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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走的是通往奴役之路

我看《切·格瓦拉》一剧   (点计数：3478)

作者：何清涟    http://www.pen123.net.cn 2001-4-6 20:30:29 士柏咨询网


　　
   
    可以说，《切·格瓦拉》一剧牵动着不少关心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人的心。
   
    我远在深圳——这是一个社会公众对政治冷漠、而上层却一味采劝用政治上的极端保
守来换取经济上的繁荣”的“策略”的城市，没有几个人对诞生于遥远的北京城的一个“
有争议的”剧本感兴趣。但我还是有机会读了《切·格瓦拉》，并详细问了看过该剧的朋
友的现场感受。这位朋友这样对我说：“对《切·格瓦拉》这个剧本不能仅仅从理性上去
理解，我原来只看过这剧本，很不同意它的许多看法，但到了现场观看，感受到整个剧场
气氛后，我认为《切·格瓦拉》现象值得好好思考。”
   
    这个剧本写作得比较技巧，作者用切·格瓦拉这一极具人格魅力的传奇人物所信奉的
理想，取代了他从事的那个运动后来的社会实践，剧本中始终张扬着对那一理想的追求，
而那一社会实践，由于与目前还活着的政治人物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由于它还是现
实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所以其真实面目始终隐藏在神秘的、厚重的历史帏幕之后。“真实
”被迫裹上重重莫名其妙的外壳，再加上个别远在大洋彼岸的学者，用满嘴洋概念给我们
创造了一个从来不曾存在过的文革、鞍钢宪法、大跃进，将历史涂抹得面目全非——如此
不认真对待历史的“研究成果”，与官方有意隐瞒历史真实遥相呼应，其结果就是引导那
些从未经历过文革的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竟在不知其然的情况下，对“文革”莫名
其妙地崇拜起来。最近我所读到的“经济文革”一文，作者就以为“文革”只是一群高干
、高知及其家庭受难的历史，殊不知千千万万普通人所遭受到的家破人亡之痛，远远甚于
这些高干高知们，只是历史从来不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所以高干高知们在打倒“四人
帮”以后，还有机会倾诉苦水，将自己家族跌落尘埃的种种不幸公诸于世，而不少遭遇灭
门惨祸、死得猪狗不如的普通民众，却永远也没有办法再伸张他们所受到的冤抑，他们的
悲惨遭遇只能消失在茫茫历史长空。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知识分子们极
少能够将这段历史记载下来，如果有人记录，那也只能在国外发表（这一点恰被黄纪苏先
生轻飘飘地斥之为“前往牛津清算‘文革’，住在耶鲁批毛泽东”），如郑义记载广西吃
人的《红色纪念碑》，本人十年前用笔名写的记载湖南邵阳县杀人的文章《为了被遗忘的
数千冤魂》等——不过必须声明，拙作可不是在国外写的——我经历过那时代，至今不愿
意回首那个时代的荒谬、血腥与不人道。我只认定一条：理想再光辉灿烂，但如果落实到
现实，全是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东欧与中国的社会实践，那就只能说明这理想缺乏可
操作性，只能存在于书本与理念之中。这就好比太平天国的理想是《天朝田亩制度》，天
下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姐妹，而其实却等级森严，上层人士纵欲无度，下层却必须
严格禁欲。所谓“天国”的上层与下层，过的全然不是一样的日子，这场革命除了通过这
种秩序颠覆将一些边缘人物送上了统治者位置之外，对广大下层人民又有什么意义呢？难
道我们能对劳苦大众说：“太平天国有着光辉灿烂的理想，现实不需要与之计较吗”？
   
    与切·格瓦拉熠熠生辉的理想人格对照的，是矛盾丛生的现实社会。作者将其智慧倾
注于笔端，再加上北京语言特殊的煽情魅力，用去掉一切中间人士、中间看法的二元对立
，使得整个剧本只剩下黑白地带，非甲即乙，似乎这世界只剩下这两种选择：不是剥削就
是革命；这世界只剩下两种人：不是剥削者就是革命者。作者借助于这种写作手法上的“
不公平”，在理想与现实中间搭了一座虚幻的桥梁，甚至不管整个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到
底是怎样写就的。其实“革命”的结果只不过是换了一批统治者而已，底层人民的生活处
境，除了用“出身论”制造一批贱民，让一般劳苦大众在与政治贱民那种低贱如尘埃的处
境相比较中，生出几分自己还是“人上人”的虚幻感觉之外，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呢？
更何况普通民众在完全丧失了自由的情况下，得到的只是配给制的低水平物质生活。在克
格勃式的警察国家里，谁也没有享受自由。而且作者将革命写得那么激情万丈，好像是一
路凯歌，众位革命英雄在潇洒谈笑间，就江山易主、革命成功。殊不知革命是千万人头落
地，鲜血染就。中央电视台正在放《太平天国》电视连续剧，虽然有一些血淋淋的厮杀场
面，但那厮杀场面与野史中记载的惨状相比，真是太温情脉脉了。史载太平天国运动期间
，江苏、安徽等省赤地千里，析骨为爨，易子为食的事情时有发生，人肉标价出卖的事情
比比皆是。
   
    改革之后的社会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却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可获解决的，它
必须通过另一种不流血的革命，即制度变迁来解决。二十世纪确实有国家通过社会改革达
到了社会富足、人民安定并享有各种权力的境界，而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及欧美国家的人
民，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宪政民主制度保证了他们有自己的
利益诉求管道，最重要的是保证了他们拥有自己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
会自由、结社自由。正是这些权利保证了他们可以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维护着他们各
自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完全无视他人利益而为所欲为。
   
    我在美国华盛顿的纳粹大屠杀纪念馆，手持一位在大屠杀中死去的小女孩的护照进去
参观，在那纪念馆里仔细观看了一个多小时。当看到纳粹德国迫使犹太人挂着侮辱性的牌
子在公众场合示众的图片时，当看到一位小孩在日记中记录他所经历的种种令人恐惧的事
情时，我的心虽然在不断颤栗，但更多想到的却是咱们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我那
时虽然只有十岁，但已经记事，我清楚记得我家提心吊胆地渡过每一个黑夜，因为不知道
什么时候又要来一批什么人抄家，其实几经洗劫的家根本没剩下什么东西，连过冬的毛衣
和好一点的棉袄都给抄走了，差不多家徒四壁。抄家者反复上门，无非是满足他们那种虚
骄感与虐待狂心理。要知道我的父亲其实只是当地一位较有名的医生而已，与毛泽东要施
之以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几类人都沾不上边。而且，我总觉得这个犹太小孩的生存处境不
一定比我们更差，至少他还能留下日记，我们谁敢留下记录当时境遇的日记？一篇那样的
日记就可以将无辜的小孩打成反革命并送进监狱，还要株连父母与整个家庭。至于我们对
待同胞的态度，也绝不止于只挂个牌子，还要戴上高帽子、坐喷气式，以及其他一切当时
的“智慧”想象得出来的酷刑。我看了大屠杀纪念馆以后，才明白为什么咱们迟迟不建“
文革纪念馆”，因为倘若真有那么一个纪念馆，人们只要参观过那个纪念馆，恐怕再也不
会相信有关“文革”以及其他种种神话了。
   
    我重视的是《切·格瓦拉》这一剧本引起的社会反响，由于社会现实确实如此，还由
于这一剧本强烈的道德倾向，它的诞生注定要在观众心里掀起滔天巨浪。我曾在湖南卫视
“有话好说”节目做过一次嘉宾，就广州南方百货二十五位下岗职工的住房是否应该被该
企业收回的问题展开讨论。那些职工最长的工龄达３５年，最短的也有１５年，他们的住
房并非什么好房子，也在几年前企业房改时以非产权房的形式买了下来。后来政府发文否
定这种房改，他们也恰在这时下岗，于是他们为之服务了长时间的企业就根据政府公文要
他们搬走，这二十五位工人在失去工作之后又要失去他们赖以栖身的住房。广州媒体如云
，也素以大胆敢言著称，但这件事情不知什么原因就不能见报。这些无助的工人只能通过
同情者牵线搭桥，在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节目上展示自己的困苦与无助。那次节目中
，参与者有工人、学者、企业负责人，下面的观众出身各异，谈话的内容真可谓是“什么
阶级说什么话”。有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两位大学生在观众席上闪着泪光说：我们父母
是湖南某某工厂的职工，我们家从爷爷一辈子就在这家工厂工作，当我们父母被宣布下岗
时，我家的感觉就像是被父母抛弃了一样。一位与我同台作嘉宾的企业家干脆说，企业负
责人有企业负责人的难处，如果让这些下岗职工占着房，那新来的职工怎么办？企业还要
不要办下去？政府说了企业原来的房改不算数，就得按照政府说的办。观众席上一位长沙
负责房改的干部则提供了一则办法，说政府提供的解困房也就十来万元钱，你们去买这种
解困房就是。那原来抱了很大希望的广州下岗工人们听了以后苦笑着说，我们如果有钱买
政府解困房，就不至于要到这台上来讲自己的困难，做人都有自尊。
   
    这种社会磨擦加剧的现实状况，如果还被当局看作“形势大好”，一心以封嘴消音的
方式扑灭不同声音，恐怕真离“革命”不远了。《切·格瓦拉》一剧的警示意义就在于此
。
   
    因权力市场化而拉大贫富差距的今天，我完全理解人们在观看《切·格瓦拉》时的复
杂情绪，因为这一剧本确实用漫画化的煽情手法反映了社会公众对现实的一种真实认知。
但我却反对在无视历史经验的情况下，吹响暴力革命的号角，因为“格拉玛号”从来也没
有驶到过它所指向的目的地，不管坐在那条船上面的格瓦拉本人的人格魅力如何熠熠生辉
。我不愿意看到生我养我的父母之邦再次陷入革命的血海之中，除了社会统治精英们不愿
看到社会危机信号，非将社会逼上那条路不可。我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上
述矛盾），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角色错置造成的，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政府既要做规则的制
定者、游戏的仲裁者，又要作为参赛者介入社会经济活动并分取利益，而整个社会明明已
形成了各个利益群体，但就是不让这些利益群体有自己的利益代表与利益诉求管道。程晓
农先生曾深刻地总结过社会矛盾如此纠结的社会原因：“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改革
的政治难题是，在全能主义的体制中缺少应对上述现实的机制。政府习惯于代替民众和社
会利益集团作抉择，因而也把制度变革的所有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
而民众则习惯于等待政府提供的机会，也把变革中的利益损失归咎为政府的过失。结果政
府很难从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利益摩擦或冲突中超脱出来，不能有效地扮演社会利益集团间
利益摩擦的仲裁者角色；相反，政府往往被深深地卷进这种利益集团间的摩擦，为了维持
安定，只好运用公共资源对各利益集团轮番安抚。这样，本来存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摩
擦，反而被政府变成了每个利益集团分别与政府的摩擦；本来可能只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
团对另一个利益集团的不满，却被转化成对双方对政府的不满。当轮番安抚不再奏效时，
政府只好更多地依靠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社会集团，以至于成为其利益代表，这时政府继续
推动改革的能力就被束缚住了。二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不正是这样的情况吗?”
   
    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时代变革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他们近几年到底在争什么？由于
这种争论常有花翎红顶的介入，常常使得这些争论最后不了了之。近几年来所谓“新左派
与自由主义之争”就是这样。最近，海外一位朋友跟我谈到他的看法，很有见地，谨录之
如下：
   
    “不管是从真正的自由派立场，还是从真的新左派立场去看，避谈政治自由的‘经济
自由派’和奢谈‘革命、公平’、却半句也不敢批评专制的‘新左派’，均属冒牌货。我
越观察越觉得，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他们虽各有后台，利益并不一致，相互妒忌、争斗
，彼此攻击不已，但其实他们各自的后台效忠的是同一个‘主子’，双方均为其‘主子’
所需要，因为他们分别支持主子的经济和政治基矗就象‘罗锅子’与和申（左王右申）一
样，彼此斗得再热闹，‘皇上’也不会真除掉谁。因此，这些在台上‘演戏’的‘角儿’
深知，自己无论怎样批评另一方，都会安然无事，而且既能提高知名度，又能增加稿费、
顾问费之类的收益。同时，他们也并不担心被批评的另一方会触及自己刻意避谈的真正‘
痛脚’。所以，他们的‘表演’就象传统中国戏剧中的‘武打’，看着热闹，煞有介事，
其实是不必当真的。在对外关系上，他们也分别扮演着相得益彰的角色，‘经济自由派’
为争取国际资本唱‘中国市场歌’，‘新左派’则帮着‘主子’抵制‘和平演变’、维护
‘红色’江山。这个‘主子’真正恨的，是不愿意依附的‘清流’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
分子力图独立于任何权贵（包括掌握经济资源的新权贵以及占据意识形态位势和‘革命’
资格之政治资源的老权贵），只讲真话实话，这才让‘没穿衣服’的‘皇帝’恐慌。‘皇
帝’真正害怕的，是‘清流’会帮着老百姓看穿了‘皇上’与‘罗锅子’、和申（左王右
申）们演的这台‘戏’，要‘轰’他们‘下去’。……”
   
    中国的“新左派”们针对的从来就不是本国的专制政体——黄纪苏先生已将这种批评
轻蔑地称之为“反极权的蹦极跳”——而是所谓的“外国资本”。这一点与外国的新左派
矛头所向是本国政府很不相同。旁观者清，这位海外朋友的话谈得倒还真是中国的实情。
《切·格瓦拉》一剧如果将现在的社会不公归结于没有延续格瓦拉理想的圣火，而将真实
的历史一笔带过，只给我们展示虚幻的理想，至少是对读者的一种不公道，也是对历史的
严重侮辱。
   
    黄纪苏先生在《革命及相关词语》一文中，以骂遍中国大地无敌手的气概，将所有他
想涮的各种思想观点都大大涮了一遍，但有几句话却彻底暴露了他对言论自由的真实看法
：“期货派挟将来以自重，仗着洋人看不起官，认为在一体化的全球，洋人才是师祖，官
不过是收编的邪派，要矮着一辈儿，自己虽然更矮，但与师祖最亲，是精神上的嫡系。他
们和官不大融洽，虽然官那里的好处他们逐月逐项领取一文不差，但就是不肯打收条，而
且时不时还要玩回反极权蹦极跳，引得国外观众大呼小叫。官没有办法，只好请最头疼的
几位到他们最理想的国度去做活烈士。面向刑场或劳改农场的老右派和走向美元马克的新
右派真是不可以同日而语。”
   
    这是什么话？活脱脱一幅在屠宰场边分肉吃边幸灾乐祸的模样。黄先生弄错了几个问
题：第一，如果大家在所服务的单位拿的是工资，那么这是劳动所得，不叫“好处”，他
总应该知道劳者取其酬的简单道理；第二，反极权又有什么错？文中之意颇有为官现在采
劝大度”姿态，只是将新右派们赶出国家，而不是将他们送上刑场或劳改农场而遗憾，不
知黄先生读过这句话没有：“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第三，不
知黄先生是故意遗忘，还是确实对外界情状懵然不知，“前往牛津清算文革，住到耶鲁批
判毛泽东”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国内没有言论自由，而那些真正挟“洋学问”以
自重、为中国人重新塑造了一个完全虚假的文革的人，那些每天只批外国资本、而不批本
国专制政体的人，恰好就住在耶鲁、麻省等地。
   
    革命的煽情搞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这已经不仅仅只是
几个知识分子的悲哀，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了。因为它表明，一个半世纪的苦难历史，并
没有将我们这一古老民族教得聪明一些。所有的历史苦难，都被我们用煽情语言与虚假学
术轻轻抹上一层明亮色彩，化成了后人应该顶礼膜拜的圣殿。
   
    如果是这样，我只能说，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中国还将是现代化道路上的迟到者。

今天是格瓦拉的诞辰。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何清涟在国内的文章还可以读，等到她出国以后就有点度量不足的问题了，而且她是个记者，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治家。
对格瓦拉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其实这也是对历史人物的一贯态度。
谈历史就是为了谈今天。
革命也好，自由也罢，不过是今人强加于古人的东西。
格瓦拉已经牺牲近半个世纪。
这位生与阿根廷的古巴革命的缔造者，他把一身献给了革命事业，
最后死在玻丽维亚的热带雨林中，
应该是死于理想。
我们应该尊重那些为了理想的人们。

纪念切·格瓦拉。

呵呵，hobson要是不说，我也还不知道今天的意义呢！
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刚看了今日美国报的一篇悼词，
觉的引过来很合适。
He was a giant.

Good night切·格瓦拉。

不知切在他生前尊重过人没有？
理想，什么叫理想？

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道德的批判标准不在某人，
我讨厌一切标榜自己是唯一真理的人。

不知切在他生前尊重过人没有？

这个我也不知道，
格瓦拉一生是革命的一身是毫无疑问的。
他做为古巴的财政部长，却鼓动废除货币，
他是古巴革命的缔造者却在革命成功后，每天带人去砍甘蔗。不是做样子，是真的自己砍，他的手下都不如他。
他在古巴功成名就，却放弃高官，跑到玻理维亚去输出革命，最后死在异国。
50年代是个传奇的年代，我想他的理想就是这个吧，他自己捍卫了自己的理想。

说白了吧，他的身份和早期的殖民者没什么区别。

粗暴干涉别国内政。
一个美洲人跑到非洲搞的什么游击队，这和当年的十字军东征有多大的区别？
不觉得自己是个解放者，其他人们似乎应该由他这个救世主来拯救了。

假如他的所谓革命成功了，不知世界会怎么样。

比革命更重要的是人的生活，人是尊严，人的自由---
但他们，都需要我们用宽容去呵护。

http://2000xingyi.51.net/gewala.htm

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
              王良
    在1997年7月的一天，一支古巴和阿根廷科学家小分队站在玻利维亚一小镇的一个深坑前面，坑里有七具沾满泥土的人体骷髅。第二具骷髅脸朝下趴着，头颅骨上盖着件霉烂的橄榄色军服，这具骷髅没有双手。当队伍中的古巴法医专家通过牙齿和颅骨最终确定了这具遗骸的身份时，随队采访的美国记者记录下了这样一幕：坑边一位古巴地理学家低下头，向没有双手的骷髅致敬，口中反复念着一个字——切。是的，那遗骸就是切·戈瓦拉，古巴人民的英雄，传奇的“切少校”。仿佛间，我们又看到了在丛林、泥泞小路、没有尽头的黑暗中,一个孤独的战士，搂着枪，捏着铅笔头，在膝盖上小纸片里潦草地书写着伟大的话语："哪里有帝国主义，我就在哪里同它斗！" １９５９年，古巴爆发了一场改写岛国历史、震撼西半球的革命。这场革命产生了两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一位是当今的古巴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另一位就是更具传奇色彩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Ｅｒｎｅｓｔｏ·Ｃｈｅ·Ｇｕｅｖａｒａ）。
    格瓦拉的名字在古巴妇孺皆知。卡斯特罗说，格瓦拉是人民理想的典范，人类良心的典范。格瓦拉的祖国阿根廷的两位总统称格瓦拉为“当代英雄”、“美洲烈士”。在国际上，格瓦拉的革命精神和伟大人格受到所有进步人士的赞颂，特别是受到世界各地青年人的崇拜。在拉丁美洲，许多左翼政党在格瓦拉死后发表声明，称赞他是“拉丁美洲解放的伟大战士”。一位乌拉圭神甫公开宣称：“切是我当作偶像一样崇拜的革命家。”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更赞颂格瓦拉为“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面对格瓦拉之死在全世界激起的惋惜、崇敬和赞颂，连一向将格瓦拉视为死敌的美国舆论都惊呼：一个革命家去世了，一个神话人物诞生了！  
    格瓦拉１９２８年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镇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自幼受哮喘症的折磨， 但自强不息坚持锻炼身体。早年曾就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１９５１年辍学，后出 游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国，遍访民间疾苦。次年８月回国继续学 业，１９５３年毕业后获医学学位和外科医生证书。同年再闯世界，继玻利维亚后到达危地马拉并供职进步的阿本斯政府。１９５４年阿本斯政府被颠覆后，格瓦拉又奔赴墨西哥。在 墨西哥格瓦拉结识了长己两岁并改变他一生的卡斯特罗。格瓦拉的名字里本来没有“切”， 由于他的阿根廷口音里常有“切”字，他新结识的古巴同志和战友就以“切”来称呼格瓦拉。１９５９年加入古巴籍后正式为其名。从格瓦拉在古巴战斗和工作的岁月直到现在，古巴人通常都喜欢亲切地称格瓦拉为“切”。让格瓦拉一生感到荣幸和欣慰的是同卡斯特罗结下的深厚友情和同古巴结下的第二母国情结。在墨西哥，格瓦拉加入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组织，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古巴革命的行列。但他同卡斯特罗立下“君子协定”，要求卡斯特罗在古巴取得独立后允许他到世界其他地方闹革命。１９５６年底，格瓦拉跟随卡斯特罗兄弟等一同乘“格拉玛”号游艇登陆古巴后，在东部的马埃斯特拉山开展游击战。战场上的格瓦拉是一位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指挥官。战斗间歇，他还常常以医生的身份为伤病员做手术。１９５８年他指挥的圣克拉拉战役获胜，为全国的解放铺平了道路。１９５９年１月１日，美国扶植的巴蒂斯塔反动独裁政权垮台，卡斯特罗率部进入哈瓦那，古巴革命宣告胜利。

古巴革命胜利后的１９５９年２月８日，格瓦拉被宣布为古巴公民，成为守卫哈瓦那的要塞司令。后任工业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６０年代前期曾出访许多国家，并两次访问中 国，还曾率团参加第１９届联合国大会。

格瓦拉在担任古巴领导人的同时，心里时常牵挂着世界其他地方的劳苦大众。他积极总结古巴革命的经验，写成了《游击战》等著作，形成了游击中心的理论，并希望运用这些理论帮助解放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在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劳苦大众。１９６５年，他毅然放弃了担任的所有古巴党政军领导职务和古巴国籍，离开亲爱的妻子和儿女，冒着生命危险，率领１００多名游击战士前往非洲的刚果（金）进行游击战争。他在告别古巴写给卡斯特罗的信中道出了心声——“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微薄的力量”，“哪里有帝国主义，我就在哪里同它斗”。然而，在刚果（金），由于他与卡比拉（１９９７年推翻蒙博托任刚果总统，后遇刺身亡）领导的游击队意见不统一，得不到支持，游击活动进行了一段时间，收获不大，不得不回到古巴。１９６６年，格瓦拉又带领十几名战士，把他的游击中心理论搬到南美最贫困的玻利维亚进行演练。1967年10月8日，立足未稳的格瓦拉就因被告发而在激战后被捕，被捕时身受枪伤并且哮喘发作。１９６７年１０月9日，年仅３９岁的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这个没有死刑制度的国家被政府军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顾问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另外６名游击队员。遇难者被埋在十分隐蔽的地方。格瓦拉的双手还被割下，浸在防腐液中准备用做证据。但是，就在第二年，玻内政部长出走古巴，带去了格瓦拉的日记等文件。而在1970年，这位前部长更是把那双手运回了哈瓦那,他把这种行为称为“受良知的驱使”。在格瓦拉最后的照片上，我们看到他目光中的痛苦与悲伤。但那不是普通人因为生命就要终结，无法再享受生活的伤感。那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个真正的战士，因为无法再为了崇

高的理想奋斗，不能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实现，而发自内心的英雄的叹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我们能看到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火花在跳跃。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功利，在心中充斥着物欲。我们在这里缅怀英雄，就是在呼唤那久违了的伟大的精神，让我们重新找到理想与信仰。当今的世界还存在许多问题，还有许多不公正、不平等、剥削、压迫和贫困。格瓦拉有一个伟大的理想，那就是消灭所有的不公正，并为这一崇高理想奋斗终身。他是一面为理想、为正义而奋斗的旗帜。这种理想是永恒的，是永远年轻的，永远属于正义的人们。

            是谁点燃了天边的朝霞，

            千年的黑夜今天要熔化

            也许光明会提前到来

            我们听见你的召唤：切·格瓦拉

            是谁指给我闪亮的星斗

            心灵战胜了虚荣的繁华

            在寻找家园的十字路口

            我们看见你的身影：切·格瓦拉

            是谁带领我重新出发，

            正义的思想再度升华

            前进的路需要新的脚步

            我们跟你前仆后继：切·格瓦拉

            是谁站起来永不倒下，

            身后的大地开满鲜花

            革命的意志百炼成钢

            我们决心和你一样：切·格瓦拉

            坚定我的心让红旗飘扬

            接过你的枪奔赴战场

            唱起你的歌就有了力量

            走在你的路上我们有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