会惯例的教育力量融合在一起，但他们把社会属性和德行归于非政府的领域，并不等于说他们是社会原子主义和道德淡漠。把个人视为较之家庭或其他团体更宜作为政治社会的单位并不是主张政治可以排除这些实体。对人类来说缺乏一种天然的至善，也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同等适宜的. 这个回答遭到很多但非全部反自由主义者的非难。他们指资自由主义纵使不是道德淡漠，也是缺少道德抱负；自由主义的德行，如自我否定、勤奋、诚实、礼貌、开明，即使不是破坏性的个人主义，也不能斌予人性最美好的东西。人性巾迫求安全、多产和和睦相处的一面固然被培育出来，但更大的雄心与富有想象力的才能却被忽略了。 许多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多于经济学家或商人）用强调自由主义更具雄心的一面来回答这种指责。事实上，自由主义思想勃兴伊始就带有两可性，象霍布斯、洛克、亚当·斯密及其继承者那样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一直满足于用有助于达到和平与繁荣的制度和习俗来取代那些阻碍它们的制度和习俗，从而借助理性去更可靠地为自然的人类感情服务，而那些更具雄心的自由主义者曾立志用理性去构造一个能更加完全地摆脱自然束缚的自由王国。对于这种自由主义来说，人类育由是个性积极发展的自由，而不仅仅意味着远离物质匾乏和贫穷的自由。这种思想符合斯宾诺莎的观点，即人的生活井不在于克制〔无论怎徉舒适地）自然感情，而在于自由的、合理的活动。人和自然的对立在较坚强而少雄心的自由主义那里可以看出，他们否认自然为人们提供积极的目标；这种对立在较软弱但更具雄心的自由主义那里则被大大地强化，他们不相信自批对人类事业和人类习俗的限制全部或者大部可以抛弃。那么通过强调能使人摆脱自然的心灵或精神的内在的主体意思，也就较好地被用来解释和支持人们的社会属性。 无论如何，这种被强化了的人与自然的分离，使自由主义避免了平庸的道德观与腐败的个人主义，同时也可能导致道德虚无主义。霍布斯和洛克的那种缺少雄心的自由主义—尽管对自然的可理解性的理论上的怀疑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认识论而提出的—至少在否定的意义上提出了自然的目的：更具雄心的自由主义在抛弃这些之后，就不得不依靠（如从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中看到的）在人类历史进步中自由的合理实现来提供并保证道德与政治的目标。当（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合理化和历史进步变得不大可靠时，他们就倾向于从政治中退出，而到诗歌、小说以及精神病床上去追求可靠的、真正自由的自我了。洛克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把这种雄心勃勃的追求局限于非政治领域，在不致于因有过大的抱负而干扰政治，以及不因引起政治的倾覆而应限制的情况下，让它在这个领域生机勃勃地发展、繁荣。 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讲英语的学术圈子中的复兴，并未对自由主义形成激烈挑战。需要集中解决的间题是.究竟是功利主义的还是基本权利论的观点，才能够为这个圈子赞成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讲英语的学术圈子中的复兴，并未对自由主义形成激烈挑战。需要集中解决的间题是.究竞是功利主义的还是基本权利论的观点，才能够为这个圈子赞成的那种政治制度和政策提供更好的证明。功利主义者同义务论者之间的分裂，使当代自由主义的理论比起码提供了一种功利主义观点与基本权利论的联合战线的老的、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更少有引起激烈挑战的可能。关于义务论取代功利主义的现代批评家准确地指出，这种取代体现了康德关于人类自我的见解，他们所不喜欢的不是其中人与自然具有高度差别的看法（这点他们是接受的），而是它的普济主义。这些批评家认为，所需要的是他们更为赞赏的，由于人作为特定共同体的一部份而给予人自身的道德深度，不是那种无牵无挂的、康德所谓的自我。说英语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因此似乎在重复—多少有点嫌迟地也更加枯操地—大陆上通过康德的义务论到黑格尔历史主义的摆脱功利主义的运动。不论是义务论者还是它的批评者都不愿挑起坚持人的权利是自然的这副担子，“这种权利有某些特殊的形而上学特性”。现在，人们尚难预料，自由主义能够解除它自身的负担而既不使自身倒退为柏克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并不借助自由主义的普遍权利纲领，而是依赖历史来维护自由主义的传统；也不至于进步到把自由主义视为一度有用而现在业已衰竭的思想方法，从而对之持激进的反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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