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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强老师的学术报告（全球化与政治理论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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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uanyu (春梦随云), 信区: Political_Science
标 题: 转载李强老师的学术报告（全球化与政治理论的新趋势）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1年12月12日23:56:54 星期三) , 站内信件
全球化与政治理论的新趋势
李 强
一
一九八九年苏联解体，当时西方世界一片欢腾。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
书中，将自由主义对未来世界形势的乐观主义情绪表露无遗。他说：“好消息已经来临。二
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最值得注意的发展是，世界上不论是军事的右翼威权主义或各种形
式的左翼极权主义这些看来很强固的独裁体制，都在核心部分显露出其脆弱的一面。拉丁美
洲和东欧、苏联、中东与亚洲，强固的政府都在这二十年间动摇了。当然，并不是全由安定
的自由民主所取代，可是自由民主目前已及于全球的不同地区与文化，成为唯一一贯的政治
憧憬对象。”福山认为，自由主义的胜利不只是近二十年来的小决战的胜利，同时也是人类
“普遍史”意义上的永恒胜利。在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了君主政治、贵族政治、自由民主
政治、法西斯政治、共产主义政治，但在二十世纪，自由民主政治是唯一安然无恙地存活下
来的政治。正是基于这种自由主义的乐观主义，福山声称，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
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就是构成“历史的终结”。
多年以后的今天，福山的乐观主义往往成为人们嘲笑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天真与无知的证据
，而不是先知的预言。美苏两极格局对立的终结，使原来隐藏着的冲突再次爆发，民族主义
、种族主义异军突起，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 ·11”事件，更是将这种冲突以一种极端的方
式展现出来，使人们对世界的发展前途深表疑虑。
伴随着这种疑虑，最近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西方政治理论发生了全面的、深刻
的、革命性的转变，原有政治理论的基本概念、词汇、预设开始受到怀疑和挑战。考察这种
理论的转变，一方面有助于人们理解社会现实政治变化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思考如何
构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
围绕“全球化与政治理论的新趋势”这一主题，我今天将主要谈到下面两个问题，一是政治
理论的四个方面的新趋势，二是这些新趋势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及其面临的问
题有哪些启迪意义。
二
在谈政治理论的转变之前，我想对西方自中世纪以来政治理论的基本特征做一简要的介绍。
可以说，个人与现代国家的兴起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德国著名法学家吉尔克（Otto
Gierke）曾将现代社会的特征简要地概括为个人自主权与国家主权的并存，并将这两点视为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个人从家庭、家族、地域或宗教认
同的阴影下独立出来，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个人权利成为现代法律保护的主体对象。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从众多的社会控制制度（如封建的、宗教的等）
中脱颖而出，成为现代社会的权力中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以来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
是围绕这两个基本概念展开的。例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社会主义等传统意识
形态的对立是围绕在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不同立场展开的。它们所讨论的都是这样一些问题，
即个人应该享有何种权利，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干预个人，个人享有哪些经济的、政治的
、社会的或者其他的自由权利，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或者应该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
管理。在最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终结以及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发展，
政治理论发生了剧烈变化，我把这些变化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个人概念的变化。最近二十多年来，传统政治理论中“个人”的概念受到了重大的挑
战。如果说一百多年前尼采曾敏锐地观察到“上帝死了”，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说“个人死了
”。从中世纪到近代以来的转变过程中，西方社会原来各种组织——宗教的、经济的、社会
的、封建的、家族的——逐步丧失了对政治的影响力，整个社会在政治上逐步分裂为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另一方面是享有权利的个人。在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中，从霍
布斯到罗尔斯，个人的概念是十分清晰的。什么是个人？个人是一种先于社会、超越社会、
单子式的、享有某种权利、具有某种认知能力的个体。在考虑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时候
，自由主义所关注的个人是一个理性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个人。但最近
以来，这种十分清晰的个人概念不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多重身份的个人”（m
ulti-identity individual），身份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个人不
仅有追求自身利益的一面，而且还有其特殊的多重身份，如民族的、种族的、文化的、地域
的身份等等。各种各样的身份都会影响到个人在政治上的行为选择。对于“承认”的要求在
政治行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以说，近代以来的政治是关于利益的政治（politi
cs of interest），尽管这仍然是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内涵；然而，关于身份的政治和关于
认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politics of recognition），也有着越来越重要
的意义。
自近代以来，人们关心的是一种“正式的政治”（formal politics），它的一个基本前提就
是人与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研究政治不涉及人的种族、文化等方面的身份问题。所有对政
治问题的讨论，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有这样一个基本预设。这
对于构建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是非常有价值的。但现在情况有所变化，随着个人作为一个清晰
的概念不复存在，在“正式的政治”之外，出现了“非正式的政治”（non-formal politic
s）。可以说，原来人们在研究政治理论的时候，诸如个人的本质的问题、民主问题、宪政问
题、法治问题等等，关注的是构建一个制度，制度构建的前提是所有人在法律面前是一样的
，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人们要考虑的一个事实是，不同的人满足的方式并不是一样的
。人们不仅要求享有基本的权利，而且具有一些其它的基于身份的特殊要求。例如在阿富汗
同西方国家作战的一个塔利班战士，它不仅具有阿富汗公民的身份，而且具有某种宗教的、
文化的、民族的身份，政治理论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
第二是国家和国家主权概念面临挑战。上面提到，近代以来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是
国家，我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提到，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是一对孪生兄弟，近代自由主义
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讨论政治问题的。但最近二十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进程
，人们受到多重统治的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传统政治理论讲政治统治主要是政府（govern
ment）的行为，但现在发现，用government这样的词很难描绘今天社会中的个人所受到的各
种各样的管制，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新词“多层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前一
段时间我去日本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题目是“Asia Forum of Glocal Government and th
e Future Generations”,“Glocal”这个新词就是指global and local。这个会议的一个基
本共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地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在我们今天思考治理问题的时候
，一般要考察四个层面的治理：“全球的”（global）、“地区的”（regional）、“国家
的”（national）、“地方的”（local）。当然，不同的地区对它们的感受可能会有所不同
。这四个层面的治理可以使我们理解今天的政治有一些非常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也使政治理
论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与世界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发展，一种全球的治理（global governa
nce）将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们带来许多好处的
同时也带来许多问题。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对跨国公司的限制、对毒品的控制、对环境的保
护等问题，都要求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而不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去解决。“全球的治理”
如何构建，西方不少国家希望利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或“七国集团”作为全球
治理的框架，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代表一种应该是公共的全球治理，这当中有多少合
法性，值得思考。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关于民族国家的主权问题也成为近年来理论界考虑的大问题。一方面
，国家主权的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上是全球的治理，其下是地方的治理，民族国家
夹在中间，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不能单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解决。但从另一
方面来说，只有民族国家有能力、有权力抵制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障民族国家本身
的利益，保障一个国家的企业和公民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切身利益。最近有许多人在讨论
加入WTO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就我个人所知道的范围内，人们似乎都是在讨论如何转
变政府职能去适应WTO提出的新要求，却几乎很少有人讨论，中国政府如何转变职能，更好地
保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利益。
许多西方学者往往以欧盟为例，论证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下降。但我认为，国家主权仍然是构
建新的世界秩序的核心问题。国家主权可以转让，如果转让到全球的层面上，就形成全球的
治理，如果一个地区的几个国家让出一部分主权，就形成地区的治理，但基本的权力基础仍
然是民族国家。
第三个变化是公民（citizenship）和民主(democracy)概念的变化，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理
念受到两方面的挑战。第一，最近二十多年来，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趋势是所谓“
共和主义”的复兴。传统上，英美政治哲学的主流部分以自由主义的框架解释英国革命、美
国革命，解释西方近代以来主流的政治制度。最近二十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新思考近
代以来政治革命和政治制度的涵义，开始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的影响以及马基雅维
利理论中的共和主义作为激发美国革命、欧洲民主主义的精神渊源，作为现代民主的基础。
共和主义与传统的自由主义在民主问题上的最大区别是关于“公民”的概念。共和主义强调
公民概念的重要性，强调公民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所享有的权利与应履行的责任，这与自由主
义的“兼职公民”的概念形成鲜明对比。应该注意到，这种共和主义传统的复兴和最近二十
年来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相互辉映，为自由主义民主理念造成巨大挑战，也刺激了自
由主义自身的发展与反应。尽管自由主义对这些挑战的回应迄今只是初步的，但可以预言，
公民问题在政治理论中的重要性将因这场争论而更为凸显。
关于公民理论的第二个发展与上面提到的“多层治理”有关。新的多层治理使得传统政治理
论所讲的公民概念和民主概念增加了其它的内涵。原来人们讲的公民和民主主要是在国家层
面上的概念，即如何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实行民主，但现在的公民概念，不仅仅是指原来意
义上的在一个民族国家内的公民，还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公民。以欧盟为例，其中的某个
公民是某个地方的公民，是某个国家公民，是欧盟这一地区的公民，甚至是世界公民，公民
的概念如何体现？这是政治理论在近年来所面临的新问题。在多层治理的背景之下，如何在
各个层面上的治理都实现民主？如此理解民主，会涉及近代以来关于民主的几个未曾受到特
别关注的基本问题，第一是民主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关系问题。地域内的民主与国家层面的民
主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倾向。譬如，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法裔占主导地位的公
民所做出民主决定可能与加拿大全国公民的民主决定不同甚至冲突，民主理论将更多地关注
这种多元主义条件下的民主问题。第二是在全球的治理和地区的治理这两个层面上，人们追
求一种正当的统治秩序、追求公民参与政治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新问题。
第四个是新趋势是关于政治理论本身的性质和局限性的问题。以前的政治理论是以现存的人
作为其所关注的核心。人们关于人的本质的讨论、宪政的问题、民主的问题、法治的问题等
等，所以这些关注的都是现存的人。但是现在的情况有所变化，有两个新的问题在近年来受
到重视，一个是自然的问题，另一个是代际的问题。应该怎样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制止对
资源和环境的破坏，这是绿党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另外，以前的政治理论不大关注代际的问
题，没有关注古人，也不关注后代。但现在看来，代际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从古
人那里继承了文化遗产，也继承了古人的罪行，我们有没有权利对那些遗产任意处理？我们
应不应该对祖先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我们应该留下些什么给我们的后代？我们可不可以
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利益，消耗掉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我在《读书》杂志上曾用笔名发表
了一篇关于北京古城墙等历史文化遗产遭到摧毁的文章，在文章的结尾我引用了埃德蒙·柏
克的话，柏克指出，事实上我们今天继承的东西是我们的祖先与我们的后代共同拥有的财富
，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摧毁并非仅仅属于他的东西。
三
以上谈的是政治理论的四个新趋势，下面我想谈谈这些新趋势对于思考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
现实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有什么意义。
最近以来在中国理论界发生了最为重要的争论恐怕就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我觉得争
论双方都没有很好地体会到政治理论的这些新变化、新视角和新问题，这些新趋势对于我们
所关注的争议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是使我们较好地理解“正式的政治”和“非正式的政治”之间的区别，这在很大的程度
上可以化解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也可以化解近代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的争议
。以前我在思考回应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攻击和批评的时候，提到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许多
误解之处。现在看来，似乎有可能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纳入到“正式的政治”和“非
正式的政治”的框架里。诚如罗尔斯所言，自由主义是政治的而不是形而上的（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自由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使人们从制度的角度
和“正式的政治”的角度来处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在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构建一套政治
的和法律的制度。但是这样一种形式政治理论，在今天看来，并不能涵盖政治理论的所有的
问题，我们还要有一个“非正式的政治”，解决关于身份的问题、关于保守派所讲的传统文
化的价值问题、关于家庭、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第二是讨论中国的问题时要区分“国家的”和“国际的”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新左派提到一
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主张一种新干涉主义。但问题是，
是不是在中国倡导某种自由主义的改革，就必然要接受以美国为主导的新干涉主义的新自由
主义的理论？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要区分“国家的”和“国际的”两个层面的不同规则。自
由主义在近代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它有一个基本的预设是人与人在文化上是同质的。如果文
化不同，从理论上讲，自由主义没有多少资源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世界秩
序必须建立在某种共同的原则之上，然而今天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本身就建立在
一种不坚实的基础之上。
第三个启示是要区分责任和权利，在讨论到自由主义遇到的一些新挑战时，这个问题是必须
应该考虑到的。传统的政治理论是形式政治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权利问题，即个人在社
会中、在国家里享有哪些权利，国家应该保障个人的哪些权利，而从来不大考虑个人的责任
。这也就是说，从传统的政治理论的角度来讲，自由主义和儒家就很不一样。今天政治理论
的新的发展，使得有一点可以成为可能，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个观点，从“正式的政治
”和“非正式的政治”的角度来找到一套政治理论。这种政治理论从“正式的政治”的角度
来看，它强调保障个人权利，以个人权利为核心设计一套政治制度。但从“非正式的政治”
的角度来看，从社会的、道德的、伦理的或其它的角度来看，它可以保留传统儒家文化，强
调个人的责任。一方面，个人在政治方面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个人完全可以
按照儒家所讲的“修齐治平”那一套来行为，追求一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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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古希腊与民主制度-(1)--潘维
文章类别: 潘维文章
文章全文:
一． 为什么要议论古希腊文明？
凡讨论民主制度，必溯源至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特别是古希腊的雅典城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已经成了世界上的“神圣”概念。冷战以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对雅典城邦的赞美也“与时俱进”，理想化了的古雅典成了一种当代迷信，贬抑斯巴达成了时髦。然而，至少到近代，欧洲赞美斯巴达甚于雅典。近到希特勒时代的欧洲，“平等简朴”的斯巴达依然被用于批评“腐朽没落”的雅典，理想化了的斯巴达是古希腊最纯粹的北欧日尔曼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价值观最伟大的榜样。无庸讳言，斯巴达精神对罗马精神，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精神的影响并不亚于雅典。 当今大多数学人属“民主派”，认民主为“普世价值”，批评民主自然被视为“异端邪说”。然而，如茨威格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指出的，“异端的权利”之不可被剥夺是“现代文明的一般准则。”
在公元前九世纪，斯巴达的英雄“利可古斯”(Lycurgus) 创立了斯巴达宪政，建立了一个正式而且稳定的公权体系，利可古斯的宪政体制持续了800年，城邦也保持了800年稳定。与之相对照的是，雅典的梭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期（公元前594年梭伦开始执政）制定了以扩大平民权力为导向的宪政体制。他在逝世之前，雅典平民就已经支持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实行专制了。四十年以后，庇西特拉图的继承人被驱逐，但雅典却实行了比梭伦激进得多的扩大平民权力的体制。新政削弱了社会妥协，伤害了城邦的共同利益，增长了党争，仅仅维持了一百年就陷入混乱和衰落。无论右翼的马基亚维利，还是左翼的卢梭，都赞美斯巴达而非雅典。
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制产生于古代希腊。雅典民主制之前还有所谓“部落民主”，或“原始共产主义形态的民主”。然而，说民主制从来就有（因而天然合理）如同说专制从来就有（因而天然合理）一样没有多大意义。在古希腊最伟大的三大哲人中，苏格拉底（Sokrates, 前469-前399）和柏拉图（Plato, 前427-前347）明确表示了对雅典民主制的厌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384-前322）也批评了雅典的直接民主，他把法治当作理想制度。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是人类第一部政治学著作。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遗下《理想国》和《法律篇》，深刻地讨论了政治生活，强烈批评了民主制度。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诞生于我国思想家孔子 (前551-前479) 逝世以后的第十年，也象孔子一般“述而不作”，两人的政治理念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他对民主制度的激烈批评导致雅典公民们投票处死了他。 从苏格拉底诞生到亚里士多德逝世的一个半世纪是古希腊民主文明最兴盛的时代。世界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度，即雅典民主制，也在这百年中经历了兴起和衰落。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1）古希腊民主制度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基础。（2）最早的民主制与其他制度怎样联系和区别。（3）古希腊民主制的优点、缺陷及其与文明兴衰之间的关系。
这里陈述的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古希腊史。与历史学不同，政治学密集地讨论历史是阐述理论的一种方法。与历史学不同，对政治学而言，历史永远是现代史，用于检讨已有的观念，让历史这颗常青之树给世界政治的灰色理论注入生机。
二． 什么是古希腊文明？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之间的山区和海岛上生存着数百个独立自治而且骄傲自豪的城市国家（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个，直接民主制的雅典 (Athens)、寡头法治制的斯巴达 (Sparta)、和缺少稳定制度的科林斯 (Corinth)。如同我们今天的世界，无论在哪个制度之下，古希腊全境都是充满智慧和热忱的地方。当其他文明还在用神话的语言来思考，希腊人已经用“思维”、“物质”、“形式”、“本质”、“自然”、“存在”、等等概念把抽象思考推到了极限。他们提出有永恒意义的疑问，而且严格依照理性标准来回答这些问题。苏格拉底的热诚，柏拉图的敏锐，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透彻都源于理性求知的渴望。社会自由与哲学、戏剧、建筑、和雕塑一道进入黄金时代。古希腊人对知识的渴望使他们从东方学来了很多，如医学、数学、应用几何、天文学、钟表、日历。希腊人的卓越之处是在学到的技艺中找出秩序，概括到系统和定理中，建立完整的理论。为此，他们发现了推理的规则，对逻辑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古希腊人运用科学的方法检讨一切假设，不受制于成见，更不畏惧权威，而是仔细观察，不辞辛苦地收集材料，带着不懈的热情进行分析。他们在生物学上预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物理学上提出了原子论；在天文学上发现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转的。古希腊的很多科学思想后来失传了，一如他们的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大部分文学作品。然而，那时留下的悲剧艺术在今天的歌剧院里仍然令我们深感震撼。那些戏剧表达了在自由意志和自尊与宇宙规则和法律之间所发生的激烈冲突。在残存的古希腊雕塑里，我们看到了栩栩如生的人，其精确的比例闪烁着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光辉。如同中华文明，古希腊的宗教是多元混杂的。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宗教，没有教会，没有统一的基本教义。如同中国人舞龙，希腊人常拿他们的神明开玩笑，把宗教庆典奥林匹克节变成体育节，把众神描绘成爱争吵，不道德，受诱惑，盗窃，甚至相互开战的有特异功能的寻常人。如同对于中国人，希腊人的神明只是表达了现世，不似后来的基督教演进成“普世价值”和自由思想的羁绊。
古希腊的成就是无可质疑的，它的灿烂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源泉之一。 政治体制构成所有文明的核心。但把古希腊的成就全归于雅典是浅薄的，全归于雅典的民主制更是荒唐，一如把现代世界文明仅归功于美国，把美国的成就全归功于民主制度。那断臂的维娜斯并不属于雅典，众多的希腊科学和文化成就是在雅典民主制确立之前或衰落之后取得的，绝大多数也不是在雅典产生的。雅典民主的辉煌仅维持了百十来年，从未“不可避免地”扩散，而是古希腊数百个城邦中的异数，也是古希腊实行的若干政治体制中的一种。民主的顺利运转要求特定的社会结构。象雅典一样采用民主制的城邦大多默默无闻，并未取得能与雅典比美的成就；其他多数城邦采用的是贵族寡头制，或个人专制。我们通过考察古希腊民主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说明民主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性，有兴也有衰。而且民主制的兴衰未必代表文明的兴衰。
三. 希腊文明的缘起
古希腊文明的崛起大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分别是米塞尼文明，多利亚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
（1）米赛尼人的文明
距今大约四千年前，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前1999-前1900）我国夏朝刚开始不久，一些讲希腊语的原始部落从巴尔干北部地区进入了半岛的南端，即现今希腊的中部以及位于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荷马史诗》称这些人为“阿加”人 (Achaians)，现在的历史学家称他们为“米赛尼”人 (Mycenaeans，又译“迈锡尼”人) ，因为他们文明的中心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米赛尼城 (Mycenae), 在今日希腊的特里波利市 (Tripolis) 附近。米赛尼人深受克里特岛 (Crete) 上先进的米诺安 (Minoan) 文明影响（米诺安是欧洲地区第一个脱离野蛮时代的文明），从米诺安人那里学来了文字、艺术、陶器、建筑、和宗教。他们还从东方的西提特（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今土耳其）和古埃及学来了装饰和雕塑。五百年后，米赛尼人在公元前1400到1200的二百年间把自己的文明推进到高峰。这个时期大体与我国的商朝（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066年）同时代。自公元前十五世纪开始，克里特岛频遭天灾，内部叛乱，及希腊人的侵略，已经衰弱了。米赛尼人在公元前十五世纪的中期，攻占了克里特岛的中心科诺索斯城 (Knossos)，摧毁了那里的文明，使克里特岛成了希腊人的天下。科诺索斯城墙上的著名壁画描绘了一个和平而且先进的文明怎样被高度军事化的希腊人所淹没。由此，米赛尼人取代米诺安人成了地中海区域的霸主。地中海地区当时受两大帝国文明的包围，东面是位于小亚西亚半岛的西提特帝国 (Hittite Empire)，南面是北非的埃及帝国。没有证据显示米赛尼文明的安全受到这两大帝国的威胁；相反，爱琴海各岛上的米赛尼人显然参加了对西提特帝国首都和对埃及帝国北部沿岸的掠夺式攻击。
《荷马史诗》描绘了米赛尼人的文明，近代考古发现了米赛尼人的陶器、雕塑、工具、墓葬、建筑、等等，而且发掘出了《荷马史诗》中描绘的特洛伊城。考古证据显示，米赛尼人在富庶的东方和西北方蛮荒的欧洲大陆之间从事掮客，海盗，小规模的制造业，并经营一点农业。他们掠夺弱小落后的邻居，与不易掠夺的强大国家进行贸易，贩卖武器、奴隶、木材、原料、金属工具、首饰、香料、及皮革。其贸易网东至小亚细亚半岛，西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法国的沿海地区，西班牙，甚至英伦三岛。如同他们的后辈，米赛尼人未能克服困难的地理条件而建成统一的帝国，仅在希腊本土和爱琴海的岛屿上建立了许多小型王国。但那些小国的社会管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希腊本土发现的皮罗斯国 (Pylos) 的政府档案显示，其王室的集中统治是经由组织完善而且机构复杂的官僚体系实现的，这个体系分区管理税收征集，货物分配，和宗教生活等方面事务，而且置有监督机构来控制腐败和纠正行政错误。这种专业化的机构显然不属于农业社会。这些小国政治上彼此互不隶属，但语言文化上却高度一致，说明他们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非常密切。一位西方文明史专家就米赛尼人获得的成就评论道，“其高峰时期的文明比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文明更发达。” 公元前六世纪的上半期是雅典的梭伦时代，下半期是雅典比西特拉图父子的僭主时期。
（2） 多里亚人的入侵和“英雄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即我国商朝的末期，米赛尼文明的二百年繁荣被突然打断了，一些讲另一种希腊方言的野蛮部落从北部侵入，他们大约是进入希腊地区的最后一支讲希腊语的部落。这些被称为多里亚 (Dorians) 人的部落摧毁了米赛尼文明。一些米赛尼人向东逃亡到未被铁蹄践踏的“阿提加”平原 (Attica，即雅典地区)，以及爱琴海上的岛屿和小亚细亚沿岸，如后来的复兴基地爱奥尼亚地区。公元前1190年左右（即我国西周开始的前夕）在小亚细亚的爱琴海沿岸爆发了特洛伊战争。那大约是米赛尼人逃亡过程的一段插曲。直到公元前八世纪的四百年间，希腊和爱琴海地区陷入了史家所称的“黑暗时代”，作为多里亚人和米赛尼人后裔的古希腊人则据《荷马史诗》称其为“英雄时代”，是巨人在大地上行走，留下无数奇迹的时代。考古发现显示，那时希腊各部落王国间的联系中断了，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陶艺风格。由于邻近的两大帝国也处于被侵略和混乱之中，希腊与东方的联系中断了。写作的技艺失传了，雄伟的宫殿塌毁了，地中海上的希腊商船没有了，商业财富消失了，墓葬里不再出现大量的金银制品，整个地区倒退到了简单和的农业社会。然而，讲不同方言的希腊人之间仍然能彼此交流，米赛尼文明并未被彻底摧毁，后来古希腊文明中的一些重要部分是米赛尼文明的翻版。代表多里亚文明的斯巴达把米塞尼人的后裔变成了奴隶。
米赛尼文明的兴起和衰落与世界其他文明史有相通之处：无论先进或落后或奉行哪种政治制度，（军事上的）安全是最终的保障。没有能力维持自身安全的文明是虚弱的文明。换言之，民族的兴衰不仅与文明的政治制度相关联，更与能否持续地拥有强盛的军事力量相关。不能维系强盛军事力量的政治制度是有重大缺陷的制度。
（3） 殖民扩张运动
希腊人花了大约四个世纪才重建和稳定了社会秩序。到荷马写作史诗的公元前八世纪 (前799-前700)，即我国西周末期与春秋时代之交的时期，希腊地区发生了一场技术革命和文化复兴运动。首先是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增加了农业产量，导致人口暴增，出现了所谓“生存空间”问题。其次是从来自黎巴嫩地区的腓尼基人 (Phoenicians, 因主要贩卖一种紫红色的织品而得其名) 那里学到了闪米特人（犹太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的西伯莱字母，经改造之后用于拼写希腊语言，这是一切西方语言字母之源。第三，在小亚西亚半岛上的特洛伊城附近形成了第一个城市社会爱奥尼亚 (Ionia)。爱奥尼亚是传承米赛尼文明的重要据点，更因重新沟通与东方发达社会的联系成为希腊的文化和商业中心。爱奥尼亚的文明贡献出了《荷马史诗》，史诗描绘的神话历史写成文字后迅速流传，促成了浪漫的英雄主义和泛希腊主义理想。公元前八世纪史诗出现后不久，古希腊为“生存空间”开始了一场持续二百年之久的殖民扩张运动，在公元前750-550年左右到处去建立独立于母邦的城邦。这个时期大体相当于我国的东周时期（前770—前481）。
那时的殖民扩张把古希腊文明推向辉煌。这场殖民运动虽比不上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抢地浪潮，却在空间和时间上同开拓北美的运动不相上下。如同古希腊人在《荷马史诗》的激励下四处殖民，英国早期的殖民者是吟唱着莎士比亚的诗歌开拓北美的（快乐的男人，渺小的世界，银色大海里的宝石 …This happy breed of men, this little world; This precious stone set in the silver sea …）。 近代的殖民扩张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
一些人希望把希腊的成就描绘成民主制的成就，一如把近代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描绘成民主发展史。其实民主制是文明发展的结果之一，而非其原因。古希腊的主要科学成就获得于雅典民主制衰落之后。罗马的崛起不靠民主制度。近代西班牙帝国的建立不是民主制的结果。伊丽莎白女王建立的英帝国也不是民主国，但产生了莎士比亚和牛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并非出现在奉行民主制的美国。中国在近代以来的衰落不是因为专制，中国在现代的崛起也不是因为实行民主。谁又能因为沙皇俄国和苏联不是民主国家就可以忽视俄国人在这个时代取得的科学、艺术、和文化成就呢？美国作为现代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其实是英国殖民扩张的一个意外结果。神化民主制的作用是冷战之后的事情。
古代希腊的殖民点遍布地中海，西至西西里岛和法兰西海岸，东达黑海沿岸。著名的希腊殖民地包括西西里岛南端的希拉求斯 (Syracuse, 远征该城是雅典衰落的转折点，美国纽约州的一个重要城市即以此为名)，法国南部的重镇马塞 (Massilia, 即今Marseille), 和控制黑海出口的拜占廷 (Byzantium, 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希腊人没有发明殖民扩张运动，只是步东方腓尼基人的后尘而已，颇似英国近代的殖民扩张学自西班牙。腓尼基的殖民扩张比希腊人早了两个世纪。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在西班牙南部和北非的北部建立了若干殖民地。其中两个殖民点特别有名，一个称为“盖底斯”(Gades)，在直布罗托海峡的西班牙一侧，控制地中海的大西洋出口；另一个称为“卡萨基”(Carthage)，即今天突尼斯的首都突尼斯市，在北非隔西西里海峡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相望。时至今日，黎巴嫩依然是阿拉伯世界与西欧的桥梁，黎巴嫩人也依然擅长国际贸易，但只有少数黎巴嫩人认为自己是腓尼基人的后裔。如同“地理大发现”是近代西欧社会变迁的动力，殖民运动对古希腊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以部落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演变为“城邦” (polis)。
四. 古希腊的社会结构与城邦政体
希腊城邦政体的历史是一部英雄创制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社会结构史。换言之，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在我国进入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年）时，即公元前八世纪晚期，希腊的自由小农力量突然增强，中断了贵族阶层扩大耕地面积，变自由小农为农奴的缓慢进程。阶级力量对比的突然变化在当时的古希腊引发了普遍的政治危机。
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比较优越，既是自由小农为主体的社会，又有大一统的帝国结构来支撑文明的发展。由于地理条件造成的交通困难，古希腊难以形成大型帝国。然而，由于黑暗时期留下的简朴的农民生活习惯，为数庞大的小农经济在希腊的“黑暗时代”一直存在，未如近东地区发达的帝国那样演变成贵族世家的附属。古希腊自由小农人数和势力的突然增长与普遍使用铁器有关，也同殖民扩张中出现的军事发明有关。
在荷马的时代，军人骑马进行一对一格斗，配备一支用来投掷的长矛和一支近战用的短剑。如此进行的战争天然有利于贵族英雄获得地位和荣耀。然而在公元前八世纪后期，希腊地区出现了“重甲”(hopla, 包括头盔、胸甲、臂甲、盾牌，短剑、长矛) 和“重甲步兵”(Hoplites)，断送了贵族骑兵的个人英雄主义。战士们依旧佩带用于贴身格斗的短剑，却已不再进行单打独斗，大群着重铠甲的士兵列阵进行集体战斗。每个士兵左臂上带一面盾牌，保护自己身体的左侧又保护左方战友的右侧。长矛不用于投掷，而是握在右手用于冲刺。从此，战争的胜负不再取决于少数个人，而在于各方阵里大群战士之间的密切合作，在于严明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古希腊的“军人方阵”(phalanx) 一词被近代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用来称呼其理想的社会主义基层社区，即著名的“法郎吉”。无独有偶，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不仅在称号上采用军事化的“大队”和“小队”，实践上也是准军事组织。由于殖民时代的社区命运严重依赖大量重甲步兵，而且大量的重甲步兵只能来源于大量自由的小农，小农的地位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同时，自由的小农也因为在一起战斗和训练，产生了超越传统部落血缘意识的集团型自我意识。我国西南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普遍由退伍军人担当，因为他们曾出门在外，视野容易超脱出本村家族血缘意识的限制，是落后地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最后，因为参加重甲步兵的资格取决于购买铠甲兵器的能力，财力而非部落血缘关系就成为获取重要社会地位的手段。即便不是农民，通过经商致富也可以购买铠甲兵器，加入受尊重的战士阶层。
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看上去属于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内部平等而且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应当是民主制的稳定基础。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希腊的民主制依然不稳定。首先，殖民战争以及农业和商业虽使自由农变得富裕，可以支付铠甲兵器，但自由的小农也分化成富裕和贫困阶层，许多小农买不起铠甲和兵器，只能去做海军的滑桨手。其次，使农民变得富裕的同样原因也使贵族阶层更加富裕。贵族阶层虽不再象英雄时代那样直接参加战斗，决定战争胜负，但他们比重甲步兵阶层更富裕，视野更开阔，受过更好的教育，更懂得政治和煽动。从米赛尼时代直到文明复兴的时代，他们在古希腊历史上一直扮演主角。最后，逐渐发达起来的内外贸易又创造了一个新兴的商业阶层，他们也注定要成为阶级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稳定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存在激烈阶级斗争的结构，是巩固民主制度的障碍。亨廷顿那本著名的书集中阐述了一个道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制度化。 自城邦政治产生以后直到近代，欧洲人一直在争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孰优孰劣，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各自的优劣。这种争论充斥几乎所有欧洲近代政治哲学家的主要著作。
贵族集团有时由一个政治局式的贵族议会 (council) 共同统治。贵族与汉语中的“精英”有类似的意义，不同之处在于贵族是个有血缘继承关系的阶级。贵族的行政统治在功能上已经分为宗教，军事，和司法三类。较之王权，这代表着政体的一个重大进步。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1823-1903) 五十多岁时写过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即严复所译之《群学肄言》)。其中阐述的主要道理是：生产分工导致的社会功能分化 (social differentiation) 是社会进化的标志。社会如同生物体，越高级的生物其内部结构就越专业化，复杂化，也就越有能力应付外界的挑战。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一个有现代分工的市场社会里，权力必须分开，要专业化；司法、行政、立法、舆论、经济、教育等“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简单政府是落后政体。这种政体，无论是民主、寡头、或专制式的，都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三千年以前，西周的周文王第四子周公（姬旦）明德慎罚，著《周礼》，将官制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种：吏部天官，户部地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分由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和大司空各司其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中央六部向以吏部为首；治天下必先修吏治。吏治为政治最艰难之处。儒家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中国古代吏治享誉世界。因政治文明起点甚高，中国长期雄踞东方，远较古希腊的城邦成功。
城邦起初并不是城市，而是以部落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居民点。一些居民点逐渐发展成了商业和议事中心，出现了庙宇，其他公共建筑，和议事广场。以不同的宗教迷信团体为核心，不同的城邦拥有了自己特殊的认同，部落血缘意识逐渐淡化。接着在对外战争中出现了类似于今日爱国主义的精神，替代宗教迷信和个人主义成为古希腊各城邦内聚力的支柱。城邦的第一个和最初的政治后果是王的消失和贵族统治的确立。古希腊地区的“王”大约相当于酋长一类，作战英勇和家庭财富是这种职位的基础。但这种“王”无力迫使整个社区定期定量缴纳税收，财政地位虚弱，组织能力有限。重甲步兵时代降临后，“王”的统治地位逐渐被贵族集团取代。城邦的第二个政治后果是贵族寡头的统治受到自身派系矛盾和重甲步兵阶层的挑战，个人专制是最简单也最普遍的解决方式，而且专制者经常反对贵族，最能吸引平民。城邦的第三个政治后果是公民们不间断地寻求理想的政府形式，以便建成稳定和中立的公共权威，得到当时公认的社会正义，初级的法治或曰寡头法治是他们探寻的结果。城邦的第四个政治后果是，各个社会和经济集团都寻求政府对自身利益负责，占人口多数的平民社会导致了直接民主制的出现。下面选取三个例子来说明这四种政治后果。
五. 科林斯与斯巴达
（1）科林斯
古希腊各城邦中最普遍的一种政体是科林斯的非制度化政体。该城邦位于希腊内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狭窄连接处，控制着希腊世界南北两地的交通要道。在雅典成为霸主之前，科林斯是全希腊最大的贸易国，拥有遍布地中海的贸易网。它修建了东西走向的石材大道，道路平坦宽阔，可以把船在路上拖着走，沟通了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之间的贸易，意义如同沟通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科林斯还是殖民运动中最成功的一个城邦。它在西西里岛上建立的希拉求斯，在希腊西北部建立的科西拉 (Korcyra, 今克基拉岛)，都是闻名于世的繁荣和成功之邦，它们并与母邦保持了密切的贸易关系。陶制大瓶是古希腊文明的主要象征之一，科林斯制的大瓶是全希腊最优秀的。这令人想起纺织工业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象征之一，英国一度曾控制了纺织品的生产和贸易，也控制了北美和欧洲之间的贸易。
到公元前650年为止，科林斯一直都是由巴克齐亚迪 (Bacchiadae) 家族所统治。当时的贵族派系斗争在科林斯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强人“塞普瑟鲁斯”(Cypselus) 得到了重甲步兵阶层的支持，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古希腊城邦世界里的第一个已知的专制政府 (Tyranny, 指基本不受法律限制的单一领袖的统治)。塞氏因出色地处理了城邦的内政外交而深受人民的爱戴，从不需要卫兵来保障自己的安全。然而，科林斯并无有效的法律使政府制度化，专制领袖凭籍自己的智慧而非法律赋予的权力进行统治，也没有法律规定他的继承人。他的儿子培里安德尔 (Periander) 在他死后成为权力的继承人 (前628)。培里安德尔建设了运河式的东西向大道，并把商业、艺术，和文学成就推到了高峰。他交际广泛，自己就是诗人，写过两千行诗歌，并与当时近东和北非地区的许多名士为友，被誉为古希腊七贤 (Seven Wise Men of Greece) 之一。 培里安德尔统治了近四十年，直到公元前585年逝世。就象所有专制政体，专制者的继承人逐渐退化，培氏的侄子甫即位就控制不住政局，最终被贵族势力推翻。接下去是各贵族势力之间和贵族与平民之间不断的派系斗争，政府徘徊在专制者和贵族权斗的循环之中。虽然每个政权都号称为全体公民服务，却总也建不成相对中立和稳定的公权力体系。这种情形在古希腊非常普遍，多数城邦重复这种循环，唯斯巴达和雅典与众不同。
（2）斯巴达
部落间为血仇械斗，私人为恩怨进行报复，特别是贵族世家间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使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总是处在混乱和动荡的威胁中。我们中国人称此为“社会稳定”(social stability) 问题，西方人则称为“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 问题。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维持的秩序，人维持的秩序总不如法维持的秩序公平、稳定。我国儒家另辟奚径，强调以道德教化维持秩序。孔子告诫统治者要“为政以德”。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说，用政令来领导人民，用刑法来惩罚人民，人们会只求免于刑罚而不存羞耻之心。如果以人格的道德来感召人民，用真诚的礼仪使人民团结一致，则人民存羞耻之心，善从在位者的领导。其实，法治和德治是相通的，德是法的最初来源。孔子的“圣王”思想与柏拉图由“哲君”来领导的“理想国”颇为相通。孟子则中庸一些，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为政只讲仁义道德不行，只有法度也不行，因为法度不能（不靠人而）自动施行。在缺少大一统的希腊，正如在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春秋末期，到处是“危邦”和“乱邦”，德治只是柏拉图梦中的“理想国”。 对古希腊各城邦而言，一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严格执行法律是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唯能否建立法治要靠英雄，任何有效制度的建立都与英雄的出现有关。
斯巴达第一个找出了治理乱世之邦的办法。古希腊的第一部（宪）法属于斯巴达，斯巴达因而成为古希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邦，有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平原上，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与其他城邦不同，斯巴达基本没有从事殖民扩张活动，仅在早期建立过唯一的殖民地“塔仑托”(Tarentum), 即今位于意大利塔兰托湾上的塔兰托 (Taranto) 市。斯巴达把城市周边的广大地区，特别是米赛尼亚地区 (Messenia), 变成了属于自己的农村，把米赛尼亚人变成了国家所属并由国家分配给各户的农奴。因此斯巴达的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经济。这个社会结构可以解释斯巴达为什么无法采取与雅典的商业社会同样的制度。
政治危机是产生英雄和建立制度的契机。在公元前八或九世纪，一次政治危机导致了斯巴达宪政体制的建立。传说中的英雄“利可古斯”(Lycurgus) 创立了斯巴达宪政，建立了一个正式而且稳定的公共权力体系，其基础是两个最有势力家族之间的妥协以及各公民阶层间的妥协。两大家族各出一个可以传子的国王，实行双国王体制。其他指定的贵族家庭共出28个长老组成“议会” (council)，但议会的成员要经“公民大会”(assembly) 批准认可。公民大会由全体斯巴达公民组成。一如所有其他希腊的城邦，斯巴达“公民”的定义也是本邦的自由成年男子，主要是重甲步兵阶层。公民大会依法定期召开，用叫喊声来表示同意或拒绝议会提出的施政建议。虽然这种形式上的大民主很难有效制约斯巴达的三十来个贵族寡头，但寡头们激烈竞争，成为守法的典范。斯巴达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民的权力，但也规定如果人民的选择是非法和不正当的，公民大会可以被解散。斯巴达寡头法治的成就不在于民主，而在以分权制衡来弘扬法治，让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真正平等，感受到社会的公平。
斯巴达的宪法是由分权制衡的制度来保障的。分权制衡思想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最伟大成就。卢梭说，按照宪法，斯巴达是有两个国王的，罗马因而也设两个甚至更多的国王。 早期罗马的著名政治家西塞罗指出，斯巴达设立五个“埃福波斯”，监察国王和官吏，防止贵族滥权。罗马仿效斯巴达设立两个保民官，可以否决国王和元老院的决议。 因为分权制衡，斯巴达的国王会因为违法被审判，从来就没有专制的权力。斯巴达的贵族也没有绝对权力。从斯巴达的长老议会，到罗马的元老院，到现代的议会，我们看到明显的传承关系。然而，“一切权力归议会”的专制思想却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贵族何以能取得重大发言权？我想引用西塞罗的话来说明那个时代的条件，注重精英优点对我们今天依然是有启示的。
“元老院的威望是重要的，巨大的。这些无比智慧、无比勇敢的人们曾经以武器和自己的明智决议保卫过国家。他们的威望无比崇高，因为他们虽然享有的尊荣远远超过别人，却不追求生活享乐，家境也往往不比其他人更富裕。并且，他们每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表现出了德行，他们令人钦佩地以自己的行动、意见、钱财、和个人事业来努力帮助其他公民。”
由于每个公民拥有一家农奴 (helot) 为其服务，斯巴达重甲步兵得以全心投入军事训练，使斯巴达拥有全雅典最强大的陆军。斯巴达不建城墙，却维持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安全。来自不同地域的重甲步兵所组成的军团取代了部落血缘关系，军队的纪律取代了人际关系网，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基础，亦使斯巴达的法治体系牢固有效。与雅典不同，奉行寡头法治的斯巴达从未经历专制，而且痛恨专制制度，是古希腊各城邦中的异数。自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强大的斯巴达开始干预其他城邦的政治生活，把专制者一个个赶下台，科林斯和雅典的专制者都被斯巴达赶走过，遑论其他小城邦。修昔底德 (Thucydides, 约前460-约前400)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卷中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斯巴达对专制的憎恶：“斯巴达把希腊世界里的专制者一个个赶下台，这些城邦的专制比雅典专制的历史都更长久。自多里亚人在斯巴达定居，斯巴达社会长期分裂。但自从创立宪政，这个国家从未被专制者统治。在长达四百多年的宪政历史中，斯巴达的政体稳定，政治廉明。 这是斯巴达强大的内因，而且使之得以干预其他城邦。” 斯巴达的城邦生活最后演变成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扼杀了商业，也窒息了文化上的创造性。尽管她的政治体制延续了八百年，斯巴达却没能留下什么重要的文学艺术作品。史家一般认为，其原因在于斯巴达不断处于米赛尼亚农奴暴动的阴影之下。内部农奴暴动的威胁甚至迫使斯巴达不敢把军队派到远方，抵抗波斯帝国的入侵。一个受强烈压迫的农耕阶层既是斯巴达文明的财力基础，又是斯巴达衰落的原因。
因为自己没有出色的历史学家，斯巴达内部社会的运作是个谜。 不仅如此，斯巴达在很小的人口基础上建立了希腊最强大的城邦国家之一。这个谜非常有诱惑力，因为这个城邦在古希腊人中受到广泛的称颂。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城邦世界就有追求“拉哥尼亚化”一说，并出现了“拉哥尼化的人” (Laconizers) 。拉哥尼亚是以斯巴达为都城的斯巴达城邦之总称，地域上近似于今日希腊以斯巴达市为首府的拉哥尼亚州。斯巴达遗下的法治体系、道义精神、战争诗歌，和爱国尚武传统是后来古罗马文化的脊梁，也是直到近代为止欧洲思想传统的基础之一。罗马共和国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末，与雅典民主的产生同时。坎特（Norman F. Cantor）所著之《西方文明史》指出，“早期罗马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时的西塞罗时代，与斯巴达社会几无二致。” 《大英百科全书》说，“在罗马时代，去荒凉的斯巴达旅游是是罗马人的精神仪式。” 古希腊最著名的两位史学家希罗多德 (Herodotus, 前484-前425) 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60-前400）都热情地赞颂了斯巴达的体制。 近代的思想家卢梭认为，斯巴达政体是所有政体中最优秀的。他问到，“如果斯巴达和罗马都灭亡了，还有什么政体能亘古长存呢？” 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然是以斯巴达为蓝本，消灭私有制度的理想从此成为西方的传统之一。近代产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便是这种理想的一个现代的翻版。然而，孔子比柏拉图早生一百二十多年，他比柏拉图更早提出了共产主义式的社会理想，而且比柏拉图的理念更简洁、清晰、人道。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很少有人知晓此事了。兹摘录《礼记》之“礼运篇”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政治结构到道德准则，从道德准则到社会关系，从社会关系到经济、伦理、教育，迄于社会结果，全文仅107字。对孔子，一个“私生子”，而言，天下归大众公有乃是“大道”。大道之下的社会，选择贤明能干的人来领导，讲求人之间的信用与社会和睦。在这天下无私财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不以血亲关系为意。因此，老者能颐养天年，壮者能人尽其才，幼者能学有所长，残疾者能生活无忧。从此，世上再无怨女旷夫。人们开发自然资源，为的是物尽其用，不是为聚敛私财。人们努力工作，出自道德天性，不是为了自家。在这样的社会，不会有窃财越货之盗，叛乱戕仁之徒。当此出外无闭门之需的时代就是“大同社会”了。接下来，《礼记》又记述了孔子对“今大道之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私有时代的政治理解，及相应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自汉武以降，以孔门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府制度绵延两千多年，在世界上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先进的。不独如此，两千多年前的语言文字，今人仍能流畅地阅读，岂是希腊罗马文明所能比拟？
六. 雅典民主制的兴起
雅典是古希腊最伟大、最激动人心的悲剧式城邦。它位于希腊大陆的东南角，隔着萨罗尼克湾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相望。它控制了前面提到过的阿提加地区，是古希腊世界里三个面积最大的城邦之一。另两个是底比斯 (Thebes) 城邦控制的比奥夏 (Boeotia)地区，和斯巴达城邦控制的拉哥尼亚地区。雅典非常独特，在希腊世界里其耕地不算肥沃，但极适合种植经济作物橄榄树，橄榄油是雅典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在兴盛的前夜，阿提加平原的东部发现了巨大的劳里阿姆 (Laorium) 银矿, 为雅典的暴发准备了充足的货币。它有四个山脉为周边提供天然的安全屏障。阿提加平原漫长的海岸线面对邻近众多的海岛城邦，促使雅典建立了古希腊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如同美国之于近代，雅典在古希腊世界早期的殖民运动中默默无闻；但在希腊文明的盛世，雅典采取了“新帝国主义”政策，极力控制那些政治上意义不大，但经济资源很重要的小邦国，势力远至今日俄罗斯盛产粮食的黑海沿岸。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希腊北方的马其顿地区有重要利益，因为那些地区盛产造船业所需的木材。
（1）专制与法治
公元前七世纪的晚期，雅典也经历了贵族统治的政治危机，但与大多数经历这种危机的其他城邦不同，雅典和斯巴达一样克服了专制。受尊敬的奥林匹克冠军塞伦 (Cylon) 发动政变（前630年代）, 但被扑灭了。 数年后，可能是公元前621年，德拉科 (Draco) 受命为雅典制定了第一部宪法。这部法律以残酷著名，一些小的罪行也被定为死罪。现代英语词 “draconian” 即来源于此，指（法律或规矩）不合时宜地严厉、残酷。乱世用重典，对于当时贪污腐败成风的雅典，德拉科的法律其实是一大进步，成文的法律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正义，公民和政府的行为都有了粗略的规范，雅典的法治由此开端。此后，社会稳定的雅典开始崛起，大规模的橄榄油和陶器贸易使雅典人换回了充足的粮食。随着银矿的开发，一场经济领域的革命发生了。易货贸易被货币贸易取代，财富的流动性大为增加。依照雅典的传统和德拉科的法律，新富的商业阶层没有权力和社会地位，破产农民要被卖为奴，以偿还债务。旧制度已不复适应雅典的迅速崛起，半个世纪后，即公元前六世纪的早期，德拉科法律被梭伦法律所取代。
梭伦 (前630-前560) 出生于贵族家庭，本人可能是商人。大约在公元前600年，雅典在与邻邦米加拉 (Megara) 争夺萨拉米斯岛 (Salamis) 的战争中遭到挫折。举国灰心丧气之际，梭伦站了出来，在公众面前朗诵自己写的诗歌，号召人民重新走向战争，赢回属于雅典的荣耀。战争终获胜利，梭伦声誉鹊起，由此步入政坛。公元前594年梭伦成为雅典的执政官 (archon) 之一，此后经过约二十年的从政，他攫取了雅典政治、经济、和立法的全部权力。梭伦首先推动了经济改革，目的是增加全民的财富，解决贫困问题。他解放了债务奴隶，并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但他拒绝了穷苦农民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而是采取政策为丧失土地的农民安排其他职业，如从事贸易和其他工作。他大力推动货币的使用和商业的发展，但禁止商业化了的农民出口粮食和除橄榄油以外的其他农产品，以保障雅典的所有人民拥有充足的食品供应。从此，雅典的货币、陶器、和橄榄油充斥地中海地区，雅典的财富迅速增加，贫困不复是阿提加平原上的主要问题。其次，梭伦进行了政治改革，目的是以财富而非部落血缘来决定权力归属。他创始了每年进行一次的家庭财富统计，依财富的拥有量（以粮食、橄榄油、和酒为标准）把公民分成四个等级来参与政治生活的管理。他没有改变政治局式的“贵族议会” (Council of the Hill of Areopagus)；这个组织是古希腊各城邦的传统机构，是最重要的行政、立法、和司法议事机构。但他规定一、二两级公民有权担任最高行政首长，即九执政官。执政官任期一年，从四大部落推选的共40个候选人中抽签决定。他还建立了一个四百人议会，功能类似于我国今日的人大常委会，但由前三级公民中选出，排除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四等级。最后，他规定由全体公民都能参加的公民大会必须定期举行，使各方都能听到大众的意见。梭伦还把德拉科法律的惩罚部分变得温厚人道了，对除谋杀以外的每一条法律都作了修改。
梭伦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出色智慧，而且在于他高贵的人格。梭伦为雅典建立宪政体系之际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专制者。但他不愿当专制者，而是作了闲云野鹤，离开雅典漂游四方，宣布十年之内不回雅典。他不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辩护，也无需为其作解释，既不“顾”也不“问”。他的足迹远至埃及，塞浦路斯岛等地。 其间他对吕底亚 (Lydia) 国王克罗伊斯 (Croesus) 讲的话成为传世的格言：财富和权势都不等同于幸福；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是幸福的人。 梭伦回到雅典时发现自己的祖国已经深深陷入贵族与平民的派系斗争，社会一片混乱。他的好友和亲戚庇西特拉图 (Peisistratus, 公元前6世纪早期-前527) 正在策划实施专制。老政治家梭伦对全民发出了紧急警告，但雅典的民众认为他老朽昏聩，说的是疯话。梭伦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60年发动了政变，成为雅典的专制者。梭伦也在这一年逝世，大约看到了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梭伦是古代希腊的最高道德楷模，柏拉图将他列为希腊世界七贤之一。他还是雅典最伟大的诗人，诗歌是他的政治武器。梭伦逝世时我国的孔子年方九岁，中国正处在群雄并起，“礼崩乐坏”的东周后期。
今人评论梭伦改革多集中于他是否真的采取民主措施。一些人指出他的改革削弱了贵族的统治，提高了一部分富裕平民的地位；另一些人说梭伦法律下的雅典基本上还是贵族统治。这两种现象都是历史存在。但梭伦改革的主要成就不是民主制而是雅典经济的勃兴，并把经济和社会自由化的巨大成果变成了新的法律制度。梭伦改革的弱点也不是民主的彻底性问题或曰公民政治参与的广泛程度问题，而在于他确立了法律但并没有建立起法治的精神，即对制度的普遍尊重。也就是说雅典有了政治制度却没有制度化的政治生活。雅典在梭伦离去后就陷入混乱，因为雅典社会没能出现支撑一个稳定制度所需要的阶级平衡结构。贵族势力认为他的改革太过分，而穷人又希望他能均分土地，为得到均分土地的权力甚至支持梭伦实行专制统治。但梭伦不是平均主义者，他关心的是人民的自由，社会的公正，和刑律的宽容，对专制权力并无丝毫兴趣。梭伦的理念是既要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富人和贵族；他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实现当时社会公认的正义。可是，在经济活跃，社会分化，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雅典，正义是无法被公认的，只能因强迫而被接受，最终成为社会习惯。法律不能自行，必须被实施。
穷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宪政正待实施，梭伦已飘然离去。新种的橄榄树要二十年才成熟，但贵族地主并不是对债务熟视无睹的慈善家。于是，下层人民支持地方领袖庇西特拉图出面实施专制，穷人阶层成了专制制度的主要社会基础。庇西特拉图是阿提加平原东北部的领袖，又是获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将军，在公元前560年以政变获得专制权力，但次年就被贵族势力驱逐。公元前556年他通过与望族的通婚再次登上权力顶峰，但次年又被贵族势力驱逐。十年后，在公元前546年，他以在外邦积聚的惊人财富招募雇佣兵，攻入雅典。庇西特拉图经十五年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个人的专制统治，此后执政二十年直到公元前527年逝世。庇西特拉图是个靠暴力夺得政权的“僭主”，实施专制统治，可近年却有作者把他拉入民主化英雄的地位上来，称为“系于一人的民主”。这是把专制可能得到的成就归于民主制成就的例子之一。庇西特拉图收缴了民间的武器，把一些主要贵族家庭的人扣作人质，迫使一批贵族流亡，但仍让与之合作的贵族当执政官，并鼓励贵族们利用私人的势力和财富自行向外邦进行扩张。他不仅需要卫队来保护自己，而且卫队雇外邦佣兵。他保存了梭伦宪政的形式，甚至以其权威使梭伦的宪政真正得以实施，但梭伦宪政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民主制度，而且庇西特拉图在执行上“极端倾向（下层）人民”。 他相当注意遵守法度，曾作为被告亲自出庭接受审讯，虽原告因胆怯未敢出席，却体现了他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的认真。他强力推动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发明了巡回法官制度，去农村有争议之处现场判案，不让贵族势力控制司法，他本人则经常下乡巡视法律的执行状况。
一如科林斯的培里安德尔，雅典的庇西特拉图是个稳重务实的英明僭主。梭伦鼓励种植橄榄树和葡萄等经济作物，庇西特拉图给穷困的农民发放贷款，使他们能购买农具，并对农业仅征收5%的税。他不是个喜欢被拍马吹嘘的人。下乡巡视时他看到一个农民在田里挖石头，便上前询问农民的收入。农民回答说，“我在田里只收获到很多痛苦，庇西特拉图应当分担我10%的痛苦”。因为这个农民的坦诚，庇西特拉图免了他的税。庇西特拉图尽力发展宗教、艺术、音乐、建筑、体育等文化生活。史诗歌唱和悲剧演出开始在雅典放射光彩。在庇西特拉图执政的公元前六世纪下半期，雅典的工业和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由强力维持的法治导致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虽然当时的雅典在政治和军事上不如斯巴达重要，商业上并不强于科林斯和若干其他城邦，文学艺术上落后于实行专制的萨摩斯岛 (Samos), 但雅典已经奠定了未来超强地位的扎实基础。亚里士多德记述说，古希腊人把庇西特拉图的时代喻为“克罗努斯 (Cronus) 时代”。那是希腊神话中的辉煌时代。 在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逝世时，繁荣和进步使雅典人开始认同和热爱自己的城邦，成为因自己的城邦而自豪的平民社会，亦是个懂得尊重法律的社会。较之其他有古老神话传统的城邦，雅典没有自己出众的神话偶像，是个相对年轻的城邦，基于文化的城邦认同感比较弱，与近代以来的美国颇为相似。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多半基于对美国成就的自豪，较少的一部分是对大而化之的“欧洲文化”的认同，基础是虚弱的。在遭到重大挫折时，美国人的向心力与英、法、日、德、俄等国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如越南战争期间和之后。我们稍后将看到雅典的衰亡与国家认同感在失败面前迅速崩溃的关系。
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逝世，其子希庇亚斯 (Hippias, ?-前490) 即位。萧规曹随，希庇亚斯与其兄共治雅典，一直统治到公元前510年，几与乃父的统治一样长久，父子先后统治雅典近半个世纪。他以促进发展诗歌文化和手工业著称，在其治下的雅典获得了进一步的繁荣和强大。公元前514年其兄被暗杀，希庇亚斯被迫对反对他的贵族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并挫败了一场流亡贵族通过武力返回祖国的企图。公元前510年斯巴达入侵阿提加平原，并攻入雅典卫城 (acropolis)，理由是推翻僭主专制，解放雅典人民。希庇亚斯由此被推翻。雅典的崛起是对斯巴达的威胁。入侵雅典的真实理由可能是要建立一个顺从自己的城邦，未必是为推翻专制。然而这次干预没有成功，雅典贵族很快又陷入传统式的分裂和激烈的权力争夺，再现专制的危险。斯巴达在公元前506年又动用武力，支持主张维持寡头制的雅典贵族伊萨格拉斯 (Isagoras)。斯巴达的武装干涉被雅典人民击败了。公元前504年斯巴达甚至企图重新恢复希庇亚斯的专制统治，同样遭到了失败。希庇亚斯从此投入了波斯人的怀抱。公元前490年他随波斯军队跨过爱琴海进攻雅典，并建议波斯军队在马拉松登陆。这场战争以雅典的胜利告终，雅典霸权的崛起靠的是这场战争，而非民主制度。
（2）民主制的兴起
对当时的斯巴达和几乎整个古希腊世界而言，世间只有两种制度，个人的专制和传统的贵族寡头制。虽然斯巴达对雅典的干预有很大的私利成分（后来甚至支持希庇亚斯专制），而且埋下了以后两国发生大战的种子，反对个人专制和恢复寡头制（贵族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对斯巴达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希腊世界里是有其合法性的。然而，这时的雅典平民社会发明而且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民主制度。他们赶走了斯巴达的军队，拒绝了伊萨格拉斯，也拒绝了希庇亚斯；他们支持了克利斯提尼 (Cleisthenes, 公元前570-前508)。
梭伦逝世和庇西特拉图政变 (前560年) 时克利斯提尼才十岁，他出生于一个立场中庸的贵族家庭。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个家族在庇西特拉图归来重掌政权时 (前546年) 被迫流亡国外，这年克利斯提尼二十四岁。庇西特拉图死于公元前527年，其子希庇亚斯试图与贵族妥协，准许立场中庸的流亡贵族返回雅典。克利斯提尼回到雅典时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流亡。他回国后迅速步入政治生活，在公元前525-524年曾任希庇亚斯时代的雅典主执政官 (Chief Archon)。当希庇亚斯的之兄在公元前512年被暗杀后，希庇亚斯与贵族势力的妥协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残酷镇压。前510年，斯巴达的军队来解放雅典，雅典被从希庇亚斯专制中解放了出来。在短暂的混乱时期以后，公元前508年，伊萨格拉斯被选为主执政官，主张民主的克利斯提尼未能当选，但公民大会通过了克利斯提尼建议的改革。同年伊萨格拉斯离开雅典寻求斯巴达的武装干预，斯巴达迫使克利斯提尼的家族再度流亡海外。但斯巴达低估了雅典人的民主倾向，遭到雅典人的激烈抵抗，只好撤退。同年，雅典招回了克利斯提尼，并实行了他提出的民主改革。被誉为“雅典民主制之父”的克利斯提尼却在这动荡的一年里逝世了。雅典实行民主制三十年以后我国开始了春秋时期。
“克利斯提尼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变社会结构。
他看到虽然专制统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削弱了贵族的力量，但贵族势力仍然希望恢复往日的荣耀，政治生活自然会动荡不安。实施梭伦法律的关键是消除贵族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即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他的做法是四两拨千斤，以重划行政区域来削弱氏族宗法基础，以地籍取代族籍。他很容易就说服了已经适应平民文化的雅典公民们接受新划分的政区。过去以血缘为基础的四大爱奥尼亚式部落被取消，代之以十个新“部落”(tribes)，均以雅典神话中的英雄命名。每个部落包括地域和利益上不统一的三部分 (trittys, 亦称tribal thirds, 即三分之一部落), 即城市、沿海、和内地；全国共有三十个 “trittys”。三一部落之下是雅典社会的基层组织“村社” (demes), 当时大约总共有140个。住在村社里面的人自然是 “demos”, 意为“人民”，这是民主 (democracy) 一词的来源，意指人民的统治。从前人们以部族为姓，自建立了村社，雅典人以村社的名字为姓。克利斯提尼把梭伦的400人议会 (council) 变成了500人议会，每个部落出50人。这50人是从各村社按人口比例选出的候选人中以抽签方式产生的，从而把城市的政治生活与最遥远的村社紧密连在一起。第四等级的公民依然没有资格进入500人议会。议会还有个50人的主席团，由十大部落的代表先后各执政1/10年 (prytany system)。议会每天抽签选一个主席 (president)，他在公民大会 (assembly) 召开时还任公民大会主席。公民大会依旧由所有雅典籍的自由成年男性组成，但克利斯提尼规定参与者的总数为三万人，重要决议要求多数通过，而且不得少于6000人同意。高级行政职位依旧有财产限制，但也是通过抽签产生的。抽签比直选要民主得多，因为票源不受操纵，不会因受压力而投票，更不会出现“随大流票”。平等的民主不是万能的，雅典人对民主的信念并未走火入魔到用抽签的办法选择军事领袖。军事领袖要靠直选产生，每个部落选一人，还可以连选连任。
克利斯提尼改革是雅典民主制的开端。然而，与其说雅典的兴旺是由于民主制，倒不如说是由于新体制所造就的政治平等巩固了雅典人对自己城邦的认同和热爱，使雅典人团结一心。政区的重划不是偶然的。庇西特拉图时代招募了许多外邦雇佣兵（阿提加地区缺乏有经验的战士），雅典的迅速繁荣又招引来外邦大批新移民。按照旧规矩，这些外邦人的地位很不稳定，建立村社是解决外邦人公民权的好办法，既扩大了平民的基础，又提高了雅典的军事实力。
对于强兵富国来说，人才是第一位的。雅典人口众多，粮食短缺，却实行了相当自由的移民政策，创造了希腊世界的人口第一大国——文明的混合能创造的多余财富岂止仅是一点粮食。国家的发达强盛与移民政策密切相关，美国纽约港树立的自由女神像为的是“欢迎全世界饥寒交迫的人们”，而不仅是有教养、有资本的人。近代东南亚的繁荣与中国移民关系极大，而那里的中国移民却来自广东和福建最穷困的地区，生存不下去了才闯南洋。唐朝的文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是重要原因。三国时位于巴蜀之地的诸葛亮最后弄到“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地步，与曹魏政权下人才辈出的情形成了鲜明对比，焉能不败。小小的英帝国却人才济济，甚至从德国收容了它最不想收容的马克思，容许他使用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于是世界上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因为它是各个民族和种族混合、融合的文明，近到本世纪还融合了强大的满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活力主要来自农民加入了城市生活，外资加入了中国的经济生活。但在粮食过剩的今天，我们虽有聘请外国足球教练的魄力，却远远落后于每年给外国公民发放数十万张绿卡的美国，更难想象人才济济的美国经常让有严重外国口音的人当国务卿。已经挤上公共汽车的人当然会投票拒绝车下的人上车，移民政策与民主制无关，而在于政治家的雄伟胆略和说服人民的技巧，在于一个好的制度使全世界的人愿意前来定居。
雅典实行的行政区划改革不是没有先例的，若干城邦的类似改革早于雅典，如邻近的科林斯在专制状态下早于雅典实行了三一制。但雅典的改革是民主导向的，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平民化，平等化。据说古希腊世界里有二十余个城邦效法雅典实行民主制，包括后来遭雅典侵略却给雅典致命一击的希拉求斯。但这些城邦远未取得能与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相比美的成就，史家大多忽略不记。
公元前506年斯巴达侵入阿提加，企图扶持伊萨格拉斯恢复贵族寡头制。雅典向波斯求援，但波斯国王的要求太苛刻，最后雅典人靠自己的力量击退了斯巴达军队，捍卫了新生的民主生活方式，更加强了人民对城邦的信心。公元前六世纪以雅典民主制的胜利开端而结束。雅典的民主也在公元前六世纪末走向了顶峰。
然而，民主制的出现并非此前二百年古希腊政治制度史的主线。重甲步兵阶层的兴起挑战了传统的贵族寡头制，导致希腊世界普遍的政治危机。个人专制出现了，贵族寡头领导的宪政也出现了，是专制的主要竞争对手。《大英百科全书》收“希腊罗马文明”条目, 长达150页；该条目以“专制者的世界 (The world of the tyrants)”为标题来叙述古希腊世界这个时期的文明。没有哪个严谨的历史学家会把斯巴达和雅典的崛起归结于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确立于公元前506年。斯巴达的崛起靠的不是民主制，雅典的崛起是在专制时期，而且当其民主制依旧牢固，雅典却衰败了。
七. 民主制与城邦的兴衰
与前述二百年一样，古希腊后来的二百年也不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历史，更不是一部民主发展史。一些意识形态斗争的行家会把二十世纪描绘成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历史，说成是民主战胜专制的历史，似乎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们有意遗忘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战前的法国并不比德国民主，战后的德国比法国要民主得多。十月革命也不是民主对专制的斗争，中国推翻满清皇朝的革命更不是以民主反对专制，而是怒其不争，怒其无力将四万万散漫的小农组织起来，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因此有了国民党人的“军政”和共产党人的“专政”。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描绘成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而那场战争分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或者说是继续。德国不是因为痛恨民主制度而入侵捷克、波兰、法国、和苏联；日本也不是因为痛恨民主制度才侵略中国、夏威夷、和东南亚。苏美同盟和中美同盟的目标是保卫祖国，战胜侵略者，不是扩散民主制。这些人还对二次大战之后风起云涌持续三十年的民族解放运动持虚无态度，因为那数十个新兴国家浴血抗争的对象恰恰是西方民主国家。回顾冷战的历史，美苏各自在第三世界寻找盟友，中国在其间纵横捭阖，谁在为民主而奋斗？冷战后美国对俄国和中国的政策更为冷战的目的作了注角。无论如何冷战也不是民主与专制之争，倒是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有些相似。
（1）希波战争和雅典的崛起
前面提到过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 (Herodotus, 前484-前425) 详细记述了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80-前479）。通过公元前546-前540年的战争（庇西特拉图在前546年成为雅典的僭主）波斯帝国控制了小亚细亚半岛。 但除了要求那些小邦国进贡和表示服从，波斯并没怎么触动当地的社会。半个世纪以后，公元前500年，以希腊化的爱奥尼亚地区为中心，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出现了反对波斯统治的暴动，带头的是实行专制的米利都 (Miletus) 城邦。起义似乎是雅典挑动的。这时的雅典在军事上已经变得强大，与爱奥尼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也非常密切。斯巴达对波斯的政策举棋不定，一方面驱逐了雅典倾向波斯的庇西特拉图贵族分子，数年后又想把他们弄回雅典执政；虽然最早与吕低亚国王克罗伊斯组成了抵抗波斯的同盟，却又未投入战争。因为距波斯路途遥远，斯巴达并未认真看待波斯的威胁。当米利都请求雅典和斯巴达援助，斯巴达拒绝了，雅典则从自己50艘船的海军里派出了20艘援助米利都。战争在公元前493年以波斯的胜利告终。次年，波斯国王大流士 (Darius, 前522-前486) 派船过海对希腊进行“惩罚”，但因遭遇风暴作罢。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带着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在马拉松港登陆。雅典向斯巴达紧急求援，但斯巴达在敬奉阿波罗神，要等新月之日才能出兵。雅典决定对波斯人发动进攻，乘波斯骑兵远离战场之际以1.1万人对波斯的1.5万步兵发动突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波斯损失6000人，雅典仅损失192人。勇士费迪皮迪兹 (Pheidippides) 连续奔跑了40公里回雅典报告战争的胜利，汇报完就累死了，这是马拉松运动的起源。西罗多德记述了这个勇士，说他是个长跑运动员，前一天还跑去斯巴达求援，两天内总共跑了240公里。公元前486年大流士逝世，薛西斯 (Xerxes, 前519?-465) 继位。此时波斯在其辽阔帝国的其他部分遇到了麻烦，希腊世界得到了十年的喘息时间。战后雅典人让斯巴达人来观看战场上波斯士兵的尸体，并大肆宣传胜果，用塑像和绘画纪念192勇士，震慑了斯巴达及整个希腊世界。雅典从此与斯巴达比肩而立，成了希腊世界的两大领袖之一。这时劳里阿姆银矿扩大开发规模，雅典暴富。起初雅典人想均分银矿的收入，但提米斯托克利 (Themistocles, 前524-460) 说服人民把钱用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希腊人当然知道波斯会卷土重来，雅典也知道自己的小胜并非必然。在斯巴达的领导下，希腊组成了“泛希腊同盟”(Panhellenic League)，积极准备战争。然而薛西斯领导的波斯成功地分化了希腊，控制了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爱奥尼亚地区，并得到了希腊北方城邦的支持。希腊在意大利和北非的殖民地，如西西里岛和卡萨基，也处在波斯影响之下，无助于希腊本土的抵抗。
公元前480年，波斯人海陆并进，进攻希腊本土。斯巴达再次因为太阳神节无法派出军队，仅派出了双国王之一列昂尼达 (Leonidas) 和他的300卫士，领导约7000人的联盟军队扼守特莫皮利峡谷 (Thermopylae pass)，以阻止薛西斯的陆军。该关隘位于雅典西北方140公里处的海岸山脉附近，是进入阿提加和比奥夏地区的狭窄通道。他们坚持了三天，却发现一支波斯大军出现在他们后方，一个希腊的叛徒给波斯人找到了另一条山道。已经无险可依的列昂尼达决定保留有生力量，命令盟军全部撤退，去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科林斯集结，他则率领300卫士断后，以自杀式的攻击阻滞敌人的前进。国王和他的300斯巴达卫士浴血拼杀，全部死在疆场。波斯人虽然占领了中部希腊，但陆军已遭到重创，希腊陆海军的主力却获得时间，向南退到科林斯集结。特莫皮利峡谷战役展现了斯巴达勇士舍身为人，保家卫国的理想境界，是历史和文学作品传扬英雄主义的范例。波斯的海军在到达希腊海岸前遭遇了两次大风暴，已经损失了600条船，但到达海岸与其陆军汇合时依然强大。雅典人拒绝向科林斯退却，也未死守雅典，而是举国迁居萨拉米斯岛。在提米斯托克利的指挥下，雅典海军把波斯舰队引入希腊陆地与小岛之间的狭隘水域，以小而灵活的战舰攻击挤作一团的波斯战舰。这场历时一天的萨拉米斯战役彻底击败了波斯海军。薛西斯留下了一支7.5万人的陆军，自己回到了亚洲。次年 (前479) 夏天，波斯陆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但在普拉提 (Plataea) 战役中遭到斯巴达军队的毁灭性打击。希腊人在雅典的领导下乘胜度海反攻小亚细亚，解放了与雅典人有密切血缘、宗教和贸易关系的爱奥尼亚，并重新控制了西西里岛和卡萨基。此时雅典民主制将满三十岁，正值我国春秋时期开始。战后的雅典一越而成希腊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拥有比其他城邦强大得多的海军，还有一支令人尊敬的陆军。雅典的贸易势力也远远大于任何其他城邦，其陶器大瓶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把其他城邦的产品赶出了市场。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扩大了人民的权力，保障了社会自由，使雅典成了希腊的文化和思想中心。描述公元前五世纪希波战争之后七十年希腊历史的最高权威是修昔底德所著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2）雅典民主制的发展
马拉松战役之后，雅典执政官不再象军事领袖那样直选，而是从初选的名单里抽签产生。执政官共九人加一个秘书。将军们的政治权力不再如以往那样大，贵族院（主要由前任执政官组成）的势力也下降了，500人议会的权力增加了，公民大会的权力也大为增加了。在公元前五世纪末期的八十年代还实行了“陶片放逐制”(Ostracism), 即雅典公民如果认为某个人危害了城邦的安全和稳定，可以在公民大会上投票，把他的名字写在陶器碎片上。得6千票的人就被放逐于海外十年。最早实行这个办法的例子出现在前487年，其正式废除是在前417年，总共长达70年。古希腊人说这是防止庇西特拉图分子复辟专制的措施，有些学者认为这是通过民主形式来放逐领导人，解决政治冲突。无论如何，现代考古发现的陶片记录了公民们被政客煽动起来滥用权力的证据。提米斯托克利创建强大海军，战功卓著，亦是民主制最激进的支持者之一，却被政客煽动起来的雅典公民放逐。雅典最出色的军事领导人赛门被控与其姐乱伦而遭放逐，赛门的政敌伯里克利之父也被放逐，理由类似于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所称的“精神污染”。陶片放逐制看上去非常原始，但无疑是民主选择和惩罚领导人的重要方式，在雅典因为宗教、道德、和政治的理由经常使用。民主制天然有压制少数的倾向，专制则天然有压制多数的可能。适当的法律和由法律治国比依赖专制者的智慧或公众分裂且飘忽不定的意愿都更公正，更稳定。然而，无论专制、民主、或法治都受社会条件的限制，不是政治家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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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古希腊与民主制度-(2)--潘维
文章类别: 潘维文章
文章全文: 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组成的。如果家庭足够富裕，也许还有几个奴隶。奴隶约占雅典25万总人口的1/4, 而且待遇不错，寻常时甚至看不出与自由人的区别。妇女地位很低，加上雅典盛行同性恋，妇女与男性主导的社会生活更少关联。照这样的人口规模，除去外邦人，成年男性公民大约也就4-5万。男孩到了七岁就要接受训练。如果是穷人家的孩子就跟着父亲学习父亲从事的职业。富家的孩子则受到正式的教育，学习阅读、写作、计算、音乐及和声，荷马史诗及诗歌，当然还有严格的体育训练。所有男青年都要接受军事训练，一般的小康家庭学习重甲步兵，如果家境更好些则学骑兵，穷家孩子学轻甲步兵，更穷的就在海军的船上学划浆。每个公民必须在军队里服两年兵役，为参与城邦政治生活作准备。因此，雅典是个高度平民化的社会，不承认任何形式的特权。教育和智慧所导致的不同财富拥有量似乎是区别雅典人的基本标志，同今日的美国颇为相似。与欧洲和阿拉伯社会不同，中国也是个高度平民化的社会，阶级观念与美国一样淡漠，但却是个有深厚“官本位”传统的社会。虽人皆可为官，但一人升官鸡犬升天，权势无限，有权就有财。这样，中国为争官位而进行政治斗争的艺术在精巧程度上遥遥领先于全世界。
在公元前479年战胜波斯之后，雅典政治似乎集中于两派贵族势力的“路线斗争”。一派以赛门为代表推崇斯巴达式的寡头法治。另一派以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为代表支持彻底的民主制，要求一切权力归公民大会。自前475-前462年，崇尚斯巴达制度的赛门一直被选为主要军事领袖，暨城邦的主要政治领袖，但在前461年被陶片放逐，雅典逐渐走向了“一切权力归人民”之路。
雅典频繁而且定期举行公民大会，每年至少四十次，大概比我国政治局开会还频繁。所有公民都能自由参加公民大会。大会就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包括人事任免、民事和刑事诉讼，以及对外政策，进行发言和投票。公民大会的决定就是城邦的意志，此外再无可申诉之处了。雅典人对正义的理解是永恒正确的：即决策应不受私利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不能以公权谋私利。但雅典实现正义的方式是愚蠢的，他们认为越多的人参与决策，决策就越有正义性。多数人的意志并不必然有益于多数人，而且操纵多数人的意志比操纵少数人的意志还容易。雅典的补救措施是加倍实行民主，以抽签和限制领导人任期的方式来杜绝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操纵。抽签是最民主的形式了，可也是选择领袖最愚蠢的形式，如同用抽签来选择建筑师一样愚蠢。雅典人对人民的数量与正义程度相关连的信念非常强大，甚至破坏了法治。公民大会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并管理法律的实施。彻底的民治把法治抛到了九霄云外。在雅典，只要经多数认可，无论什么都是最终的和公正的，而且没有人能够确定今天有效的法律到明天还能有效。如此，雅典人可以轻而易举就让法律停止保护自由，使平民统治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法治消融于人治之中。雅典人对政治文明的理解并不出色，他们混淆了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福利。非但罗马没有采用雅典制度，民主制被抛弃了整整两千年。然而雅典留下了一个救命的制度，就是十将军的位置不以抽签产生，十大部落各出一人，还可以连选连任。
由穷人、富人、有智慧、或没知识的四万人来共同统治雅典城邦，并领导一个由大约五百个城邦组成的大帝国，结果当然是派系斗争，决策矛盾，无知和无能，以及雅典公众对政治的冷漠。如果人民自己能够统治，要政府作什么呢？事实上，这些问题在雅典都出现了，而且后来两千年的欧洲再也没有想到采用雅典的制度。近代西方民主制与雅典民主制基本无关，倒是与罗马的法治体制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而且是先有法治才有间接的民主，即代议制。
雅典在蹩脚的民主制度下依然坚持了数十年。雅典城邦巨大的凝聚力是原因之一。城邦认同和雅典的成就紧密连在一起，城邦的公民们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社会即（城邦）国家，（城邦）国家即社会，二者从未分别。雅典是自由的，雅典因其帝国的存在也是“国际主义”的，但雅典人的“爱国主义”比任何其他城邦都更强烈。在当今的中国，跟随美国谴责“民族主义”是一种时髦，但美国的民族主义远强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只是自称“爱国主义”或“对美国的自豪感”；别国的爱国主义则属“民族主义”。人民对自己国度的普遍认同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雅典能生存的更主要理由是英明有效的领袖。他们据十将军之位，领导雅典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赛门被逐（前462年）之后，贵族出身的伯里克利从公元前443年到429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十将军之首，领导雅典。他的个人权力从未达到专制者的程度，但他所领导的势力一直控制着公民大会的主流。
（3）雅典的民主制与领袖
民主制虽号称“人民作主”，人民的分散性使领袖的突出作用成为必然，惟民主制容许人民依自己的意愿随时撤换领袖。雅典民主制同其出色的领袖密切相关，而自由和繁荣使雅典盛产出色的领袖。不过，出色的领袖也是被民主制摧毁的。
赛门 (Cimon, 前510-前451) 是雅典政治家和军事家，希波战争之后建立了雅典帝国，因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外交上的亲斯巴达政策而与伯里克利发生冲突。前490年其父指挥马拉松战役获胜，随后却受指挥不当的指控，被罚重款，次年因无力付债羞愤而亡。赛门安排其妹嫁给了雅典最富有的人家，摆脱了债务。他以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英勇表现崭露头角，很快当选十将军，而且年年当选，直至前461年被流放。前478年他成功地把斯巴达对希腊海上城邦的军事领导权转移到雅典手里，建立了“得利安同盟” (Delian League, 因聚会之地Delos岛而得名，雅典因此同盟成为事实上的帝国), 他亦由此成为得利安同盟的军事领袖。赛门籍斯巴达指控鲍桑尼亚 (Pausanias, 普拉提战役的指挥官) 在拜占廷与波斯人暗中交易，前去驱逐了他，占领了拜占廷。接下来赛门清理了地中海上的海盗，迎回了传说中的国王忒修斯 (Theseus) 的遗骨，归葬雅典，提高了人民的凝聚力。 此举乃仿自斯巴达对俄瑞斯忒斯 (Orestes) 遗骨的处理，体现了赛门对斯巴达价值体系的崇拜，他因此成为“拉哥尼亚化”领袖的典型。 赛门最大的军事成就是在公元前466年指挥200条船的联盟军击溃由腓尼基人组成的强大得多的波斯海军，随后又大胜波斯陆军，还攻下达达尼尔海峡北岸的加利波利半岛。自此波斯控制东地中海的情形消失了。当萨索斯城邦 (Thasos, 爱琴海北方的的岛屿，以富裕著称) 奋起反对雅典的帝国主义政策，退出得利安同盟，赛门又前去镇压，先在海上击败了萨索斯的海军，又围困该岛长达两年，迫使该城邦不得不投降。然而当他得胜回到雅典却发现受到伯里克利等一批民主派政治家的严重指控，指责他因受贿赂而不去进攻希腊北方的马其顿。当时人们怀疑马其顿在暗中支持萨索斯的独立运动。赛门虽然未被定罪，但政治声誉已经严重受损。公元前462年米塞尼亚农奴暴动，斯巴达呼吁所有参加希波战争的盟国帮助平叛。赛门激励雅典帮助斯巴达，说斯巴达和雅典是拉着一辆车的两头牛，为的都是希腊世界的福祉。厄菲阿尔特极力反对，指斯巴达是雅典的竞争敌手。赛门的观点得到多数支持，便亲自率领4000雅典重甲步兵前往支援斯巴达。但赛门初战未果，斯巴达开始怀疑有“革命倾向”的雅典与农奴联手，便留下了其他城邦的盟军，却将赛门和他的士兵遣回雅典。雅典舆论大哗，塞门的声誉彻底崩溃，随后即被陶片投票放逐十年。雅典遂行更激进的民主改革，并视斯巴达为敌。前457年两国的陆军在比奥夏地区交战。赛门往见雅典指挥官，要求作为士兵参战，被拒绝。但他率领了一批象他一样被雅典指控亲斯巴达的流亡者向斯巴达发动了勇敢的进攻。据说伯里克利受到感动，动议缩短他的流放期。赛门归国后致力于同斯巴达谈判和平。当451年休战到来之际，伯里克利不让赛门处理希腊世界的事务，遣他出海征伐波斯，他在征途上因伤病而亡。赛门为人直率忠诚，是雅典最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他和伯里克利一样执着于雅典的海上优势，但与伯里克利不同，他认为雅典不应与斯巴达争夺希腊陆地的领导权。赛门的声望来自他的战功，而且他把自己获得的财富用于雅典的城市建设和公民娱乐活动。赛门的支持者主要来自比较富裕的重甲步兵阶层，他们崇敬斯巴达的陆军和社会制度。然而赛门获胜时率领的士兵主要是海军，海军主要来自穷苦人家，对斯巴达制度没什么好感，民主制度给他们更多的参政机会。这些海员们转向敌视斯巴达的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这两位激进民主主义者答应给穷人更多任职于政府的机会。
厄菲阿尔特 (Ephialtes, ？-前461) 是雅典的激进民主派，他宣扬敌视斯巴达的政策，要求一切权力归人民，成为塞门的最大政敌。前465年后不久当选十将军。前462年反对赛门出兵帮助斯巴达镇压农奴起义未果。当斯巴达以所谓“雅典的革命倾向”为由遣回雅典军队，雅典舆论大哗，倒向厄菲阿尔特一边，使他得以在前462-461年流放了赛门，推行激进民主改革，剥夺贵族院的权力，削减了行政机构的权力，使公民大会拥有了几乎全部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这种激进改革导致他在前461年被暗杀，但他的改革措施却延续下来了。
伯里克利 (Pericles, 前495-前429) 出身豪富，因力主审判赛门未能进攻马其顿一案而知名，成为激进的扩张主义者。他在随后的两年里与厄菲阿尔特共同主导了放逐赛门，终结与斯巴达的同盟，以及促进激进民主改革的运动。伯里克利建立了给人民陪审员发放薪水的政策，审案时参加者动辄上千人，这是后来雅典民主走向无法无天和腐败的原因之一。前451年伯里克利推行公民权法，父母必须都是雅典人方得成为雅典公民。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典型工具。赛门的母亲不是雅典人，上层社会对与外邦人交往通婚向无成见，但下层人民对移民就难持公平态度，往往成为政客挑动政争的对象。二十世纪末期，南斯拉夫的民主化甚至导致了后来的“种族清洗”。伯里克利用反波斯联盟的财富在雅典卫城建设了宏伟的巴台农神庙 (Parthenon)，供奉黄金和象牙制成的雅典娜 (Athena, 智慧女神) 神像。赛门死于前451年最后一次对波斯的战争，此后与波斯定立了和平协议，希波战争以希腊的获胜而告终。斯巴达早在前478年就退出了同盟，同盟领导权归于雅典。前454年雅典领导的得利安同盟将共同基金从得洛斯岛移到雅典，但前451年以后波斯的威胁已经消失，同盟的各邦没有理由继续向雅典缴纳保护费。伯里克利召集联盟会议要求各邦继续交钱给雅典，理由就是建巴台农神庙。修昔底德挺身反对，理由是铺张浪费和用其他城邦的钱不道德。但伯里克利的政策符合刺激雅典经济和就业的需要，他等于是用外国的钱在本国为自己购买了选票。结果是修昔底德被陶片放逐。伯里克利消除了国内的最后一个反对派，年年当选十将军。正如修昔底德所说，雅典名义上是民主的，实际上由其首席领导所统治。换言之，雅典从未给领导人不受限制的权力，但公民大会总是通过伯里克利的建议。波斯的威胁消失了，雅典帝国建立了。这个帝国不断面临内部各邦分离运动的威胁，但伯里克利总能以高度的外交智慧和敏捷的军事行动化解危机，并诱使斯巴达在局外观望。和平维持到三十年代末 (431年)，雅典与科林斯的利益冲突变得无可调和，斯巴达为免唇亡齿寒之灾与雅典再次发生大战。伯里克利重施希波战争的故伎，将雅典人全部撤退到城墙之内，避免与强大的斯巴达陆军交战，希望以优势的海军赢得战争。未想过分拥挤的城市导致瘟疫，雅典损失了1/4的人口。战争丝毫看不到胜利的前景，乡村中产阶级构成的重甲步兵开始不满，城市里的穷人生活水准也下降了。尽管伯里克利以他那篇令世世代代的人深为感动的悼词鼓舞人民为雅典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战斗，雅典人还是将他赶下了领导职位，并课以罚金。但新领导更显得无能，反复无常的雅典人重又将伯里克利推上台。但他此时已无计可施，直至公元前429年病逝也无新策略出台。
（4）伯罗奔尼撒战争与雅典的衰落
雅典崛起于战争，战争也使雅典走向衰亡。雅典领导的得利安同盟被称为雅典帝国。雅典不容许成员国脱离，与美国的小布什总统一样奉行“要么与我站在一起，要么就是我的敌人。”得利安同盟的成员国还必须向雅典缴纳进贡式的费用。联盟中所有涉及雅典的争议必须在雅典的法庭上解决，也就是说由雅典人来解决。雅典经常干预联盟成员国的内部事务。后来雅典干脆取消了联合国式的联盟大会，自己独断联盟事务。最后，雅典试图依照自己的标准来统一联盟内部的货币。联盟内各邦的独立主权逐渐被蚕食掉了，成了雅典帝国的一部分。苏联极盛之时曾在“经互会”里鼓吹过社会主义大家庭内的“主权有限”论；无独有偶，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后也宣扬主权有限，以“人权”或“民主”为由进行干预就合理。其实2500年前的雅典就曾以支持民主为由大肆进行“国际干预”，而目的不是民主制的扩散，而是控制他国，同斯巴达争霸。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前460-前446) 是后来大战的序曲，如二十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战争主要在雅典与科林斯之间进行，持续了十六年。科林斯所处的位置本应构成雅典和斯巴达间的缓冲国。事实上，科林斯与雅典关系向来不错，曾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与雅典密切合作，一道打败了波斯海军。但雅典向西扩张，特别是囊括了西西里岛和亚平宁半岛（意大利）以后，科林斯的市场和原料来源被雅典控制，繁荣不再有保障；而且科林斯的富裕邻邦 （或者说是“后院”）米加拉 (Megara) 遭到了雅典侵略和长期贸易禁运。 第一次战役 (前460年) 科林斯获胜，但次年 (前459年) 雅典则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双方在公元前446年就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爱琴岛 (Aegina) 的自治地位订立了和平协议，雅典后来违反这个条约，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直接原因之一。接下来雅典在希腊中部镇压比奥夏地区的造反，与斯巴达发生冲突。公元前458年双方在比奥夏地区发生大战，雅典小胜，此后长期控制比奥夏地区。公元前454年雅典远征埃及遭到惨重失败，公元前451年与斯巴达订立了“三十年和平协议”，但这个条约只维持了二十年和平。
雅典实力的迅速增强对其他城邦构成了威胁。与西西里结盟，远征埃及，控制中部希腊，和镇压得利安同盟中的反抗等等，都构成了对希腊其他重要城邦的直接威胁。雅典在周边建造了城墙，以在绝对需要时保障粮食供应。对于一个海上国家而言，这个措施的目的当然不是纯粹防御，一如美国里根总统提出的“战略防御” (SDI) 和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国家导弹防御 ”(NMD)。给美国罩上一个防御导弹的“金钟罩”岂不就能放手攻击别国？1950年美国学者赫兹提出了著名的“安全悖论”：一方的安全就意味着另一方的不安全。 希腊世界对雅典霸权的反抗终于导致了一个反对雅典的“伯罗奔尼萨同盟”。
斯巴达成为这个同盟的天然领袖，首先因为斯巴达实力强大，其次因为宗教和文化上的传承是区分两大阵营的天然符号标志。斯巴达代表多里亚人的传统，雅典则代表爱奥尼亚传统。有点类似于东正教和其他基督教派（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或现代的共产党国家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区别。这些文化和政治上的区别被夸张到了极点，其实是凝聚内部力量和团结盟国的手段。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组织方式与得利安同盟不一样，没有统一组织，每个城邦单独与斯巴达订立双边条约，斯巴达也从未企图把同盟变成一个雅典式的帝国。斯巴达宣称为希腊世界的自由和城邦自主而战，要解放受雅典奴役的城邦。此时的斯巴达仍拥有希腊世界最强大的陆军，而雅典有最强大的海军。从此，希腊世界再也不是彼此各有冲突和矛盾的1500来个城邦，而是组成了两大军事集团，保持中立越来越难。两大集团的对抗最终导致斯巴达公开要求雅典向科林斯让步。伯里克利则说服雅典人拒绝斯巴达，说接受要求就是示弱，斯巴达将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
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向雅典发动全面进攻，伯罗奔尼萨大战爆发。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深刻研究是不朽的著作，至今仍为国际关系理论课程的第一本必读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卷他写下了这样的话：“至于双方为什么撕毁‘三十年和平协议’，我建议先研究他们之间具体的利益冲突，从而解释希腊这场宏大战争的原因。然而在我看来，利益冲突掩盖了战争的根本原因，即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在于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实力的增长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这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端。现实主义理论指出：当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弱肉强食必然是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法则。为了安全，各国不得不追求有利于己的实力对比，或增强自身、或与他国结盟。因此，各国对相互利益关系的判断受制于实力对比状况，也就是“极”的数量，如单极、两极、或多极。意识形态，国家内部的政治体制等等是重要因素，但远不如实力对比更重要。冷战、中苏冲突和中美结盟、第二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一直在反复验证着这个规律。
雅典的陆军不是斯巴达的对手。伯里克利决定采用在希波战争中用过的策略，他说服雅典人放弃了阿提加平原，全部集中到城里。2/3的雅典人挤在一起，前429年爆发大瘟疫，摧毁了雅典1/4的人口，也摧毁了伯里克利。但雅典人依然拥有海上的霸权，而且他们首次选出了出身平民的富裕企业家克里昂 (Cleon) 作领袖。克里昂战死后，尼西亚 (Nicias) 取得领导权，与斯巴达谈判和平。斯巴达倾向和平，但比奥夏和科林斯坚决反对。雅典内部也有年轻的商人阿尔西比亚得 (Alcibiades) 所领导的强大反对派，反对与斯巴达媾和。在充满矛盾的休战期间，阿尔西比亚得成功地说服了雅典人采取反斯巴达的政策。公元前415年，经过激烈的民主讨论，雅典决定派遣海军远征西西里岛上的民主城邦希拉求斯。如果成功，形势将对雅典十分有利。不料，一如美国在越南的冒险输在美国国内政治而不是越南，雅典内部的民主政治把雅典导向了失败。在远征西西里的前一天夜里，没什么宗教信念的阿尔西比亚得被控辱神，迫使他不得不逃亡斯巴达。雅典失去了最后一个领袖，却成就了敌人。阿尔西比亚得为报复雅典公民们对他的不公正，让斯巴达加强希拉求斯的防御。雅典一次次增援其远征军，却一次次被希拉求斯海军打败，直至全军覆没。斯巴达及其盟军在陆上围困了雅典城，并夺取了劳里阿姆银矿。雅典的全部希望是海军，海军也是雅典平民政治的最强大基础。雅典把神庙和神像上的黄金白银刮下来熔化成货币，终于重新创建了海军。前407年，雅典民众请阿尔西比亚得回国指挥军队。阿尔西比亚得获得了一系列军事战役的胜利，但又被民主的派系政治给搞垮了。接手阿尔西比亚德的将军也打了胜仗，却被政客所挑动的公民们因莫须有的罪名判决死刑。飘忽不定的民意成了少数政客翻云覆雨的工具。此时，斯巴达与波斯结盟，在优势的情况下再次提出和平，雅典公民们却莫明其妙地拒绝。这时的雅典，制度紊乱，热衷政治挑唆的政客大行其道，人民士气低落，腐败盛行。雅典的行为变得不理性，而且残忍。
在战争的早期，米提兰 (Mitylene) 城邦要求脱离得利安同盟。雅典颠覆了那里的政府，该城人民便向雅典投降了。克里昂在雅典公民大会上演讲，要求彻底摧毁米提兰，以吓阻其他城邦的独立企图。大会同意对米提兰采取严酷的惩罚措施，但在一个温和的代表演讲之后又决定宽大处理。在战争的后期，雅典向米洛斯岛 (Melos) 派遣使节，要求那里的居民 (Melians) 放弃中立。雅典的使节带给米洛斯城邦一句后来国际政治著作经常引用的话：“你们和我们一样清楚，权利仅存于实力相等的城邦；强者作其能作之事，而弱者遭受不得不遭受的损害 (You know as well as we do that right ... is in question only between equals in power, while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米洛斯城邦最终放弃了长达700年的独立自由，向雅典投降。但雅典却杀死了那里所有的成年男人，将其妇女和儿童贩卖为奴，并派500个雅典殖民者把米洛斯变为自己的新家园。 古代雅典比今天任何民主国家的民主程度都高得多，但它不仅在古希腊世界里最具侵略性，而且民主投票决定侵略西西里岛上的民主城邦希拉求斯。希拉求斯海战是雅典的滑铁卢。雅典“善待”中立的邻邦，令人想起美国和英国对长期围困伊拉克导致二十万儿童早夭无动于衷，指其人民必须为其统治者付出代价；令人想起美国为“人道目的”用贫铀炸弹轰炸南斯拉夫，并言明只管炸，不管重建。美国在北越遍施枯叶剂的残忍行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美国是民主的，这个民主国家既慈善，又残忍，与非民主国家的对外行为没有什么不同。雅典的民主并不导致其前期的宽容和后期的残忍，民主同是否善待邻邦并无大的关联。当雅典势力强盛，宽容是一种慈善行为。当雅典面临灭亡的危险，就非常依赖盟邦进贡的财富，因此盟邦的反叛对雅典构成致命的威胁。
斯巴达靠与波斯的联盟获得最终的胜利。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结束了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次年（前403年）我国进入了长达180年的“战国时代”。从德拉科制定第一部宪法（前621）或梭伦执政（前594年）算起，雅典由崛起到衰败的全程大约二百年。从克利斯提尼的民主改革（前506）算起，雅典的民主制方逾百年。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的阶级斗争逐渐激化，内部充满派系斗争。古老而声望卓著的贵族阶层遭到商业阶层的严重挑战。商业阶层随海上贸易和海权的扩张而壮大，靠财富的积聚获得了政治势力，也获得了关于战争和政治的知识和技巧。这个新兴的商业阶层导致雅典城邦的政治与其他城邦非常不一样，他们完全不依赖家族声望来管理政治。伯罗奔尼撒战争反映了这个商业阶层的利益。古老的贵族家族不太关心扩张雅典的海外贸易利益，他们关心雅典，却并不关心雅典帝国。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逝世以后，雅典的民主制暴露出其脆弱的本质，出现自毁的危险。前411年，希拉求斯惨败以及联盟内频繁出现的反叛使公民大会灰心丧气，吵闹不已，结果，四百名贵族接管了政权，暂时稳住了雅典的政局。数月以后，一个代表性更广泛些的贵族会议接过了政权。再往后才恢复了民主制。战争失败后，斯巴达依然让雅典自治，因为斯巴达的目的不是摧毁雅典，而是摧毁雅典帝国，为各城邦争取独立和自主。此时的雅典出现了“三十专制者”(the Thirty Tyrants) 政权，是白色恐怖统治时期。虽然后来民主制终于恢复，但往日的社会和谐和强大信心再也没能恢复。雅典依然是民主的，但雅典城邦却是腐败和没落的，不复往昔的自信和自尊。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因为新兴的商业利益占了主导地位，雅典本来就薄弱的传统文化遭到蔑视，削弱了人民的凝聚力。阿尔西比亚得肆无忌惮地展示自己的财富，经常与政治上的朋党在一起举行大规模欢宴，而且公开同苏格拉底这样的“异议人士”密切往来。虽说政敌指控阿尔西比亚得辱神的证据并不扎实，但史家认为他的确是个疑犯。阿尔西比亚得的生活方式与雅典的平民社会格格不入，冒犯了雅典公民。前408年，雅典人请他回国主政，对他挽救危亡的能力寄予信任，但一次海战的失败却使他在前406年的一次公民大会上落选，再次迫使他逃跑以避惩罚，最终客死他乡。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虽然成为古希腊的霸主，但元气大伤。各城邦的分裂组合及内战又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文明急剧衰落。雅典更民主了，但雅典也更加腐败和虚弱了，以至逐渐默默无闻。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希腊北方的马其顿（Macedon）通过战争手段统一了希腊。亚里士多德死于公元前322年，他见证了于公元前337年召开的“科林斯会议”，马其顿在会上成了全希腊的盟主，希腊的城邦时代宣告结束。次年，马其顿王菲力普（Philip）被刺，其子亚历山大（Alexander）接替了王位。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开始了长达12年的东征，占领了北非，摧毁了波斯，进驻了中亚，一直打到印度的西部。公元前323年，他在巴比伦（Babylon，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之南）死于疟疾，比他的老师早死一年。亚历山大死后，他建立的庞大帝国如成吉思汗的帝国一般立即分崩离析，演变成几个王国，主要有安提柯（Antiochus）王朝统治下的马其顿希腊地区，托勒密（Ptolemies）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和以叙利亚为基础的塞琉古（Seleucid）王朝，统治西亚和中亚。
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所谓“希腊化时代”（Hellenization），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公元前150年以后），希腊地区被罗马征服，民主制度被废除，希腊人臣服于一个全新的，以贵族法治为代表的文明。还值得一提的是，斯巴达拒绝参加科林斯会议，是希腊世界最后被马其顿征服的城邦，也是最后被罗马征服的地区，展现了其顽强的生命力。
公元前221年，亚历山大死后一百年，秦始皇统一了全中国，先于罗马，我国进入了大一统的时代。十五年后开始了强盛的汉朝，我国的主体语言和主体民族由之得名。如果至今还有人怀疑中国大一统的功效，应当去读一读美国开国元勋们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看看他们为什么反对邦联，强烈要求联邦。 没有联邦，就没有今天的美国。自我国实现了大一统之后，包括罗马文明在内的西方文明一直无法超越中华文明。国家统一崩溃的时代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最黑暗的时代。欧洲相对于我国的落后延续到十七世纪初近代欧洲发明了具有超常内聚力的“民族国家”。当今的世界上出现了庞大的民族国家，欧洲再不联合起来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八．民主制与科学
亚历山大的东征是“希腊化时代”的开端。到罗马控制整个地中海地区为止，这个时期大体延续了两个世纪。所谓“希腊化时代”指的是由希腊人统治的王朝称为“希腊化的国家”，这个时期的文化被称为“希腊化的文化”。与近代欧洲一样，这个时期不是民主制盛行的时期，却是自然科学特别繁荣发达的时期，特别是地理、数学、物理、医学、生物、植物、和天文学。说这繁荣是“希腊化”的成就，也可以说是“东方化”的成就，比较准确地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成就。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就是在这个时候为希腊人所继承的。其实，在希腊化以前，雅典也并非唯一的科学中心。公元前六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前580-500）是爱奥尼亚的萨摩斯（Samos）人，后来在南意大利一带生活。雅典甚至也不是哲学研究的唯一中心。公元前六世纪的爱奥尼亚学派为哲学知识带来重大贡献，这个学派产生了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Thales, 前624-前547，被认为是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在天文、数学、气象学上都有贡献）和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 前540-前480，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
古希腊的科学成就基本上是在希腊原先的先进城邦以外取得的。欧几里得（Euclid,前330-前275）著《几何原本》（我国明朝末年译成中文），是世界上最早公理化的著作。阿基米德 （Archimedes, 前287-前212）是希拉求斯居民。他的名字永远同“阿基米德定律”，“阿基米德螺线”等重要科学发现连在一起，成就了他“力学之父”的地位。他发明的杠杆、滑轮等许多器械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发挥巨大作用。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恰斯（Aristarchus， 前310-前230）比哥白尼早了一千多年提出“太阳中心说”。他还测出了太阳和月亮的大小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约前275-前194）是克兰尼（Cyrene）人，曾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在西方最早应用“地理学”一词。他首次测定地球的大小；亦是应用经纬网绘制地图之第一人。希帕恰斯（Hipparchus, 120?-前127）是尼西亚（Nicaea）人，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也是数学家，发明了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模型，并把一年的长度误差算到六分半钟之内。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前约460-前377) 是科斯岛（Cos）居民。他是西方医学的奠基人，改变了以巫术和宗教为根据的传统医学观念。“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依然是医学院毕业仪式上的誓言，是医生的基本道德标准。赫罗菲拉斯（Herophilus, 约前335-前280）是查尔其顿人（Chalcedon)，是一位解剖学家，他首次把人体静脉和动脉区分开来，并对血液循环、神经、眼睛和肝脏等器官做过详细描述。埃拉西斯特拉塔（Erasistratus, 约前250，Ceos人）也是医生，在解剖学、神经系统、骨骼系统及微血管、胰腺和胚胎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无须查阅科学发展史，这个名单就可以再扩张下去。毫无疑问，古希腊是科学知识繁荣的伟大时代。然而，这个科学繁荣的时代显然与雅典及雅典的民主制没什么关系。
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是这个时代科学文明的中心，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城市，最大的学术中心，也是地中海和东方各国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居民除埃及人、希腊人、还有波斯人、犹太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罗马人等，绝非希腊的渺小城邦能比拟。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北非的埃及，尼罗河入海处，迄今仍然是埃及的最大港口。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建有著名的灯塔，被誉为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分成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研究院等几个部分。其中图书馆藏书多达七十万卷，是古代最大的藏书机构。托勒密王朝继承了东方的传统，科学文化事业是由国家来组织的，也是以当时埃及的极度经济繁荣为基础的。上面提及的伟大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曾经在亚历山大里亚做过访问研究。
九．雅典的民主制的启示
如同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以阶级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区隔为社会基础的，是阶级斗争的文明化和制度化。今天，人们以利益多元化为理由，要求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使政府中有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以求利益集团的实力均衡。西方社会有这样的传统，但中国社会没有。中国社会因为没有这个传统就是落后的吗？笔者想摘录卢梭的几段话作为评论。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一切的主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秩序的。
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普遍利益转移到个别利益上来不是好事。没有什么事比私人利益影响公共事务更加危险了。政府滥用法律的危害之大远远比不上立法者的腐化。
还应当补充说：没有别的政府是像民主政府，或者说人民的政府，那样易于发生内战和内乱的了。
如果有人要问，哪一种政府才是绝对最好的政府，他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了。各民族间有多少种差异，其相对地位有多少种组合，就有多少个关于最好政府的答案。但是，如果人们要问，怎样判断政府治理的好坏，这是可以回答的。
我总是惊异人们何以不认识一种如此简单的标志，或者人们何以这样没有信心而不肯承认这一点。组成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社会成员的生存和繁荣。而他们生存和繁荣最确切可靠的标志是什么？那就是他们的人口数量了。假定一切情况都相等，一个不靠外来移民，不靠殖民地的政府，在其治下公民人数增长最多的，就无疑是最好的政府。那个在其治下人民数量减少、凋零的政府就是最坏的政府。
总之，最好的而又最自然的秩序，便是让最明智的人来治理群众，只要能确定他们治理群众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非私利。
如果说贵族制比起人民政府来不需要某些德行的话，它却需要另外一些它本身特有的德行，比如富而有节，贫而知足；因为平等似乎不可能，就连斯巴达也未曾有过。此外，如果这种形式带有一定不平等的话，一般说来，那只不过是为了可以把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托付给那些最能贡献出自己全部时间的人，并非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是为了要使富有的人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无论贵族和寡头起多大的作用，雅典城邦的民主制的确是民主，只不过那个时代的“民”有那个时代的定义。“民”这个概念从来就是历史的，是不平等的。何为“民”，取决于当时普遍承认的社会标准。在二十世纪以前，妇女在西方国家并不是“公民”，不享受选举和被选举权。到了二十一世纪，“民”的概念与“所有成年人”仍然有遥远的距离。人是分国籍的，国籍就是对公民权利的最绝对限制。美国是不会给外国人以美国公民享有的权利的。南斯拉夫人民未能享有不被美国轰炸的权利，伊拉克数以十万计的婴儿在美国和英国的封锁中甚至不享有活着的权利。除了国籍，构成“民”之差距的还有许多重要因素，如阶级、等级、种姓、民族、部族、家庭、财产、智力、知识、地理、环境、所属社会集团势力的强弱，等等。“民”主永远不能回避究竟是由谁来做主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点，不仅马克思看到了，世界上一切可被称为“思想家”的人都看到了。看不到这一点的人，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人如何生而平等的人，要么是故意欺骗，要么就是靠吸食海洛因来思想。
西方文献大多会客观地指出，雅典城邦蔑视妇女、奴隶、甚至“外邦人”的政治权利。但这并不构成对民主制的真实批评。正如今日的美国人绝不讳言其历史上的黑奴问题，讲黑奴问题目的是赞美今天的制度。指出中国的弊病出自“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目的不是批评社会主义，而是赞美“高级”社会主义。
民主制度的关键不是民主的范围，而是多数决原则。多数决可以是一种方便的决策机制，却谈不上正义，谈不上平等，更谈不上“普世价值”，也谈不上科学或促进科学进步。
多数决依然不能解决由谁来决的问题。多数人民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代表人民多数之意志和利益的少数来决又如何呢？少数操纵多数难道不是永恒的政治规律吗？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学家，雅典的亚里士多德赞美法治；他的老师，同为雅典人的柏拉图赞美德治。最出色的雅典人没有民主迷信。
古希腊的政治制度是多样化的，这与那个时代剧烈的社会变迁相关，也同各城邦、各地区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历史传统相关。人们尽可评论制度的优劣，但所有现实的必有其原因。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不是所有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主观意志和价值观念的，社会构成就是这样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原因。所以，对某种政治制度的偏好可能导致这种制度的出现甚至确立，但同样的制度不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导致同样的结果。
不仅如此，雅典的衰落不代表民主制度衰落，雅典民主制的衰落并不代表文明的衰落，不代表科学精神的衰落。
当我们比较了古希腊的制度，才可能懂得中国传统政制的优秀。我国的古典政制有平民社会的特点，有非阶级社会的公正和稳定、又有任人惟贤的出色，故能绵延两千多年。当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特殊的，产生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
这篇文章是对古希腊历史的一个简单回顾，虽然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小学水平，却是对那些成天想“启蒙”大众民主意识的启蒙者的启蒙。认为公众是蒙昧的，却去宣扬“民主”，岂不是有些个荒唐？削弱一个流行于今的民主迷信，从而欣赏一个中国古典的绝学，是这里陈述古希腊史的目的。
注释：
关于斯巴达对西方思想的影响，当代最好的一部著作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女历史学家罗森的著作。见Elizabeth Rawson, 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orpean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罗森1988年来我国南开大学讲授西方古代历史，归国前夕竟猝死于北京，享年仅54岁。
茨威格：《异端的权利》，赵台安 赵振尧 译，三联书店，北京，1986，p. 244。
见马基亚维利的评论。Niccolo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ey, translated by Harvey C. 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Book I, 2, p. 13.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评论也类似。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 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
柏拉图：《理想国》，刘勉 郭永刚 译，华龄出版社，北京，1996。
《论语》（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说，我仅传述旧事而不著作，笃信古代制度，私效商代信古而传述之贤大夫老彭。
这里把原始部落中的“民主”习惯与民主制度区分开来。虽然这种区分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人为地区分相互联系的领域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
西方文明的三大源泉分别为，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犹太文明。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制度，与罗马政治制度几乎没有大的区别。
Norman F. Cantor, Western Civilization: Its Genesis and Destiny (西方文明的起源和命运),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place, and year .... Vol. I, p. 75.
转引自XXX,.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31.
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第一章。亨廷顿是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
古希腊人认为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七个人是普里安城邦的拜阿斯 (Bias)，斯巴达城邦的开伦 (Chilon), 林都斯城邦的克里奥布拉斯 (Cleobulus), 科林斯城邦的培里安德尔 (Periander)，米提利那城邦的庇达卡斯 (Pttacus), 雅典城邦的梭伦 (Solon)，和米利都城邦的泰勒斯 (Thales)。
《论语》（为政篇）。
《孟子》（离娄篇）。
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见《论语》（泰伯篇）。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三章“政府的分类”。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第88页。
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29页。
同上。
修昔底德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学家，雅典人，比西罗多德晚一代人左右。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任雅典将军，后被雅典公民陶片投票放逐。二十年后返回雅典。以其亲身经历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是古希腊最深刻的历史学家。
Norman F. Cantor, Western Civilization, Its Genesis and Destiny,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Volume one, p.189.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3,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Vol. 20, p.225.
西罗多德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学家，生于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哈利卡纳苏 (Halicarnssus) 城邦。因反对该城僭主，被流放到萨摩斯岛。游历遍及古希腊地区，广及巴比伦，埃及，甚至黑海北岸。其所著之九卷本《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是欧洲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故享西方“史学之父”的盛誉。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十一章“论政治体的死亡”。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6页。
见《礼记》（礼运篇）
在古希腊，神圣与体育是连在一起的，完美强壮的体格是神的形象也是人的形象。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在斯巴达地区的奥林匹亚 (Olympia) 举行，此后每四年举行一次。近一千二百年后，直到公元393年才被罗马帝国皇帝迪奥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废除，理由是该运动会有太强的异教（非基督教）色彩。奥林匹克精神属于全希腊，但源起于斯巴达而非雅典。
参见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书》）1993, v.10, p. 952。吕底亚王国位于今日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上，西至爱琴海东岸。最先制造金银货币和建立永久性的零售商店。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6世纪中期曾短暂称霸于小亚细亚半岛，控制爱奥尼亚地区。对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商业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国王克罗伊斯当时以财富著称于世，其父阿里亚提斯则开创了吕底亚的霸权。该王国在公元前546-540年的战争中毁于波斯人之手。英文单词 “Croesus” 今成为大富豪的代名词。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北京，1978年，第17页。
克罗努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 (Titans) 之一，是天神 (Uranus) 和地神 (Gaea) 的儿子，篡夺其父的王位后统治世界，后被自己的儿子宙斯 (Zeus) 废黜。
公元前546-540年波斯人毁灭了吕底亚王国。吕底亚王国位于今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上，西至爱琴海东岸。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6世纪中期曾短暂称霸于小亚细亚半岛，控制爱奥尼亚地区。
提米斯托克利：前493-492任雅典执政官。扩建海军，指挥萨拉米斯海战大败波斯军 (前480)。他母亲是妾，不是雅典人，而且不是希腊人。提米斯托克利因克利斯提尼民主改革才在前508年成为雅典公民，故是个民主制的坚定支持者，强烈要求削减贵族院的权力。在反对势力的鼓动下，提米斯托克利被雅典公民们投票选做对社会威胁最大的人，遭陶片放逐。后流亡波斯地区，终老他乡。
忒修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国王，以杀死牛首人身的怪物Minotaur闻名。忒修斯神庙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古希腊神庙。
此论详见《大英百科全书》，1993版，卷20，p. 238。俄瑞斯忒斯是希腊神话中米赛尼人的王，统治伯罗奔尼撒地区。其事迹见埃斯库罗斯三联悲剧《俄瑞斯忒斯》（或《复仇记》）。大意是，英雄阿伽门农远征特洛伊归来被妻子及其情夫谋杀，二人并欲杀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俄瑞斯忒斯历经逃亡，在阿波罗神谕的指导下杀死了母亲和她的情夫。因其杀母，复仇女神便追杀俄瑞斯忒斯，女神雅典娜召集元老审理此案。俄瑞斯忒斯认为母亲犯了双重罪恶，杀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但复仇女神认为只能为同一血统（母亲氏族）的人复仇，而俄瑞斯忒斯之母并未犯罪，因为她杀死的男人与她并无血统关系。阿波罗则说父亲是比母亲更重要的血统，母亲只是种子的培育者，创造孩子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元老们投票的结果是一半对一半，雅典娜以裁判长的身份投下决定性的一票，支持了俄瑞斯忒斯，但又在雅典供奉复仇女神以为妥协，并把复仇之名改为“善心”。这是个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典型故事。后来俄瑞斯忒斯娶斯巴达王之女为妻，成为斯巴达的王，死在阿卡迪亚地区，骨植后被运回斯巴达。据希腊神话传说，俄瑞斯忒斯之子统治时才发生了多里亚人的入侵。
米加拉位于今希腊的梅加腊市近郊，地处雅典和科林斯之间，是公元前七世纪殖民运动最重要的邦国之一，殖民地范围西到西西里岛，北至马其顿，东及马尔马拉海地区和拜占廷。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北部是其最重要的势力范围。自公元前630年开始与刚崛起的雅典不断发生冲突，到前570年丢失萨拉米斯岛，前461年被迫加入雅典领导的同盟。前446和432年两次造反，试图脱离得利安同盟，被雅典长期围困，遭贸易禁运。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前431-前404）占领了米加拉的大部分土地，但未能攻陷米加拉城。后来米加拉在罗马帝国的淫威下依然英勇不屈，其独立一直维持到公元二世纪。米加拉还以哲学闻名，米加拉人欧几累得 (Eucleides, 苏格拉底的学生之一) 在公元前四世纪初创建了米加拉学派，即智者派或诡辩派 (Sophists), 他们批评苏格拉底，对后来流行的斯多葛派 (Stoicism) 禁欲主义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希腊人特别值得称颂的是“师生关系”，在政治哲学领域，学生以深刻批评老师而闻名。
赫兹 (John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理想主义的国际主义与安全悖论）World Politics, vol. 2 (January 1950) （世界政治，第2卷，1950年1月号）。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萨战争史》，商务印书馆，卷五，第89节。
汉密尔顿，杰仪伊，麦迪逊 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年。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卷的宗旨”。第8页。
卢梭，同上，第三卷，第四章“论民主制”。第87-88页。
卢梭，同上，第三卷，第九章“论一个好的政府”。第110-111页。前一章的标题是“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笔者对以人口增长速度来评价政府管理质量也无信心。但仔细想来，一直到20世纪产生关于生育和生育控制的知识为止，卢梭的“简单标志”大约是最聪明的一种，符合历史上的多数情形。
卢梭，同上，第三卷，第六章“论贵族制”。同上，第92-93页。中国没有什么“贵族”阶层，所以孔子要求“选贤与能”，后世则更明确以公平的科举考试和官员考评来遴选贤能。
入库时间: 2003-1-9
山地 2003-3-29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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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的前途 ---潘维
文章类别: 潘维文章
文章全文: 今天有谁会宣称自己不是民主制的支持者呢？随着美国世界霸权的形成，民主思想也建立了自己在世界上的“话语霸权”，“民主崇拜”成了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宗教，百家争鸣已是上个世纪的事。1 我国的知识界不能脱俗，也普遍认民主为世界和中国的必由之路，尝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憋不住的下句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崇拜在我国的泛滥固然体现了社会抗议，甚至羞涩暧昧的革命欲望；但无庸讳言，阔论“主义”永远比研究大众面临的“问题”要容易。进口一个新的乌托邦取代旧的进口的乌托邦，乃是既性感又省力的事。
自九十年代中以来，党政官员以公权谋私利的问题突然以爆炸般的速度在神州蔓延。腐败的根源是现行的落后政体不适应新兴的市场经济。污浊的吏治，权责不明的行政，以及涣散的司法严重干扰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政治体制改革显然迫在眉睫。然而，当此民主迷信当道之日，民主化成了知识界公认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民主化能减少腐败，使市场成熟吗？
二十来年的世界民主化大潮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繁荣与进步。在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里，经济日见凋敝，腐败大幅增加，政府在衰朽，黑社会却在兴起，空气里还飘散着血的腥味儿，那是到处爆发内战的结果。就在这后进国家被西方世界“边缘化”的二十年里，中国拒绝随波逐流，顶着潮流前行，获得了令全世界惊愕的成就。
显而易见的现实打不破民主梦幻。所谓“普世的价值”象艳丽的罂粟花淹没了铁色的科学和理性，也淹没了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怀疑和批评。有那么多国家“顺之者亡”，我国则明明是“逆之者昌”，可知识界有谁挑战“民主崇拜”，质疑这“民主第三波”？
如同五·四前后，我国今日的民主派依然深感势单力薄。他们缺少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工人、和新兴工商阶层的支持。自上而下的农村“基层民主”已推行近十年，可农民们对这一“伟大事业”依然兴趣缺缺，绝无实行“生产责任制”时的巨大热情。民主派在我国人民中的“百年孤独”难道是偶然的？中国社会的百年进步难道可以用一句“专制”便否定掉？
尽管作者对“自由民主制”的成就深怀敬意，本文质疑民主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真理”，质疑其行将终结世界政治文明的帝国主义式宣传，质疑其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可行性，并提倡用开放而且实用的政治思维取代民主迷信。传统的中国曾拥有独特和先进的政治制度，未来中国的政制也可以是先进而且独特的。中国的命运不可以被什么“世界潮流”决定，更不能由什么“价值观”来决定。中华文明向以价值相对主义著称，未来的中国也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其政体首先要满足大众最现实的要求，即：制止腐败，公平竞争。
本文首先澄清民主和法治两个不同的概念，旨在破除关于民主的迷信。其次比较中西社会机制的不同，说明中国的具体条件适合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政体选择，即以法治为导向的选择。最后提出一个建立“咨询型法治政体”的具体方案，旨在使任何党派、任何级别的政府、以及任何政府的政策都受法律的严厉约束，使每一个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享受不分职位、职业、民族、和社会地位的平等。
一. 关于民主的神话
1. 什么是民主制？
二十年代流行“劳工神圣”一说。但劳工一点都不神圣，他们向来是失业下岗的先锋队。今天又有“民主神圣”一说。但民主也一点都不神圣，老百姓能作主，要政府干什么？
法治 (rule of law) 的定义非常简单，即以现有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专制 (autocracy) 的定义也非常清楚：一个或数个人自己任命自己为领袖。2民主 (democracy) 的定义却向来含混，哪怕是民主理论的大师级人物，如美国的罗伯特·达尔 (Robert Dahl)，也给不出个简明的定义。他们的定义包括目的和价值观，很难从实际意义上区分民主和专制。3 所有政体都宣称自己目的高尚，但所有的政体都不过是手段，是组织政府的方法。现代民主制组织政府的方法是：全体成年公民自由、定期地选举本国最高层领导人。民主制的支持者面临的困境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大批后进国家也定期、自由地选举本国领导人，其选举的自由和激烈程度并不亚于美国。
民主制的支持者们相信民主政府必然善待自己的人民和他国的人民。举凡发生血腥族群冲突的国家便不能归于民主制，至于美国内战是十九世纪里最血腥的战争就不能说了。哥仑比亚是个“贩毒国家”，当然不能算民主制，至于英国是十九世纪最大的贩毒国家就无人提起了。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社会经济落后，内部经常发生血腥的族群冲突，大家很少“记得”这个国家是民主国家。南斯拉夫有定期、自由的公民选举，甚至在与北约的战争中仍允许反对党及反对党媒体的活动。但只要米洛塞维奇当选，南斯拉夫就不算民主国家。英国与美国进行了两场战争，那时的英国就是专制。可美国人和欧洲人又说英国早就实行了民主。
社会主义曾被看作完美和理想的社会。如果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社会要么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么还“不足够”社会主义，顶多算是“初级”。于是“完美”的社会主义属于未来，属于梦想，属于另一个世界。“完善的”民主、或“不断趋于完善”的民主又何尝不是同一个神话呢？用未来的乌托邦说明现世的合理，用幸福的来世为苦难的现世辩护，民主思想就成了一种政治宗教。
照神圣目的定义的民主通常有包治百病的功能。社会的各种弊端都被指因缺少民主所致，所有的好处都是民主的功劳。达尔在1998年出版的《论民主》是这方面的“出色”例子。他在“为什么要实行民主”一章论述了民主的“十大好处”，即“避免专制，保护人权，维护自由，人民自主，道德自决，人道发展，维护私利，政治平等，世界和平，经济繁荣”。4 读来不禁替这位曾经非常严谨的学者脸红。他一笔抹杀了苏联和中国的成就，忘记了“第三波民主”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忘记了美国向西部扩张的战争、黑奴史的漫长、内战的血腥、“民权运动”的暴烈，以及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和八十年代的“滞胀”，忘记了美国对弱小国家的欺凌和侵略，也忘记了越南战争的起因。我国学界也流行民主迷信。《西方民主史》把庇西特拉图父子统治时期（前546-前510）划入雅典的民主时期，称为“系于一人”的民主。5 除去走向衰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年代，雅典的强盛持续了大约一百年，庇西特拉图父子统治之年占了几乎一半，是雅典的辉煌时期。但庇西特拉图分明是僭主，靠政变和暴力夺得政权，而且父位传子，怎么就成了“民主制”？世界上有“系于一人”的“民主”？该书还讨论“罗马共和国的民主制”；那分明是个贵族法治政体，怎么就成了民主制？冷战后的民主迷信有两个表征：一是把专制或法治的所有成就归于民主，二是把民主社会里的所有弊端说成民主程度不够。
无论人们为什么信奉民主，现代的民主制指的是全体成年公民自由、定期地选举本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制度。6 这种民主制并不包括许多人以为必然包括的内容，兹分述如下。
第一，民主使人民享受政治平等，广泛参与决策。今日的代议制民主是由民选领袖们作主的体制。所谓“人民主权”(sovereignty of people)， 在现实世界里其实是“议会主权”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也即达尔早年所称的“多头统治”(polyarchy)，不是什么“人民作主”的体制。7在政治参与上，赢家和输家的选民怎能平等？人民每隔几年有几分钟的投票机会，而当选的领袖决策治理国家好几年，选举人和当选人又怎么“平等”？选举并不会使人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平等，只会使政府倾向 (accountable to) 强大的利益集团，或曰“组织”起来了的所谓“市民社会”。对芸芸众生而言，真实可靠的平等只有一种，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民广泛参与决策不是现代代议制民主的特征，而是直接民主制的特征，是两千五百年前雅典城邦的制度。民主的程度与“人民权力”的大小正相关，也就是说与选举的频率以及人民参与选举和决策的广泛程度成正比。雅典的领导人通过抽签产生，频繁更换，不能连任。抽签比选举当然要民主得多，票源不受利益集团操纵，更不会出现“随大流”票，让人人有平等的参政机会。雅典的“人民”(demos) 有频繁和平等的机会参与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由全体“人民”参与的公民大会每年至少举行十次，拥有司法、立法、重大决策、及关键人事的权力，公民大会放逐领袖是经常发生的事。雅典人相信，参与国家决策的人越多，决策就越公正。他们把“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福利”混为一谈。雅典民主制仅几十年就陷入了腐败和混乱，罗马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那个制度。如果极限的民主不过如此，所谓民主是个过程，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走向更平等和完美，就明摆着是个乌托邦。今天的“西方民主制”以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为由拒绝直接民主，拒绝人民“广泛参与决策”。据说小国寡民的时代才能实行“人民广泛参与决策”。但大国为什么不行？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人民“不太了解情况”或人民决策“效率低”（比决策者愚蠢）。就技术而言，今天在美国实行频繁的全民公决，一不会比雅典更困难，二不会比议会政治更昂贵。
第二，民主导致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四大自由”是自由选举领导人的要求，民主制的确倾向四大自由，自由程度越高，选举就越公平。然而，选举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自由必须靠中立和有效的执法来保障。在缺少法治的“新兴民主国家”，是否有清晰的法律规定是个问题，但主要问题是缺少中立和有效的文官体系来保障四大自由。在缺少法治的后进国家，民主选举未能消灭针对自由言论而使用的暴力，也未能取消关于使用暴力的言论自由。换言之，民主制要求四大自由，却不提供四大自由，甚至经常以“人民多数”的名义侵犯四大自由。四大自由是由法治来提供的，特别是由法治来保障的。有法治缺民主的香港有四大自由，大多数有民主缺法治的国家却无力保障四大自由。
第三，民主意味着制衡。制衡的本意是政府机构内部的分权，如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特别是司法独立。这也是法治的范畴，不是民主选举的必然结果。选举并不导致政府部门之间的制衡，民选的领导人也不一定尊重法律规定的制衡。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民选的领导人任内经常握有近乎“绝对”的权力。很多领导人相信，他获得的选票比例越高，人民授予他的权力也越大。选举本身并不能纠正这种错误认识；相反，选举是这种错误认识的来源。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领袖缺少法治观念，特别是缺少中立、有效的司法机关，那里选出的人民领袖经常践踏制衡原则，任意干涉公务员的人事任免，直接干涉司法和公务员执法，行为上与专制领袖区别不大。缺少了有效的分权制衡，民选领袖是让专制者轮流坐庄的制度。在今日之中国，制衡常被误认为是人民通过选举对政府产生制约。殊不知在缺少法治的条件下，自由的选举要么导致无政府状态，要么使政客得以假人民权力之名，肆行无忌。此种情形难道不是经常发生的？
第四，民主能制止腐败。我国知识界不少人相信民主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西人因价值观而信奉民主；国人信奉实用主义，因为要治腐败而求民主。但民主并不治理腐败，民主制增加腐败的机会。腐败的定义是以公权谋私利。只要存在公权力及人类谋私利的倾向，腐败就不可能被根除。腐败不能被根除并不等于腐败无法被控制，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都能把腐败有效地控制在非政治性话题的程度。在发展中国家，腐败经常是头号政治问题，因为腐败导致政风颓废，社会失序，内政无能，对外软弱。从来源上讲，腐败有结构型和政策型两大类。
（1）源于经济结构的腐败。经济结构中很大或很重要的部分受公权力支配，而另一部分受市场支配，这种经济结构为腐败提供温床。最有效的治理是把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变成市场经济或者权力支配的经济。但这意味着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变革”，如中国八十年代的经济市场化，或五十年代的经济计划化。缺少革命性的变革，控制经济结构型腐败的方法只能是严格执行相关法律。自由选举领导人并不必然导致严格的执法，严格执法是法治的功能。
（2）源于政治结构的腐败。有赖竞争人民支持的竞争性政府结构也是腐败的温床。在“传统社会”里，血缘、宗法、部落、地域、族群、等关系构成种种天然的“裙带网”，获得以及维持政权要靠这个网络的支持。这就使民选的领袖必须以公权回报这个网络的私利。在缺少法治的条件下，专制或者军政府往往能暂时缓解这种腐败带来的不公正。在“现代社会”，民主竞争不以裙带关系为基础。然而，这种游戏的“公平”其实是在于大众的共识，即“成功的”社会集团应当赢得政权，赢得政权者给予支持自己的集团以政策性回报乃是正当的。换言之，比起“传统社会”政治竞争导致的腐败，“现代社会”民主制度的腐败并不减少腐败的程度，只是改变了贿赂的对象。正如达尔早年认识到的：“所有竞争型政治的实质都是政客贿赂选民。”9 不仅如此，选举需要大量的经费，经费最容易的来源是那些有钱缺权的人。以纪律和廉洁著称的德国和日本均不能“免俗”。日本文官清廉，议会政治却一直腐败。10 最近在德国爆发的腐败丑闻在西方并不鲜见。西方社会里的腐败一般不构成政治问题，原因有二。第一，民主制是社会集团强权的政治，其稳定性与人民对强权规则的文化认同相关。西方人民把强权政治认作公平的政治，认为强大的社会集团应当得到相应的政治权力来代表其利益。第二，“西方民主制”是民主加法治的制度，法权高于人民权力的意识在西方根深蒂固，人民代表的权力受法律明确制约，而且有独立和严格的执法来控制他们的腐败。
（3）源于国家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腐败。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政策为腐败提供良机，如“产业政策”、计划生育，扫黄打非。民主选举领导人增政策型腐败的机会，因为利益集团迫使国家增加政策性干预，腐败的机会也随之骤增。减少政策型腐败有两种方法：一是在“社会对政府干预的需求”和“限制政府作用”这两个重要目标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认真盘算得失。二是制定相关法律，追求严格的执法。缺民主的法治政体对付政策型腐败非常有效，香港和新加坡是明显的例证。
以往二十年的民主化浪潮并没有减少腐败，民主化使腐败迅速蔓延，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坚持说，腐败增加只是民主制早期常有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然而，问题不在于腐败会不会在“将来”被控制住，而在于民主到底能不能控制腐败，以及为什么民主化导致腐败不减反增？上述分析表明：民主选举领导人不解决腐败问题，民主增加腐败的机会。腐败是通过完善法治来解决的。没有法治，腐败就得不到解决。没有法治，民主制是脆弱的，腐败的。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腐败类型已经从经济结构型渐变成了政策型，是相对容易治理的类型，但治理的前提是有效的法治。
2．法治的内容及其与民主的不同
学界很少有人分不清民主与法治。“民”既然不是“法”，“民治”与“法治”就不可能是一回事。近代以来兴起的代议制 -- “民选代表之治”-- 与法治当然也不是一回事。法治与民主有三大基本区别。
（1） 法治与民主的政治理念不同。民主将正义或“善治”寄托在人民参与政府的程度上。“主权在民”，“议会主权”，“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等表述均体现这种理念。实行人民参政的主要方法是普选最高层领导人和公决重要的决策。民主主义者认为，普选和人民公决的频率越高，参与普选和公决的人数越多，或曰人民的权力越大，人民的福利就越能得到保障。法治则将正义或“善治”的希望寄托在政府权力受法律约束的程度上，寄托在人民的自由权利上。“法律至上”，“宪法主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表述均体现这种理念。法治主义者相信，法律对各类政府职能界限的规定越清晰，对政府违规的惩罚越严厉，人民的自由就越能得到保障。与实施民主的途径不同，树立法律权威的主要方法是分权制衡，即规定政府不同功能的机构各自独立，权力界限清楚，不可相互侵扰。分权制衡减少领导人对利益集团负责或自行其事，使之尊重法律规定的权力界限及程序，对法律负责。制衡的关键在于设立不对选民和民选机构负责的独立司法机构。有了独立的司法机关执政者就受约束，就有了惩罚执政者违法的手段。通过分权制衡 -- 特别是司法独立 -- 来实现“法之治”乃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其基本功能是迫使政府守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法治通过“基本法”告诉政府什么可以做，没有明文规定的事不能做，政府做了没有明文规定的事要受司法部门惩罚。法治也经由基本法保障人民做一切法律未禁止的事情的权利，即人民的自由权。 近代以来的基本法“宪法”特别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权。政府侵犯这种权利必受司法部门的惩罚。概言之，民主强调通过人民（代表）的权力来实现人民的福利，法治强调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即自由）。权力必须靠权力来制约，只有政府的权力才能有效地制约政府的权力。“制衡”的根本思路就是用政府的权力来制约政府。
（2）因为民主强调扩大人民参政权，法治强调限制政府权，法治与民主的主要政治职能不同。代议制民主授予人民代表统治权，使人民认可执政者的的管理，目的是建立政府，管理人民。出于这样的目标，代议制民主的核心机构是议会，重在立法。只有人民代表之多数所同意的法才是正当的法，人民才应当服从，否则就可以不服从。然而，选举本身没有能力确定人民代表的权力有多大，也没有能力确定他们在若干年的任期内如何行使管理权。法治的主要职能不是管理人民，而是管理政府。无论法从何来，无论政府是否普选产生，只要是有效合“基本法”的法就要执行，不给执政者自由裁量权。例如政府惩罚犯罪公民，公民有权通过律师和法庭来抵抗政府的惩罚，使政府不能随意处置。因此，法治的核心机构是职业的公务员体系和独立的法院，重在执法，要求政府依法办事。法治还要求，无论人民代表的意愿如何，无论基本法是怎么来的，人民代表制定的规矩必须符合基本法。若法律可以依着“人民代表”的意愿任意制定和变更，法的权威将被“人民代表”的权威所淹没，法之治就沦落为人之治，甚至人之欲。11当法的权威被人的权力淹没了，政府将不受限制，人民得到的将不是自由，而是专制者轮流坐庄，甚至是一屋子以人民的名义占据议会殿堂却滥用公权的政治流氓。在台湾，中央和地方民选官员以公权谋私利甚至有黑道背景早已不是新闻。一位菲律宾学者曾对我说，“菲律宾原来只有一个马科斯，而今却有了一整个议会的马科斯”。一位印度学者最近告诉我，印度地方议会里大约有60%的议员有强奸和谋杀之类的重案纪录，在联邦议会里则有约30%的议员有此类纪录。他真诚地指出，民主让印度人民永远有希望在“下一次”选举里选出个“好”议会。可是，印度独立后实行民主已经五十年了，没能选出个廉洁奉公的议会。如果议员们不受法律制约，以人民的名义任意立法，印度人民凭什么希望能在第五十一年或者第一百年能选出个“好”议会？官员民选与官员守法没有必然关联。相反，社会里盛行的民主迷信很可能导致“民意代表们“趾高气扬，凭着自己集团的意愿立法。概言之，民主的职能是为政府的管理权辩护，以立法为主要内容。法治的职能是以分权来规范政府的管理权，以执法为主要内容，强调政府有法必依，无法不行。
（3）因为民主强调立法，法治强调执法，民主与法治的权力来自不同的政治机构。民主以民选的立法机构为权力基础，主要是议会和民选的最高行政首长，还包括与最高行政首长共进退的政务官。法治以非民选的执法机构为权力基础，主要是不受政务官更迭干扰的，独立的和职业的公务员系统和司法系统。公务员系统不经民主选出，职责主要是以法律为准绳行使日常行政权。司法系统更非民选，职业法官的职责主要是中立地判断执政者的行政是否违法。不同的权力来源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游戏规则。民主的规则是选举加相对多数票，法治的规则是考试加独立的考绩。前者靠票数，与党派利益紧密结合；后者依赖优绩（meritocracy），以对法律的忠实为准绳。谁来保证公务员和司法系统的公正呢？职业的公务员和法官当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只要食人间烟火，他们就不可能“完全”中立。然而他们比利益集团的公开代表要中立得多，他们不必向选民负责，只对法律负责。仔细探究起来，民选官员的“合法性”并不低于非民选官员的“合法性”。执政者没有司法权，司法系统没有执政权，所以相对公正。如果只相信民选官员“合法”，就会出现蔑视法律权威，破坏分权制衡原则，违法行政，甚至肆意干涉司法的情形。近二十年来，第三世界国家普遍以民主代替专制，唯民选者“合法”，法律可以被人民代表的多数任意变更，结果是司法和公务员体系没有独立性，权力集中于民选机构，腐败不减反增，民选机构成为最大的腐败源。
简言之，代议制民主相信人民能选出好人，强调立法，认为四、五年一次“换人做做看”的机会能保证立下好的法律。法治不相信任何人，无论是民选还是非民选的领导人，因此强调分权制衡，强调基本法的稳定性，认为独立的惩罚机制能迫使政府依法办事，守规矩。我国缺少制衡传统及对制衡理论的理解，今人经常误以选举为制衡。
四、五年一次的普选并不导致制衡，执政者自己给自己立规矩的民主倒是可以导致专制。民主与专制的循环乃是寻常之事。多数专制与少数专制的界限非常模糊，何况操纵多数是少数政客的职业。法治是专制的死敌，因其强调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法西斯主义者多在公平的民主选举中上台，专制者上台的最重要表征就是以人民多数的名义停止执行宪法。
3. 民主制与“西方民主制”的区别
民主制是由人民通过定期自由普选而产生领袖的体制；专制是领袖把自己的领导强加给人民的体制；两者都是由领袖来主导政府的体制，均属人治 (personal rule )，即由领袖治国的体制。法治 (rule of law) 则指由法律来作主，法治政体指能保障由法律来统治的政体。
关于民主制优于专制的逻辑很清楚，也非常令人信服：民选的领袖并不必然比专制领袖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福祉；但民主制给人民提供定期的机会来赶走伤害人民福祉的领袖。换言之，民主并不必然比专制“好”，但一定不会比专制“坏”。但这个精巧的逻辑并没能结束关于民主和专制的竞争。民主制有个致命的缺陷：在自由与秩序的平衡里倾向强大利益集团的自由。民选的领袖需要选票才能当选，而“人民”的意愿因代表自己利益的领袖当选而得到实现。如此民主机制会产生下述三种政治结果。（1）民主制对强大（即“有组织的”或“有钱的”）社会集团的要求非常敏感，越强大的集团在政府里就能得到越多的代表性。（2）由于争夺政府权力永远是立法和行政的最大背景，日常的立法和行政事务被政治化，政治性的事务则与争夺下一轮选举紧密相关，普遍的社会正义不得不让位于争夺多数选票的考虑。（3）“人民”争夺政府权力的自由分裂社会，让弱势的群体绝望，使缺少“公民社会”传统的国家秩序脆弱。
民主选举机制所反映的“价值观”毫不“神圣”，说白了不过是用“普世价值”的闪亮锡纸包装了对强权政治的信仰。民主的“自由”是强大利益集团的自由，是对弱者的政治歧视。
发展中国家缺少法治传统，其民主制基本不受法治的限制，因此是纯粹的民主，单纯的民主。在这样的制度里，民主与专制的循环几乎是必然的。其实，保障自由的途径并不仅是民主政体一种。与民主主义不同，传统的自由主义有两大政治主张：一是在规模和职能上的“有限政府”，二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法律至上。
“西方民主制”（或称“自由民主制”）并非单纯的民主制，而是民主与法治结合的体制，是人治加法治的制度。在这个制度里，文官执法系统的独立受到尊重，不受民主选举的左右。竞争领袖职位的各方接受法定程序的严格约束，依法竞争选票，依法竞争立法和执法机构的配额。当选的领袖之间权力分割清楚，相互制衡，依宪法和立法程序立法，让决策透明，并依法保证市场和社会的公平竞争，维护四大自由。这种“法”和（民选的）“人”共治的政体取得了秩序和自由的高度统一，代表当今政治文明的最高成就。较之西欧制度，美国的制度有更浓的法治制衡色彩，通过制度的安排把人民选举领袖的权力四分五裂，亦使领袖们的权力相互抵销，从而限制了政治自由，使经选举争夺政权的门槛大大高于西欧。美国的民主传统较强，法治传统较弱，制度安排上刻意偏重依法制衡。西欧的法治传统较强，民主传统较弱，制度安排上就刻意偏重民主。美国建国之初就采用了“法律审议制” (judicial review)，非民选的最高法院可以判民选议会通过的以及由民选总统签署生效的法律违宪无效。这个制度只是在二战以后才引入到西欧。“自由民主制”就是受法治限制和约束的民主制。
“西方民主制”里的民主成分较法治成分高，其核心机构仍是议会（在美国则是总统加国会），而非公务员体系。因此，日常的立法和行政活动依然被政治化，选票的争夺战依然会被异化成金钱游戏、政治煽动，和人身攻击。在这样的制度下，“人民”的意愿还是部分地要依靠争夺选票，打政权争夺战来实现，反映出西方民主思维中深厚的强权思想，即强大的社会集团理所当然应当赢得政府对其利益的代表权。在这种制度下，经济自由同集团的政治实力挂钩，同赢得选票的能力紧密相连。当资产阶级需要经济自由，他们首先要求争夺政府权力的政治自由。当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伤害了劳工阶级的经济自由，劳工们的解决的办法还是要求争夺政权的自由，即要求扩大合格选民的范围，以较多的选票来控制（部分）政权，使立法倾向于劳工福利而不是资本家的利润。这样，“社会正义”由获得选票的能力来定义，由社会集团的实力以及他们之间的势力均衡来定义。除了为产生的领袖提供强权价值观的“合法性”，选票数量与社会普遍正义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政治上的弱势团体就应当被歧视？中国的农民占人口多数，但利益分散，政治上缺少组织，是政治上的弱势集团。
罗马法治和欧洲封建制孕育了西方社会深厚的法律主义传统，人们相信由神或“自然”而来的法权应当高于人民权力。因此，西方的法治并未以民主为条件，是先于民主就建立了的。法的权威使民选领袖小心谨慎，不敢越法律的雷池半步，“自由民主制”由此稳如盘石。倘若没有这样的法治基础，民主制会迅速腐化，频繁出现崩溃和重建的循环。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少法治传统，无力象西方社会那样熔法治和民主为一体。我们可以得出三个论点：（1）法治和民主是不同的两件事，其存在并不互为条件。（2）法治和民主在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共存。建立强权政治意识以及强权式的民主制度很容易，自由的选举日乃是展示人民权力的盛大节日。但建立法治观念和法治制度极为困难，要求建立政府官员和公众对法权的敬畏，特别是建立能够严格、中立、和廉洁地执行法律的公务员体系。（3）缺少法治的民主极易落入民主和专制循环的陷阱。没有独立和强大的执法体系，就无人能制裁政府和人民天然的违法倾向，政府的违法政策和人民的违法行为将摧毁秩序和公平。
我们可以用法治和民主这两个要素把世界上的政体分成四类，并比较它们的表现。（1）有法治有民主－－这是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表现优异；（2）有民主缺法治－－这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表现最差；（3）缺法治少民主－－这是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表现普遍优于有民主缺法治的制度；（4）有法治少民主－－当今只有香港和新加坡采用。日本自明治维新到1993年民主化以前也大体上属于这种制度。这种体制的表现与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不相上下。如下表：
(1) 所有西方国家 (2) 多数发展中国家 (3) 少部分发展中国家 (4) 香港、新加坡、1993年前的日本
法治 + - - +
民主 + + - -
表现 + - 0 +
西方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一直公认法治是“传统社会”演变成“现代社会”的根本标志。12为什么西方国家竭力推广民主而不是法治呢？因为把民主制推广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是一种象十字军东征那样激动人心的事业，带有强烈的宗教使命色彩。1831-1832年间，法国司法部官员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去美国考察了九个月，写作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他在《序论》中称：“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都只能顺应神意安排的社会命运”。在1848年革命期间，托氏为那本书的第十二版写了一篇《前言》，开篇即指出，“民主制将不可避免地扩散到整个世界”。13 托氏关于民主扩散的预言立即引起了西方世界广泛的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泰斗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提出，民主制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基础之一”，“是社会进化的必由之路” (evolutionary universal in society)。14 冷战之后，西方对民主的狂热达到了顶点。所谓“民主和平论”的潜台词就是：无论谁是侵略者，非民主国家是所有国际战争的根源；全世界都民主化了，世界就有了永久的国际和平。15
在后进国家，民主原只是发动革命的廉价口号。近二十年来却有许多缺少法治的后进国家在西方的威逼利诱之下实行民主，进而陷入困境。西方来的“主义”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称霸已经不是头一遭了。以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我们怎么就不能挑战这些“主义”？动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苏联随波逐流垮掉了，中国凭什么非得随波逐流？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出令举世惊叹的独特政治文明。子孙无能，非要拾西人牙慧，重蹈苏联的覆辙？
政体设计的基本出发点是在一国具体的社会和经济文化条件中寻求秩序与自由的平衡。西方民主制之所以成功稳定有赖三大基石。第一是法治，法限制“人民”的权力，提供社会的普遍正义。第二是对强权政治合理性的共识，谁裹胁的选票多，谁当领袖就有“合法性”。第三是社会分成大型利益集团，彼此利益分际清晰，容易形成势力均衡。这三大基石并不必然存在于其他文明之中。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并没有创造出法治传统，也没有导致关于强权政治的文化共识。中国社会既没有造就真正的大型社会利益集团，更谈不上大型社会集团之间的清晰利益分际。在这种条件下，通过民主的方式挑动社会分裂是非常危险的。阶级概念引入我国后，我国没有形成西（北）欧式的劳资政三方势力均衡的“阶级合作主义民主”(corporatist democracy)，也没有导致由大型利益集团实力均衡构成的美国“多元主义民主”(pluralist democracy)，我们得到的是敌我不清的激烈社会冲突，是从民粹主义，到精英主义，到暴力主义，再到“专政”的过程。16 虽然这种“阶级斗争”达到了“社会动员”的目的，当我们不再需要社会动员，为什么还要挑动社会冲突？为什么要强迫人民接受选票强权的价值？
二. 特殊条件下的特殊选择
1. “封建”的欧洲和“传统”的中国
为什么中国至今没能实行民主制？用经济社会指标的差异来解释显然不能服人。我们先比较中西方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同历史条件，然后解释为什么两者会有不同的政体选择。
一千三百年前，法兰克人的王国开启了西欧的封建制时代。大规模的农牧庄园是其经济基础，封建等级制构成其社会基础，政治上则由诸侯、领主伙同教会势力进行统治，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这种封建社会呈四大特点：（1）缺少经济自由；（2）缺少政治公平；（3）强权是政权生存的条件；（4）与神权相连的法权是权威的源泉。17
两千三百年前，商鞅变法结束了中国式的“封建”时代，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由此开端。18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这种社会的经济基础，分化不明显的小农家庭构成其社会基础，政治上则是皇帝率领文官系统伙同地方乡绅进行统治，拥有世俗和大一统的中央政权。这种世俗的“传统社会”与西方宗教的“封建社会”有非常不同的四大特点：（1）拥有深厚的经济自由传统；（2）拥有独特的政治公平；（3）“德政”而非“强权”是政权生存的条件；（4）道德原则而非具体的法律是权威的源泉。
西欧的封建制基本不允许买卖土地，而农奴的人身依附又导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因此，西欧的经济自由是受到严重限制的。封建等级制规定高贵的血统是参与政权的基本条件，政治因而成了少数固定阶层的特权。在弱中央强地方式的封建制里，诸侯领主之间存在激烈的争斗和频繁的战争，到处是“危邦”或“乱邦”。强权是政府生存的条件，法权则是权威的源泉。换言之，欧洲的封建制强化了自希腊和罗马时代就培育起来的强权意识和法治传统。“自然法”既然是“神的意志”，就能代表俗世的最高权威。19
传统的中国成就了一种独特而又先进的政治文明，即以公平考试产生文官政府，以道德原则治理官吏和国家，以有限政府保证经济和社会自由。根源在于我国社会与西方有很大差异。
（1）我国具有深厚的经济自由传统。经济三要素－－劳力、土地、和货币－－的自由流动是经济自由的基本标准。自公元前356年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开创了小农社会，买卖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权）的自由一直是我国不言而喻的社会准则，唯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是个例外。虽然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权体制，两千三百年的经济自由传统却使计划经济极难建立，很难稳定，非常容易垮掉，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也因此很容易成功。我国目前国内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脱节，名义关税与实际关税的反差，以及对外汇和走私控制的乏力，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深厚的自由经济传统。香港和新加坡连年被评为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实在没什么好奇怪的，只是顺应了华人社会的一个悠久历史传统而已。同样，台湾政府也无力阻止岛内商人与大陆的自由经济交流。
（2）我国具有独特的政治公平。为适应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小农的社会，中国首创官僚制，皇帝以下的传统政府向所有男性开放，不以血统定尊卑，没有财富标准，没有“年龄歧视”，甚至没有国籍限制。自一千四百年前隋唐开科举取士至1905年废科举的大约一千三百年间，公开、公平的文官考试录用制度创出无数“布衣宰相”以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佳话。在以往的五十年里，“高考”依然是加入政府的最主要和公平的途径。在今日仅剩的几件公认的“公平”之事里，“高考”依然高居榜首。在我国乡村，民选村长的权威不受尊重，因为人数较多的氏族总能获得选举的胜利，公平性便大成问题。在香港和新加坡，文官系统在体制上享有比民选议会大得多的权力，但那里的人民并不感到不公平。日本在1993年民主化以前，议会的效用和地位也远不及文官系统。20
（3）“德政”而非“强权”是我国大一统政权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孔子（前551－479）和柏拉图（前427－347）都认为政府可以依赖道德教化。孔子告诫统治者要“为政以德”。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1 意思是说，用政令来领导人民，用刑法来惩罚人民，人们只求免于刑罚而不存羞耻之心。如果以人格的道德来感召人民，用真诚的礼仪使人民团结一致，则人民存羞耻之心，会善从在位者的领导。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孔子的思想颇为相通，但两人均身处“危邦”和“乱邦”的世界，大道难行，都只得开馆授徒。22 现代之前的欧洲一直乱邦林立，柏拉图也就一直是乌托邦的同意词。孔子逝世350年后，其“德治”思想因大一统的中国获得了实践机会。公元前130年左右，汉武帝刘彻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孔子思想以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此后历朝历代都尊儒家道德准则为正统的治国之道，不恃强权。传统的中国政体不设专门的税收和司法� 